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性掌权、反右倾错误和清队严重扩大化的问题。绥化地区的一些地、县革委会的干部，以考察八一厂为名，到工厂来看我、考察我。他们了解到，我在厂里，以一个普通工人身份出现，在这里积极劳动，除干普通工人的活以外，还活跃在车间、工厂，积极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宣传鼓动工作，出板报、美化车间环境，在工厂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在这个期间，绥化县召开党代会也邀请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省里派到厂里来的整党工作队，这时也来到厂里。他们了解了关于我的大量的事迹，也为我美言并加以传扬。在他们酝酿八一厂党委领导班子时，全厂绝大多数党员极力推荐我当党委书记，工作组打报告向省里请示。
刘光涛来黑龙江省以后，省里召开重要的会议也通知我参加。自省里召开传达庐山会议关于批陈（伯达）整风之后，我基本上就又回到省革委会工作了。有关这些情况，我将在下一章来叙述。
“物极必反”，“30年河东，30年河西”，我们的先人的这些话，真是对世间政治、事物演变、迁延的最生动、最形象的历史概括。潘复生1967年从北京学习班回哈以后，置总理教导于不顾，背弃诺言，撕毁协议，变本加厉地镇压炮轰派，不断大搞反右倾，打击了军干群三个一大片，又在70年征过头粮，致使全省从城市到农村，人怨沸腾，把人心搞散了，积极性搞没了，生产搞下去了，社会搞乱了，终于走向反面。对于潘复生的所作所为，全省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通过各种方法、各种途径，反映到中央，最后反映到毛泽东、周恩来。于是，中央先从组织入手，接着又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和步骤，来解决潘复生的问题。
1971年3月16日至6月6日，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召开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以整风的精神，对潘复生的错误进行了揭、摆、批。中共中央派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以及毛远新、江拥辉到会，具体指导这次会议。会上一再要求我作一个长篇揭发性的批评发言，但我没有这么做。应该说，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讲，对潘复生整群众、整炮轰派的问题要揭要摆，然而我想了这么几点：一则这时我出来揭潘复生，从感情上，淋漓痛快，但由我自己控诉揭批，不如让别人讲，更为客观有力；二则，我出面揭批他镇压炮轰派，搞反攻倒算，难于掌握说话的分寸，特别是有些跟潘复生很紧、很近的同志，一时还没有转过弯子来，有打横炮、伤及其他同志之虞；三则，既然是整风，我就应该处以公心，摒弃个人恩怨，努力从批评错误、团结同志的愿望出发。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潘复生的要害之处，人们最恨的也就是他的两面派思想作风，我觉得这是他走向反面的根源。而且，我还认为，耍两面派，当面说好话，背后骂娘，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这是党内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内斗争的最大隐患，可怕的定时炸弹。
我在上大会发言前，曾经把我的上述顾虑和和发言内容的构想，征求过哈师院内外一些人的意见。我找了胡云飞、任万新、李阁卿、徐永江、杨桂宾、魏醒学、张锦龙、董学章等人，也找了绥化地区参加会议的田玉和、左明（原地委副书记、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等人，坦诚地同他们交换了看法。我说：
“我不应该在这时候露什么锋芒，给人这么一个印象：这该是他出气的时候。如果我的发言落了这样一个恶名，我就不如不发言。”
他们对我的这些想法表示赞赏，认为我这样做，体现了一个年轻无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胸襟和情怀，同时也觉得从思想方面来揭发批评，更能体现我现在所持的态度和风范，也便于使他以及党内包括我自己，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认识潘复生犯错误的教训。他们还同意我这样的观点：潘复生的致命之点，就是在党内不说真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表面上显得谦虚、慈悲，甚至在关键时刻，掉几滴眼泪，做鳄鱼之态，很能迷惑人、骗人。于是，董学章建议我把“鳄鱼的眼泪”作为发言的正题，副题为评潘复生同志的两面派思想作风。在会上我作了二十几分钟的发言。
“鳄鱼眼泪”，典故出自西方古代一个传说。讲的是鳄鱼吞噬人畜之时，一边吃，一边掉眼泪，说明鳄鱼的伪善。
我在发言中通过揭摆文革初期，他白天支持造反团，晚间支持八八团；在处理两派问题上，在中央搞假检讨、回哈不认帐，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诸种事实，进而指出他阴暗的心里、搞两面派的政治品行，受到与会者的热烈鼓掌，也得到陈锡联的首肯。我的发言不长，但犀利、辛辣，如会议当天总结所言：击中要害，触到了潘复生的灵魂深处，帮他找到了思想作风上的根源。
