在小组会上，宋振业检讨自己犯了罪，而我只是在小组会上检讨自己犯有错误，从而激起潘复生的强烈不满。于是连续出了好几期简报，登载各小组批评我认识不高、检讨不深。说实在的我所在的小组只是有了这几期简报之后，才有个别人对我有比较激烈的批评。
我这个人有一个坏毛病，对我进行同志式的批评，我心悦诚服，就是不怕压、不怕吹胡子瞪眼睛。我明知总理对于我的态度，这样压我、批我是不公道的，是违背中央精神的。但是我是省革委会常委，又不能拒绝来自基层的批评。这是我有理没法说、有话不能说的苦处。潘复生正是利用这一点。
就是这样，潘复生在扩大会上连续两次在晚上召开批斗我的大会，由宋振业陪斗，杀我的回马枪。每一次潘复生都派自己的妻子坐镇现场指挥。我是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常委，就这样随便开大会批斗，并且还用专车把会外面的群众拉进来揭发批判，在全省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此后，在全省范围内，不少地县及基层革委会也开始随便在开常委会时批斗革委会成员甚至主要领导人。
在省革委会全会扩大会议还没有闭会，潘复生不经请示中央批准，竟将我和宋振业隔离审查，在一零七四栋，安排105、109两个房间，分别安排宋振业和我做反省室，派人轮流看管，直到1969年5月，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这期间，共组织对我的大小批斗会近十次。其中有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省政治委员会、工代会和贫代会成立大会、哈医大以及哈师院师生大会等。
有一天晚上，省革委机关开会，因为等潘复生到会，个别人起哄，就把我和宋振业拉出来批斗了一番。
所有这些批斗会都是让捍联总的人出来搞批判，最经常发言的就是我在前面介绍的L××。我在一次同专案组谈话时，对专案组组长张××说：所有这些批斗会都是用捍联总出来揭批，你不觉得是违反十二条吗？他向我拍桌子，我也拍桌子回敬他。
我说：“因为我是省革委会常委，群众可以批评我，但是你是省革委文革组的，你现在又是我的专案组组长，你有责任把我的问题搞清楚，而没有任何权力对我吹胡子瞪眼睛。我也不怕你这一套。我这个人就是不怕恫吓，不怕高压。”
他同我谈到所谓绑架、谋杀潘复生的问题时说，别人供认不讳了，要我认帐。我说：“这纯属子虚乌有。别的问题，批判缺点错误，调子高一点、低一点，我并不在乎。但这个问题牵扯法律犯罪问题，必须毫不含糊。听说你是学法律的，你应该懂得这一点。”
他这以后就对我和气多了。
在反省室里，还有一位专案组的B某受张某的影响，也跟我大吼大叫，我也对他很不客气，严厉回敬他，他以后再也不那样蛮横无理了。
潘复生搞我，真是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在一天晚上，把哈师院院系两级主要炮轰派头头拉到省革委驻地一零七，对我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面对面地“揭批”。这是一箭双雕之策：通过现场考察炮头头“转变”的真实性，并警告我已经孤立，不要有侥幸心理，好好交待问题，以争取主动。结果这些同志很机智地用一语双关的问答回敬了他们。比如：
“你认识我吗？”
“你记得有一次，你说潘复生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不是攻击我们敬爱的潘政委是什么？”
“你引用毛主席语录说，凡是镇压群众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潘复生也好不了。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你看见了吧？我们都来揭发你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老老实实交待吧。”
如此等等，弄得主持者大为扫兴，只好草草收场。
潘复生开始收拾我和宋振业，于是，全省依葫芦画瓢，完成了整炮轰派的计划，实现了捍联总一派掌权。
根据预产期，玉梅将在12月末临产。我几次通过专案组向潘复生要求，见一见妻子商量这件事，可是好几天不见回复，我只好向看守人张文鸣再作说明。我向他说明了我的想法。他得知原委之后，多亏他多方工作，我才在反省室得以见到玉梅。
