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中技毕业生从事中专教育，既感到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表明我具备一定的水平，又感到知识的匮乏和饥渴。因此我特别勤奋和努力。一是抓紧时间读书；二是认真备课，努力搞好教学，并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我想，我一定要把教学搞好，不要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我遵循母训：做什么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最好。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个出色的政治教员。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达到自己定的这个目标，艰苦奋斗，付出比别人多的努力并安排好时间，有计划地进行。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在当时提倡读毛主席书的时候，《愚公移山》这篇小文章真正激励了我。
当时，我感到自己的主要问题是读书太少、知识不足。我贪婪地如饥似渴地学习。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汤余丰。根据他的指点，我定了个自学计划，从三个方面抓读书，使之既适应当前需要，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我的基本做法是，结合形势选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结合教学选读基本教材和报刊；结合个人文学修养和思想进步选读有关教材和著作。同时，我约半个月左右准去一次新华书店或旧书店，寻找出版文脉和旧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60年到1962年，我每天5时起床，锻练半小时之后，就进教研室读书，到7时半到食堂吃早饭；晚上6时半开始，再次回到教研室读书，9时半回寝。早晨，主要是配合《中华活页文选》（共四册），读高中语文课本、文学知识和诗词。那时也没有其它娱乐活动，天天如此，雷打不动，使我读了不少书，大大弥补了文学、诗词知识，提高了对古文的阅读和理解力。
1958年，玉梅从农村考到武汉钢铁公司工作。到60年代初，我要求将她调来哈尔滨工作，学校领导很快就同意了，要人事科办理有关手续。6月份，没想到武钢人事部门办事过于从简，不给这边回信，就打发林玉梅带着她的人事档案，到哈尔滨来转工作。我当然是喜出望外。这回，我们不用再唱牛郎织女会天河了。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哈尔滨的人事、城市户口一律实行冻结。学校有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俩更是跑断了腿，到处说好话，也无济于事。无可奈何，我们商量，她只能再带着档案打马回程。这件事我一点也没有为难学校，对此，学校领导多次表扬我，认为我能从大局出发，克服自我，表现了良好的思想品质。而我当时想，事实明摆着，这是不得为而为的事，她不回去又没有别的什么好办法。可学校领导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只有思想境界高的人才这么理智。这件事，后来我认识到，这时候的我确实已经变了。也就是说，我确实不是只想到自己，而是能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问题、办事情。
花时浪过如春梦。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在60年代即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涡之中。中国共产党内在国内外大环境的历史背景下，正在进行着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我年轻的心灵开始承载共运、国运的变迁。
毛泽东怀着宏伟之志，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中国经济搞上去，通过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推动了人民公社、大跃进。但是，对于毛泽东的事业，天公并不作美。从1959年开始，全国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农业欠收，加上后面我们要说的苏联背信弃义，中国的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从1960年到1962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了第一次调整。一方面农业欠收，工业因投资过热而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国际上出现了当时称为的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没有喘息的机会，为了继续上重工业、上国防，搞“两弹一箭（原子弹、氢弹和火箭）”，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又不得不拿出自己本来就不够的口粮副食去换苏联的技术。一位曾经在西北工作过的哈工大毕业生陆正标对我说，他当时正在导弹基地工作，苏联的技术资料用秤称，而且还要加上厚厚的封皮。为了换取这些资料，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用我们的廉价的粮食和副食品换他们昂贵的技术资料。同时他们还逼着我们还债（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的军火费）。中国已经够困难了，他们的做法无异于雪上加霜。鉴于当时的斗争情势，又有许多不便公开之处（应该指出的是，我国的援朝军火支出及其对苏的债款直到21世纪之初才公布），在这种情况下，勒着肚子，许多人营养不良。对此，人们的思想比较混乱，开始怨天尤人。原来一片赞扬声中，这时夹杂着一些不谐调的高音。毛泽东发现了党和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于1959年在庐山召开党的工作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指出1958年以来，搞人民公社、大跃进，是对生产力的大破坏，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对此，毛泽东依据他的原则和理论进行了猛烈的反击。在毛泽东看来，这不是对于某些工作问题的看法不同，而是对他所领导的事业的全盘否定。他认为这是共产党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在谁是谁非的关键时刻，要求与会者作出站在哪一边的抉择。在当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包括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贺龙、彭真等，站在毛泽东一边。在这之后，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部署，在我国教育战线，搞了两个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是围饶庐山出现的论战，搞“三面红旗”教育，在中学、中专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常识正面教育。我按当时中央指定的读书目录，读了一些书。现在回想起来，对我影响最大的有联共党史、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语录本《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二是通过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围绕列宁主义是否过时同苏共展开了国际大论战，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当时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我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的两部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以及当时《红旗》杂志的《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还有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六论：《列宁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论民族解放运动》、《列宁论反对修正主义》、《列宁论战争与和平》、《列宁论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当时中央和地方其他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
