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还有这个地方——京西（宾馆）。所以要严格保密制度，比上次还要严，不外出，不会客，不打电话。各地的工作，家里有人主持，必要时可以和我们打个招呼。我们还可以出去一下。比如今晚大会堂有个宴会，8位同志去参加：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徐向前、姬鹏飞、王猛、庄则栋、丁国钰。你们8位可以去赴宴。你们赴宴，掩护了我们。明天亚非拉，也就是第三世界乒乓球邀请赛正式开幕。为了保持秘密，出席开幕式的是在京的中央负责同志、国务院副总理。不在京的抱歉了，不能去，你们一去就暴露了。”
三是强调十大是毛泽东直接主持，要十分珍惜。他说：
“要十分珍惜这个大会。这一次是主席直接主持的，这一点与九大不同。当然，九大本质上还是主席领导的了。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的中委，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了这次会议。有的故去了，有的因为工作没有来，让给年轻同志来了。只有一小撮是死党。有的人犯了错误是可以改的。这次没有参加会，将来还可以为党工作嘛！九大的组织路线是跟着政治路线来的，所以，九大的组织基础是肯定的。虽然出了”九？一三“事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党还在前进嘛！”
四是通过主席团名单，明确预备大会的两项议程。他说：
“选举准备委员会103人，分四个组。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争论，这也是正常的。”
“召开预备会，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主席团成员。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是7人，再加上141，一共是148人。比九大少了一部分。”
接着，周恩来主持通过了这个名单。
周恩来讲预备会的第二项议程是通过十大议事日程。和九大一样，十大有三项议程，具体安排是：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选举第十届中委。
五是强调要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要照顾毛主席的健康，开短会，为了节约时间，报告只念“一头一尾”。周恩来深情的告诫大家，为了毛主席健康不要吸烟。
最后，周恩来扬起声调说道：“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等我们好几天了，今天晚上就开会。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我们的会议。”讲到这里，周恩来又说了一句：“我们坚决照主席指示办就是胜利！这是雷锋的话。”
这短短的讲话，使我再一次感到周恩来语言的严谨性，工作作风的细致如微，对毛泽东的无比崇爱、关怀与信任，以及令人感动的人格魅力。
周恩来的讲话，博得代表们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十大期间，在我的人生记事簿上，还有下列几点特别值得记述。
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以及他和党员群众那种亲密融融的关系，令人难忘。毛泽东出场，除了有专人掺扶之外，周恩来还处处给以入微的照顾，我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此情此意此景，我只在至亲、战友之间见过，只在书本上、电影中读过。毛泽东关切地注视着周恩来，周恩来无时无刻不在照顾毛泽东。在宣布闭幕之后，代表们等候毛泽东先退席，可是毛泽东并没有起身。代表们眷恋地望着自己年事已高的领袖，谁心里都明白，这很可能是主席最后一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自己见领袖的机会不多了，多种复杂的心情，依依不舍，久久地不肯离开会场，只听毛泽东怀着深情、操着浓重的乡音说道：
“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
毛泽东说毕，周恩来挥手，示意大家先走。这时，代表们才慢慢地起身离开自己的坐位，难舍难分地离开大会堂，并不时地回头张望端坐着的毛泽东。后来我们听说，毛泽东一直目送代表离开会场直到最后一个，他才离开自己的坐位。这感人的场面，人民崇爱领袖，领袖爱重人民，回想起来总好像就在眼前，总是那么栩栩如生，忘怀不了。
十大期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他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周恩来在主席团会上讲：
“我跟主席讲，不要说全党、全国通不过，在我这里我就不能同意。”
会议期间，我还两次听传达，毛主席两次提出要解放某某。周恩来说，“我对主席说，不要说全党、全国人民不答应，我也不答应。”
会上传达说，有些代表提议江青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说：“我是理解主席的，主席不愿意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强加于主席。”