潘复生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定为破坏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此后，他被进一步审查，并以历史上被捕存在的问题，报经中央批准，定为“叛徒”。打倒“四人帮”之后，1979年潘复生的叛徒定案予以平反。传说他闻知平反通知，兴奋过度而使心脏骤然停止，终年71岁。
1971年8月16日至19日，中共黑龙江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我在这次会上当选为省委委员。
1973年我参加省委“抓基层、打基础”基本路线工作队，到哈尔滨锅炉厂搞基本路线教育。
197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筹备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初，省委向中央呈报的代表名单中没有我。总理在审阅黑龙江省名单时，给省里打电话，要求增选我。
一天，我到一○七开会，作为大会工作人员的张文鸣见到我：
“恭喜你！”
“喜从何来？”
“你当选十大代表了。”
于是他把我拉到一楼礼堂里的一旁说：
“原来省里报的名单里没有你。是总理亲自点的你。总理在谈到造反派时说：”黑龙江省的范正美就不错嘛！在中央批省革委领导时，他没有向中央提什么要求。他当时是可以、有机会提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后来在两派问题上，他向潘复生提出了批评，也表现不错嘛！像这样的造反派可以当代表嘛！“就是这样因为总理提名，我当上了十大代表。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巅峰。
这一天晚上，我怎么也不能入睡，思绪就像一匹脱缰的烈马无法收回来。我想，我这个农家儿，文革前受党的教育、指引，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在一片优秀学生的喝彩声中，前进之路一帆风顺。文革中卷入了激流的旋涡，是周总理排除险阻，从潘复生的铁拳下救了我，这才得以幸免，保存了一条生命。
我回想自己的文革之路，特别是多次见到总理的情景，不能自已。每一次总理对我的教诲，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帘。自从1967年3月汇报以后，总理对我十分关怀，一有机会就给我鼓励和支持，指正我的缺点、错误。
1967年3月，我作为省革委负责人之一，受到总理的亲切接见，总理关于黑龙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还记忆犹新。总理担心我们思想不通，先派人同我们交心，让我们推举潘复生、汪家道作主要负责人。
1967年9月，总理第一次接见炮轰派汇报团10人。总理一眼就认出了我，使我非常感动。当我汇报关于潘复生镇压炮轰派，群众“都”有意见时。总理说：“怎么说‘都’，这样说不妥。这是不可能的，对于任何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总理一面记笔记，一面说：“你看，我就不写‘都’字。用多数比较科学。”
当问到一个问题时，又加上有人插嘴，总理见我有些犹豫，似乎有什么难言之处不敢言，表达的言语显得不明确。总理说：“要有自己的观点，不要考虑他们（指炮轰派的不同说法）怎么说，否则就没有立场。”于是我重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总理满意地笑了。
当汇报潘复生随便整人，总理说：“他不敢整你。”边士军说：“整他也一样，就像抓小鸡儿似的。”总理“嗯”的仰首一笑，表示理解。
在一次总理同时接见捍炮两派代表时，当捍联总一位代表指责全是炮轰派错误时，总理问我：
“范正美你说说，你是学政治的。”我站起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炮轰派确实是有错误的，但省革委会应负有主要责任。省革委会这样对待群众的态度是不对的。”
“这就对了，不能只是指责别人，要多作自我批评。”
我又想到总理最后一次接见全体代表时的慈父般的谆谆教导。
想到这些，我再也不能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热泪滚流。又想，现在总理亲自提名我当十大代表，这是总理对我多么信任啊！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总理还念念不忘，在选党的十大代表这样一个庄严时刻，总理亲自提名，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我真幸福有愧啊，我一定要对得起总理。