1960年还是《毛选》四卷发表的时间，我结合到市里听省市领导关于毛选四卷学习辅导报告，学习了毛选四卷。
结合个人文学提高和思想修养，我还读了毛选前三卷、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红旗飘飘》丛书革命回忆录、《方志敏在狱中》、《革命烈士诗抄》等。还有当时一些著名的小说，像《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旗谱》等，当时的许多电影，我也是带着革命感情去读、去看的。
还有，我结合当时的教学、学习和工作，对于《红旗》、《中国青年》杂志，以及我省我市出版的《奋斗》、《学理论》杂志，差不多也是每文必读的。
应该说，我又教又自学，以及当时的业余生活，周围的环境，对我人生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一是在思想认识上，为列宁、斯大林以及我国中央报刊、出版物所阐述的伟大历史实践的问题，其深刻而透辟的哲理，严密的逻辑性、出发点的人民性而折服、倾倒。在当时，我觉得马列主义的道理很多，其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所谓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迄今为止的历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历史并不是凭人们的良好愿望发展，而总是按照历史的客观规律向前。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就是历史。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革命进程不能只是看个别问题、个别枝节，要看大方向、看主流。革命不是外部什么人强加的，也不是内部什么人制造出来的，而是反动派压出来的。要否定革命必须否定革命领袖。三是革命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有一个革命的政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比较毛泽东与彭德怀的革命观，我赞成毛泽东。在国际上存在一股否定共产党领袖、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潮，它们不是研究如何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通过否定革命领袖、否定苏联，借口形势变了，要开历史的倒车，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它们是修正主义，极力迎合资产阶级。在我们中国，是毛主席面对反华大合唱，面对修正主义，高举马列主义大旗，我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年青的理论工作者而无比自豪。在当时，我们教研室几个年青老师以及我的其他年轻朋友在一起谈论起来的时候，个个是那么骄傲和自信，也使我从中受到感染和激励。
1974年我在锅炉厂当副领队搞基本路线教育时，有一位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韩同志问我：“为什么学习理论？”我告诉他：“学理论就是要解决红旗能不能打起来，能不能打下去，也就是为什么要革命，革命干什么，革命能否胜利？一句话，就是要解决毛主席讲的造反有理的问题。”可以说，这一段学习，我从心里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真理，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我感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正气昂然，具备雄伟之气，激发人的意志，唤起人们的理想和奋斗精神，教导人们为多数人服务，站在工农劳苦大众一边，想工农劳苦大众之所想，急工农劳苦大众之所急，教人独立思考、解放思想，催人奋进，有所发明，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使人心明眼亮，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变得机智勇敢，变得充满自信和有力量。这一段学习是我人生观、世界观、价值取向发生根本转变的重要时期，愿意把自己献给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确立了这个永远不变的宏远大志。
二是从理论学习中，我学到了许多做工作的方法。比如，我担任班主任，第一个班我就没带好。教训很深刻，刚一开始工作，热情有余、方法欠缺，不尊重学生，发现个别学生违纪或表现不好，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就批评，看似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其实，并没有站在学生一边，因而不被学生理解，甚至还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后来，我学习了毛泽东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结合学习心理学、教育学，感到做班主任不是去监督学生，而是有责任去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从爱护他们、关心他们出发，科学地指导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于是，他们当中谁有病，我就领他（她）去看医生，给他（她）送病号饭，安排休息；他们当中，有的是走读生，迟到了，我不是说，你怎么迟到了？而是问，家里有什么困难，是不是道上塞车了？等等。我还利用节假日，走访了每一个学生家长，了解了各个学生在家里的生活习惯等等。他们对自己学焊接，感到无聊，没前途，我就把全省劳模梁彦德请到学校，同他们座谈，帮他们端正学焊接的认识，解决他们的专业思想。我这样做以后，学生感到师生之间是平等的，相互信任。我和学生相处得十分融恰，学生把我不但看成他们的老师，而且看成他们的兄长和朋友。我对他们提出要求，他们看成是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经过这种努力，我所带的这个班级——焊51班，整体向上，在各种活动中，成为全校的优秀班级，涌现了一批好学生。这件事对我教育极大。前一个班，我很累，但事与愿违，而后一个班，我却感到工作起来十分轻松愉快，而效果极佳。这说明，做人的工作光有热情不行，必须从尊重人、关心人开始。这使我体会到毛主席的话不但可信而且可行。
三是通过这一段时间，帮我确立了革命人生观。我相信马列主义，相信毛主席，并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在任何时候也不背叛共产主义事业。理论学习和当时大量的革命回忆录——主要是《红旗飘飘》以及《方志敏在狱中》、《革命烈士诗抄》、《绞刑架下的报告》等文艺书刊的阅读，常常使我心情激荡，感到做人要做共产党人，做事要做革命事业，最有意义的人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如果为了共产主义需要我去献身，我也会无愧于前人，慨当以慷，面对我的敌人大笑。
我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敬业爱生，勤于工作，深受学校和学生好评。从任职到1962年我上大学为止，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优秀教师。尽管如此，我深感自己在教师队伍中学历最低，学识浅薄，不完全胜任，“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我一直在准备上大学，以改变自己的学识水平。同时，我总感到自己在人前低人一等。在经过长期的准备之后，在1962年我报考了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这是我对自己职业和事业的自觉选择。也是主客观原因促成的：一是家庭困难，不能依靠父母供学，上师范不要学费，我可以享受调干待遇；二是我已经是老师，我热爱教师这个职业。教师职业崇高，塑造人的灵魂，培养和造就人才。无论什么人的成长，一不能离开父母教育，二不能没有老师栽培；三是我没有学外语，考师范外语可以免试。这次参加高考，我的准备时间并不长，只用了20来天时间，主要是突击复习历史知识。据政治系一位领导告诉我，那一年，我的成绩是全系最高的。我想，这是对我在电机校的几年刻苦攻读的回报。
在我离开电机校的时候，我们教研室的每一个老师都对我表示了最美好的祝愿。其主调可以简单地加以概括：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