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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赘述，白汝瑗等孩子上学也就恢复了原状。后来在揭批“四人帮”期间，我的上述做法，竟然被列为我反对黑大党委的一条罪状，令我啼笑皆非。
1973年高考张铁生批评考试之后，社会上出现对张的反批评，特别是高校的很多教师对此意见很大。为了回敬高校教师的责难，毛远新在辽宁搞了一次考教授的做法，一时转化为一种风暴。
我们进黑大不久，即1973年12月30日以后，首先在北京，继而在上海、天津等地，分别对高校教师进行了“突然袭击”式考试。据国务院科教组通报，北京市科教组参加突然袭击考试的613名教授、副教授，及格的仅53名，二百名交了白卷，还有两所学校全部是零分。之后，这些地方的主考者便组织参加考试的教授、副教授座谈，让他们即席发言，承认张铁生的看法言之有理：突然袭击式的考试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水平。进而宣传教育要革命，考试要改革，不要把文革前的教育、考试都搬回来。要反对当前的“右倾回潮”。我在黑大，接到文教办杨辉转达办里的电话通知，建议我也在黑大搞一次“对教师的突然袭击式考试”。为了有说服力，我要求按各教师任课专业出题，考试的结果也是很不光彩。但考试成绩我们没有公布。之后，我在一次大会上针对这次考试的情况说：
“搞什么都不能绝对化。不能说考试就不能搞，而是不能采取突然袭击式，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我们的学生，因为这样考试不能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就像我们这次考试不能反映各位老师的真实水平一样。”我觉得当时老师们接受了我的观点，并没有因为我们这样做，而产生敌对情绪。
反走后门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之后，我们立即刹车，引导师生深入批林批孔。这时历史的车轮把人们送到了1974年，随着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推进，黑龙江省因此迎来了一场新的大风暴。事情大体是这样的：
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发出1号文件，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中共中央通知说：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1974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又以2号文件，发出补充通知。《补充通知》说：
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讨论中发［1974］1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一共分为三个单元。
第一单元有：（1）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2）《毛泽东致江青的信》；（3）《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第二单元有：（4）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5）《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6）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第三单元有：（7）《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8）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9）杨荣国《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10）唐晓文《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11）罗思鼎《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论争的社会基础》；（12）冯友兰《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13）高亨《孔子维护哪些奴隶制》；（14）北京师范学院史众《的尊法反儒精神》；（15）北京大学哲军《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16）杨荣国《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
197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以［1974］3号文件，转发南京军区给党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陆军第二十军党委和防化连全体给江青的来信二件，发给各地，供党、政、军、民、学批林批孔时的参考。从而，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一个新阶段。南京军区党委报告说，
最近，江青看了解放军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反映二十军防化连批林批孔情况后，于1月13日，赠送北大、清华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附件各二百份。同时还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一份；（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份；（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份；（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5）《读柳宗元》一份。党委报告说，江青的信“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关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的重大战略措施，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的要求。”
对于这次批林批孔，中央同时开动各种宣传机器，紧锣密鼓，造成了凶猛的来势。
1974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元旦献词》说：
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央批转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江青在一月中下旬之后，多次把它转送给一些部队，并多次发表了要坚决把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的谈话。
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文章说：“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文章称孔丘为“宰相儒”。
其后，以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两校”谐音化名的“梁效”、北大、清华的谐音化名的“柏青”经常发表文章，并制约着当时的舆论及其走向。以梁效等名义发表的关于批林批孔的文章有：
《孔丘其人》：
孔丘“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丧心病狂地开历史倒车”，以复辟奴隶制。
《从篇看孔老二》：