我俩商量：关键是孩子出生之后，我们没有房子住，孩子不能跟母亲住独身宿舍。玉梅觉得住母子间太苦，也影响她上班；而我这一方，正在囹圄之中，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何谈与妻团聚并养儿育女。以目前之状，在哈尔滨分娩，谈何容易，没有父母的安身之所，哪有孩子的立锥之地，送、接医院就是个大问题，找同志照顾，又怕连累别人，如果因为帮我而株连他们，我们怎能安心。再者，我经常挨批斗，什么情况她都会听到，这对坐月子不利。不如回南方老家生孩子，住满产假之后，把孩子放在老家，请人照看；同时产期离我远，眼不见，心少烦，可能也少为我担点心。不过，对于一个临产的人，要经过长途坐火车劳顿，也可能有不测。因此，我们商定及早动身。玉梅善解人意，很理解我，同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天人感应。12月12日下午，老天也不忍目睹我和临产的妻子甩泪在一零七门口作别。北风怒吼，天色灰蒙，彤云压地，清雪飞扬，街道上不见行人，一零七内外躯干高耸的榆树，在凌烈的寒风中也在瑟瑟发抖，几片未曾掉落的枯叶，随着这时大片大片的雪花，依依不舍地从树枝上离落，更增添了妻离子散的凄惨。我眼睁睁地望着她泪流满面、顶着雪花、步履蹒跚地走出大门，多次回头向我挥手，一再示意要我注意照顾好自己，我强忍住眼泪以双手紧握之式回答她。我实在对不起她，在出门时连连向她打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她按着我们的约定给我打电报。在此之前，我们曾约定：生了女孩叫“志武”，生了男孩叫“志勇”，意思都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同潘复生斗争到底。
送走玉梅，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反省室。玉梅当时双脚都已胖肿，原来的皮鞋穿不了，只好买了一双大布棉鞋，可没想到过不几天还是伸不进脚，于是将大棉鞋的后跟处剪了个大缺口。就是这样穿了这双大布棉鞋，左手拎着装满自己衣物的一个大袋子，右手拎着装满自己缝制的孩子的衣服和她自己也不能名状的布、片之类东西一个大袋子，由我们的几位老乡、朋友送上火车之后，自己步履维艰地挤进了一个普通平板车箱里，一位在秋林工作的广东同志，见她如此大腹蹒跚，忙打听情况，热情地帮她找了个座位，安顿好行李。这位来自广东的同志，约四十出头，个头不高，身体结实，为人主动热情，事情想得周到。玉梅每每回想起这位忘了问姓名的老同志，刻骨铭心，总觉得感激不尽，难表谢忱。
上车以后，她的心即回到了我的身边，情感再也无法控制，眼泪夺眶而出，她赶紧把脸转向车窗。人们欲问这位年轻的孕妇为什么这个样子还要远走回乡，她不敢作答，急忙擦干眼泪，强装镇静。
好人有好报。在北京下车后，她又遇到一位回湖南的解放军战士，这才告别了那位去北京出差的广东同志，坐上了去长沙的京广路火车。
因为劳顿，加上心绪熬煎，她感到腹部有明显的下坠感。于是她恳请那位解放军战士再助她一臂之力：她决心在岳阳下车，投奔她的舅舅家。舅舅、舅妈在岳阳铁路部门工作，对她特别疼爱。因为到了长沙之后，还要乘汽车跑上百里的沙石路，以她现在的感觉，怕难以如愿。于是这位解放军战士求助于列车服务系统，给岳阳她舅舅家拍了电报。15日12点多钟，由这位解放军战士搀扶，下了火车，由舅舅、舅妈接站来到了他们家。还未来得及向舅舅、舅妈请安，她就有强烈的不适之感，觉得孩子在召唤她，急于要见她、见世面。于是舅妈即送她去医院。第一家是区医院，大夫诊断说：“已经听不到胎音。”
她当然没有听到大夫说什么，但是当她知道去第二家医院——岳阳市妇产医院也表示不能收留她时，她意识到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她想，他说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就不往坏处想。舅妈当即决定再送她到到岳阳市人民医院，经仔细检查，大夫告诉她：“胎音正常，只是稍弱一些。孩子体位也正常，放心吧！”
这时她破涕而笑。这是孩子出世前母亲的最欣悦的笑容，谁知道这里蕴藏着多少艰辛，寄驻着多么大的热望。
1968年12月16日零时16分，我的女儿在岳阳市立人民医院降生。
第二天我接到电报：“我和志武都好”。
这短短的六个字，是我们在哈尔滨商量好的。它包含着母女平安以及我们的一切约定。见到它，仿佛读到了她写给我的万言书：一切不尽之言都在其中。我的心这才稍感平静，长舒了一口气。但一想到她度日如年，一身疼痛和满腔心里话向谁倾诉时，我就不敢再往深处想，强将自己的眼泪向肚里流，把自己的思考移向别处：这一切，有一天我要把它写出来，告白于天下，让人们知道时至今日，竟有这样整人不眨眼的人。
她后来还告诉我，挺着大肚子来到舅舅家，舅妈问：“你这个样子正美怎么还让你回来？”
她没有回答，眼圈潮红。