在我的后半生，我总是以总理对我的信任来鞭策自己，警告自己不要辜负总理的期望，做对不起总理的事情。当我遇到困难时，一想到总理的音容笑貌，就立即感到精神抖擞，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没有不应该努力的理由。当自己取得某些成绩时，我的耳边总是响起总理的教导：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告诫自己不要骄傲，要学习总理那样，虚怀若谷，永远谦虚谨慎。写到这里，说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我深信，如果总理健在，我决不是这个下场。正是想到总理，使我的精神倍增，决心在逆境中做出成绩来，以证明总理对我没有看错。目下，国内外许多人对共产主义发生怀疑、动摇，以加入否定、谩骂、丑化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列为快，我似乎听见了总理的呼唤：今后可能错误占上风，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共产主义的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从而，坚定了我对共产主义的必胜信心！这一点，我还将在后面再予以补叙。
第六章 昙花再现
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汉］王充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楚］屈原
假象需要时间揭穿，真理有待实践检验。错误的东西，立于荒谬、虚妄的根基，难逃崩溃、揭批的厄运，在某种条件之下，也可能迁延时日，但总会受到历史的清算，而文革浓缩的特殊历史条件，在毛泽东领导下，更使我们树立了这种强烈的信念和希望。毛泽东驾御文革航船，始终把人心的向背、人民的疾苦，作为他掌舵的重心；他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关注人民痛痒的各种信息，注意倾听来自最底层的不同呼声，不断调整失去的平衡，极力纠正走偏的航向。人民在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关键时刻，总是把希望的目光投向自己信赖的领袖毛泽东、投向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相信毛泽东、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能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对的，改正错的。黑龙江省的文革轨迹，勾画出了这一亮点。早在潘复生办我隔离审查之时，我几次握笔想投书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申诉并进一步反映情况，终因资料掌握太少，而未能成稿。
在文革中，毛泽东多次通过生动的历史故事，谆谆告诫各级干部，力图实施政治高压，制造的平静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极不稳固的，更不应该为共产党人所为，因为它压制的是人民的脊梁，压力越大，人民的反抗力越大。潘复生的高压及其残酷性，致使全省挨整、受压的干部群众纷纷上访、或者写信，向毛泽东、党中央申诉，许多正直的领导干部还通过参加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等方式，积极向中央申诉这方面的情况。这样，对于黑龙江省派性掌权、清队扩大化的问题，中央早就有所发现，并适时作出指示加以纠正。
1969年以后，中央和国家领导对潘复生作过多次批评，如1970年7月，周恩来接见一机部四十一厂学习班时，明确指出“黑龙江省山上山下派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地方是一派掌权，总的根子就是派性没有消除，问题在下面，根子在潘复生那”。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并鉴于战备（上章那位小将的信可见一斑）的需要，中央派刘光涛来黑龙江，调整了黑龙江省的领导班子。
根据刘光涛关于调整、加强省革委常委班子的建议，经过酝酿，于197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1）同意由潘复生、汪家道、刘光涛、于杰、刘思聪、郭强、袁俊、曹志、傅奎清9人组成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由潘复生任组长，汪家道、刘光涛任副组长。（2）同意增补于杰、夏光亚、苏民、刘思聪、谢长华、张春和、张备之、曹志、聂士荣、唐金枝、马占春、宋振业等12人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3）同意增补刘思聪、曹志、关荣珍、王苏民、任茂如、苏民、张斌、张春和、张备之、郭海波、夏光亚、谢长华、于洪亮、林云喜、冯连发、高凤志、马占春等17人为省革命委员会常委。（4）免去游好阳、张午、张万春、毛远新、郭强、张多树、张魁印等7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
由于刘光涛初来乍到，加上他的谦恭、随和的个性特点和良好的愿望，无力抵制潘复生的顽固不化和老谋深算，这次班子调整工作，潘复生实际上仍然起了主导作用并强化了他的用人。刘雪峰后来对我说：
“在讨论增补副主任时，潘复生找过我。他说，你不是工人，你是个夜校教员，还是知识分子。这次要求增补工人，希望你能理解。要求有一个炮轰派代表，当然只能选宋振业，不能让范正美上来。宋振业态度好，范正美到现在还不认错。”
到1969年以后，潘复生的问题已经暴露无余，并且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根本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