这几件事使我体会到，周恩来在全党有着崇高的威望。只要他说了话，人们就照他的话办，这是在十大期间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忘不了的印象，而牢牢地刻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在十大期间，我觉得，周恩来总是那么风趣、幽默，显得那么神情爽朗，精力过人，热情洋溢，充满自信。而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万恶的癌魔已经侵入他的身躯。大会期间，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主席团成员在京西宾馆东侧小会议室开会，小会议室外面的停车场，和主楼大院隔着绿茵茵的草坛，围着约半米高的白玉石雕龙护栏，相距不过五米，显得比大院稍高，凭此望去，代表们就可以目睹他们上下车或进出宾馆小会议室的风采。我们一些青年和学生代表见到周恩来等领导人从这里出入，便走近护拦，低声的议论。不知是谁轻轻唤了一声“总理”，总理就笑容可掬地朝我们方向走过来，双臂交拍，亲切地同代表们攀谈，甚至叫出那些曾经见过面的某某、某某的名字，并致以问候。同代表们如此一唤即到，毫无拘束的会见，只有周恩来。这会见是短短的一瞬间，然而令我们不亦乐乎、依依难舍、永记不忘。总理挥手告别后，大家侃侃而谈，议论总理伟大的人格，久久不能平静。
我更忘不了坐在代表席上，投票选举中央委员时的那种心情。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我这个农家出身的普通大学生，竟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别的党员同志，给自己最敬爱的领袖、日日夜夜想见的毛主席、周总理投上一票。根据当时规定，同意大会提名的候选人，在他们名字后面的空格里，什么也不划。接到选票，我的双手不禁微微震颤，欣喜、激动、感念之情，一齐涌上心头，眼圈潮湿而少觉模糊地注视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读着其他候选人的名单。这是我可以信赖的一个名单，包括邓小平，还有叶剑英、李先念在内，他们经过严格的审查和选举前的反复酝酿，我完全同意中央提名的全部候选人，对选票未作任何笔迹。我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按照大会的要求折好选票，双手审慎地拿着它，惟恐出什么差错，随着其他代表步入等待投票的人流，将自己的选票郑重地投进了投票箱，尽心尽力地表达选举中央领导人这一浓浓之情。投完票后，一股难以名状的欣悦、幸福、自信、自豪感袭上心头。
平常的工作与生活，平平地参加会议，平平地一般工作应酬，回忆起来多是一些乏味而平庸的鸡毛蒜皮。我不想浪费我的笔墨，更不敢耽误读者宝贵的时间。
我这个省委委员、省革委常委，到1972年9月，被分配到省人民出版社当三把手，当时叫做领导小组副组长。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先被抽出来到柳河干校学习，以后又奉调下乡抓征购粮，实际工作时间不长。
批林批潘之后，经过新省委成立，黑龙江省的政治形势，有过一段平静。新省委首先大力抓了一段落实各项政策的工作，其中主要是落实干部政策和群众组织政策。到1973年，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人，除欧阳钦、李范五、陈雷等极少数人以外，几乎全被结合进了省委、省革委的领导班子，并且被分配抓文革前他们分抓的工作。文革前的许多机构也顶着省革委的桂冠恢复办公。群众组织政策落实，一是平反；二是落实各级班子中的群众代表任职。
我在出版社这一段，名义上一年多，实际工作时间只有三两个月，经我审查、批阅的出版物，就是几本少儿读物，不值一提。有两件事情却给我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其一是：当时哈师院中文系的丁广惠老师，同系里其他教师共同编写了一本《红楼梦诗词评析》，来到出版社找我，要我帮忙出版，以纪念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表20周年。他没有详细介绍写作的情况，也没有给我看书稿，但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好创意，应该支持。我对他说，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是一种再创作，当然可以、也应该出书。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他们先以哈师院学报增刊形式出版为好，这样可以少很多出版审查的麻烦，保持自己的特色，又还可以进一步听取一些意见，便于以后进一步加工得更好一些，再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丁老师听了我的意见，很受鼓舞，感到非常高兴，觉得我在关键之时支持了他，给他出了个好主意。于是，我国第一部《诗词选注》最初一版，便以哈师院学报增刊的形式问世。