“出了什么事了？”
她没有回答，眼泪簌簌而下。
舅妈不再问了，也许有难言之隐，她只有用爱来慰藉这位外孙女，而把满脑子弧疑埋在心头，后来也没有机会向她诉述原委，直到她谢世。我想，以慈爱为怀的这位老人，也许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的蹊跷，而感到难以忘怀。
她俩在舅妈家住到满月。那段日子多亏舅舅、舅妈照顾。1968年的冬天，岳阳市特别冷，最冷时达到摄氏零下十一、二度。南方室内室外温差不大。她和志武住院期间，舅舅、舅妈天天送吃的、用的，换热水袋，不待细言。回到舅舅家，舅妈拍她和孩子冻着，到市里买来最好的木炭，生着旺旺的火盆，做了一个八斤重的棉被，唯恐她们母女冷，以致于玉梅因为太热而打被左膀受了风，把舅妈急得团团转，费了好多办法才把她的膀子治好。
孩子刚满月，母女俩就踏上了回长沙东乡的南下火车，同舅舅、舅妈挥泪而别，由志武舅舅堂德用手推车把她们从川山坪火车站接到我们老家——新田里，约有六十多里的路程，用了大半天，从上午10点多钟直到晚六、七点钟。
我家和她家隔着一条大花河，她家在东南方，与我家成斜对角。顺风时呼叫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毋庸说她回家同我父母和我岳母相见时的心神绞痛之情，也不必诉说她带着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一路颠簸的皮肉熬煎之苦。只要知道从城市来到乡村这条件变迁的差异，就可以想见她的境况和心情。同时，她又考虑我父母、她母亲年纪大，怕他们担惊受怕，白天强装镇静，不能对他们讲真话，他们问及有关问题只能曲承应对，言不由衷，更增加对我的牵肠挂肚和百般难言之苦，晚间思想起来，伴着孩子暗自流泪，常常难以入睡，或在恶梦中惊醒。因为上火，乳汁早已变成眼泪淌干了，孩子完全依靠喂奶粉和大米糊糊，使之难上添难。孩子白天喝糊糊，晚间喝奶粉。
当时我的两个嫂嫂的子女也带着孩子，我父母经常忙得不可开交。这回挤出时间帮玉梅，弄得好挑理的嫂子好大的意见，说一些很不中听的闲话。
我父亲一生节约成癖，加上农村柴火本来甘贵，帮着煮大米糊糊时，常常用小火炉支两根松木条加点火炭，火不旺就忙着用吹火筒小心翼翼地吹火，费了好半天，糊糊好歹煮熟了，可弄得糊糊上面蒙上了一层柴火灰，他老人家眼神哪能看着。玉梅见状，既不敢喂给孩子吃，又不能埋怨爷爷，只好央请我其嫂帮忙再煮一锅。晚上喂奶粉也是件难事，隆冬腊月的江南农村，半夜起来冷得很。因为天冷，孩子尿也勤，尿布常常不够用，就点竹制烘炉烤干。有时烘炉不够，还得生火烤或者放置在烧饭的灶头上烤。我父母亲年岁高，眼神不好，也常常因为没看清，把洁布给烤煳了，甚至当成了柴火送进了灶门。
最艰难的是那年天气特别冷，先是我们家里的人患感冒，她担心孩子受传染，就搬到我岳母家去住，没成想两天后我岳母全家——我岳母、她的两个弟弟、弟媳妇以及三个孩子也病倒了，而我岳母则患有严重的哮喘，咳喘起来常常是上气不接下气，有时一口气要喘上好长时间，才能顺过气来。这样，她既要做七、八个人的病号饭菜，又要搞卫生、打扫房间。而她又酷爱清洁，这就增加了她的劳动量，弄得身心疲惫不堪。她得对母亲实行特别看护。特别是晚间三番五次地起来为母亲锤背揉胸。一开始带孩子没有经验，只喂奶粉和米粉，加上奶粉太浓，没有维生素，孩子一两天不大便，孩子哭，她也哭。
这就是1969年5月初，玉梅把孩子放在老家，回到哈尔滨对我诉说的一些事实的梗概。
“两家人都病倒了，大人哼，小孩哭，既要照顾老的又要看好小的，孩子常常尿了便了，真是放下小的，要扶老的，我也快不行了。我的心真难受极了。我实在受不了。有一天孩子大哭，我再也忍不住了，也号啕大哭了一回。但到伤心处，又想起你的叮嘱，我不能这样。那时我真曾想到过死。你信不？”
“我信！”
我怎能不信。正是在潘复生的政治迫害下，于天放、欧阳湘、穆国兴等人就是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写入了人间悲剧的新系列。
潘复生为了贯彻他的反右倾路线，还从两个方面发动了他的攻击战。
他首先发动了空前的对宋任穷的讨伐。
从1968年4月开始，潘复生于4月14日、16日、5月11日、21日，以省革委的名义，向毛泽东、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沈阳军区四次呈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材料，称宋是“漏网走资派”。
从1968年6月29日开始，到1969年2月5日，潘复生以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