孔老二“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在大庭广众之中”，“装模作样”，“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1974年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短评说：“要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因为林彪“一向尊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所以，批孔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
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宣称“一场群众性的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方面展开”。社论说：“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对于批林批孔的这种形势，王洪文宣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第十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尽管如此，人民群众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未来势，还是出现了分歧，因而所采取的态度和行为也是各异，以至于在我省、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又出现了有如文革初期相类似的群众运动。王洪文以及后来听说毛远新也有类似的说法，并没有使我接受。因为有林彪之鉴，我总觉得接班人必须经过检验，我对王洪文没有偏见，却有一种要看一看的态度。所以，我对批林批孔所持的态度始终是冷静的，在言行上也极为谨慎。我有一个基本看法：历史可能重演，但决不是简单的重复。就像文革初期一样，我也不想当排头兵，做勇敢分子。
在这种难以琢磨的未来情势下，我向刘光涛建议，撤消派往大专院校的工作队，以免工作组出问题省委被动。刘光涛即刻接受了我的这个建议。
中央一个个文件和中央报刊连株炮式的社论、短评、文章，所造成的事态，也为黑龙江省一些造反派激发了热情，从而引发了我和原来捍联总头头（请恕我隐去他们的具体姓名）的分歧。1974年2月，他们在省委大楼贴出了第一张“反复辟”、“反回潮”的大字报，不久他们的大字报、大字块上街。他们提出“打倒黑龙江省的孔老二——刘光涛”。在街道两旁的电线杆上，用黑墨写的“打倒刘光涛”、“打倒黑龙江省的孔老二”，几乎随处可见。他们写第一张大字报时，刘某曾经找过我，要我到他家商量写大字报的事，我托故没有去。我的基本态度是，刘光涛来黑龙江省就和潘复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落实了毛主席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成绩是主要的。他不是黑龙江省的大儒。而且，我觉得，群众思安、思进、思上，不愿意再乱。当前，教育战线上回潮严重，否定文革演成大势，但是主要是应该解决思想问题，不是在组织上再打倒一些人。
有一次我和任仲夷同坐北京吉普车去道里办事。在路上，我俩谈到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坦诚地道出了我当时的看法：
“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团结同志，不能乱。乱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能像文革初期那样冲击一切，那样是不得人心的。”
听了我这番话，任仲夷表示赞赏，明确表示不同意某些其他人的看法。
1974年3月21日，在N等人的指挥下，哈尔滨第一机器厂、伟建厂、汽轮机厂等单位约80多人，进占中共黑龙江省委会议室，抢走省委文件，围攻省委领导人，强行要求省委交出他们向中央告省委的信以及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批评他们的批语。从而使省委机关不能正常办公。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势必造成严重后果。被围攻的省委领导不得脱身，心急如焚；广大机关干部一时群龙无首，没有主意，徒有气愤加担心。当时我还在黑大工作组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21日我从黑大回到家，还未来得及脱外衣，张文鸣、栾锋、张林、宋树尧、辛培林、齐贤等人急忙来到我家找我。张文鸣劈头就用激将法说：“省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你范正美应该有个态度。”其实他们已经知道我的态度。我笑着说：
“你们不是知道我的态度吗？一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二反对他们的做法。”
栾锋激动时带着口吃说：“走，走，到我家去研究研究！”
于是，除了上述几位之外，还有骆中喜、陈杰等人。大概有10来人，挤在阿什河街18号筒子楼栾锋家的狭窄的住屋里开起会来。
房门敞开着，门外还站了一些人。大家七嘴八舌，讲明N氏等带领人冲击省委的情况和态势，希望我拿主意，有一种问计于我的架势，表现了大家对我的极大信任和期待。同时给我的另一个感觉是，与会者一个个显得十分激动，对于N氏等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气愤。不过，我没有马上发表系统的意见，而是请大家设想出N氏这么搞的动机，分析一下他们这样做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态有几种可能、几种前途，然后分析了省委领导、机关干部的态度，我们可以采取的几种对策和方案，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大家摆了有关情况之后，我说道：
“我们不能搞什么组织，因为批林批孔是文革的继续，而不是新的文革开始。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但是还必须在政策、策略上不犯错误。有两点应该明确：一是坚持批林批孔，反对复辟，反对回潮；二是支持省委、肯定省委工作。两个方面，互为前提，互相制约。坚持批林批孔，必须反复辟、反回潮，不如此，就丢了大方向，这就要联系实际，对省委反复辟、反回潮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坚决揭露和批评，但又不能过杠，同时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不能脱离本岗位。否则，就否定了省委的整个工作，就脱离了实际，那就与N氏没有区别；支持省委、肯定省委工作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既要批评，又要爱护，把支持理解为不批评、不揭露，对于反复辟、反回潮的问题听之任之，就又丢了大方向，也就是不搞批林批孔，这不是支持省委，这是让省委犯错误。目前燃眉之急是解省委之围，恢复省委机关正常工作秩序。要坚持这两点，又要应急，逼的我们又不得不搞一次大的动作，这就是大家刚才研究的，在北方大厦门前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批判省委工作上的问题，阐明我们对批林批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外面来。这就告诉人们，天底下不光有他们一些人，他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还有其他广大群众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就可能悄悄地撤离省委机关。因为他们要继续这样做下去，就会严重脱离群众，把他们自己孤立起来。但是我们不能打横炮，把矛头对着他们。”
上述意见统一之后，就有一个谁出来召集的问题。经过反复商量，大家认为我和骆中喜（哈市第二建筑公司工人、全国劳动模范）两人都是十大代表，有知名度，对社会有影响，能够吸引群众参加。于是决定亮范、骆两人名字，以为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