该书初稿共收集了《红楼梦》诗词171篇，这次出版选了102篇，没有政府或其他部门的干涉，是一部由学术界自主编写的纯学术著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哈师院红楼梦研究的思想和水平。它的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赞扬，在当时出版物奇缺的情况下，向社会贡献了一份珍贵的精神食粮，也为那个年代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纪念。书稿一问世，在黑龙江省很快成为当时最火爆的出版物，以后又风糜全国，许多人来信索购。其中由我出面联系向师院索书就不计其数。这是我做的一件引以为荣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虽小，但对于我影响至深，不能不表。这就是我离开省人民出版社到省文教办工作，向一把手告别时，求教于他谈谈如何当好领导干部的经验。这位中央党校毕业、曾在黑龙江日报社任领导的老同志，沉吟片刻，似掏瑰宝，很谦逊地摇摇头，表示他没有什么经验可言，然后慢条斯理地说道：
“我觉得，做一个领导干部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否则下属就会得寸进尺。这是我最重要的一点体会。供你参考。”
他平时岸貌严肃，语出不多，说这些话时的神情，更显得庄重而严肃，是那样一板一眼，深沉之至，仿佛授给我一柄利剑，使我大受震动。至今思想起来，仍难以磨灭，形成了后来我同老干部打交道的常鸣警钟。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及。这确实是在中国特定条件下，某些高级干部当官做老爷得出的切身之谈，也是中国某些高级干部固步自封所形成的顽癖，我在文革中对此多有领教。想不到这位精通马列、年高资深的老同志，如此直言不讳地把它当作珍宝传授给我。它道出了一种社会现象，为我们深思，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毫无贬抑之意。所以我把它记载于这里。
他说完之后，我感激地表示：“您的这番话，真是领导干部难得的体会，我确信是您的肺腑之言。我一定牢记，在今后工作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深深注意这一点。”
也许因为我给他出的题目太难，或许话不投机，谈话并未深入下去。于是，我转变话题，谈起读书写作来，这位老同志，侃侃而言，竟关不住话匣子。
我不谙人生，不懂尘世，因而不能跳离社会，我个人的命运也就总是系于社会，累于羁绊之中。要再现我个人70年代中期的经历，还必须回放一段当时全国大环境的画面。
人们说，1971年的“九？一三”林彪事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分水岭。毛泽东与中央内部的政见之争，经由四、五年的群众运动展放，通过旧体制的恢复，又将决战拉回到最高上层。不过，因为这场戏剧的主角错位，终于席卷全中国，再一次把许多中国人卷了进去。
细心观察时局的人们，很注意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和晤见张茜的谈话。毛泽东对于他身后的政权接班人，文革初期曾经对青年学生寄予过厚望，后来见青年学生于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拔，便把希图放在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上，在全国任用了一批劳模和英雄，最后还是忘不了旧情，再度任用他认为已经改过自新的老干部，这最后一点在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和晤见张茜一事，见得分明。
早在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队高级来访者时，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了他们的血液中……”
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最近已由当事人刘岩写出《我所了解的陈毅追悼会始末》，廓清了事实。毛泽东在这次晤见陈夫人时，说出了两项重要内容：
如果林彪的阴谋得逞，我们这些老同志就要被搞掉。
邓小平与刘少奇不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当时周恩来在旁，真切地理解了毛的这番话的深刻含义。在毛泽东新的构思的推动下，周恩来在两个方面努力：推举一批老同志恢复工作，推荐一批年轻人登上火箭。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得知林彪抢班夺权、飞机坠毁死于大沙漠以及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之后，于1971年11月和1972年8月3日，两次上书毛泽东。检讨自己确有错误，表示愿意悔过自新，“永不翻案”，同时诚恳地表示，自己身体尚好，可以为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在这之前，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他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以及“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的原则，在当时有人极力主张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之时，毛泽东坚决说服了这些人。当邓小平的申明和承诺递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以后，毛泽东欣悦地于8月14日批示全党，向全党全国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