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当时这里条件较差，只有两间空荡荡的土坯房子，窗子和门洞开，学生们快支持不下去了。我到那里去过一次，李泽民和张继贤陪同我看望了那里的学生，我给当时在那里的学生鼓劲，要他们“越是困难越向前”，学“抗大”，做学工学农的榜样。事后，我又要求李、张注意具体安排好学生的生活。每次每批不要呆的时间太长。就是这样，三中学生们冒着严寒，把农场实习地一直坚持了下来。二是积极支持他们以王岗糖厂为基点，搞好学工。我到那里去过两、三次，见了糖厂领导和车间负责人，要他们热情支持教育革命。在三中本校，我当时特别注意的是生物、化学和物理教学内容的结合。为了提高学生的质量，我还建议三中搞文理综合性的教学，组织文科一条线，理科一条线。这些是我当时学习毛泽东教育思想，在教育上的一些尝试。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的这些活动一一提到政治的高度，遭到了许多不适的批判。
我记得可能是1980年初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松花江畔斯大林公园，见到了李泽民。当时，我刚刚从牛棚出来不久，心情也很不好，李因为我挨了整，要他没完没了的检查他同我的关系。这一天，天色阴沉，我觉得他神情沮丧，同这天气一样难打精神。他见到我时，我感到他的眼睛忽然一亮。我们互致问候之后，他像是自辩，又像是得遇知己，一下吐出了在他心中积郁已久的话：
“我看，今后城市高中就得走职高这条路了。我们的尝试大方向是对头的……”
我知道他的话，既是他的教育探索的表白，也是对我的安慰之词。但我只是对他报以会心地一笑，没有说什么就转身走开了。其实，此时我心似君心，我有许多话想同他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李见我如此“谨慎”，也就摆手道别。回来后，我好不后悔，觉得自己万万不应该这么怠慢他，可能伤透了他的心。我何尝不愿意同他好好交交心，只是担心被别有用心的人看见，给李徒添烦恼。过了不长一段时间，听说李因为郁郁寡欢，就含怨离开了人世，享年不到五十岁。同他匆匆惜别，我一想起来就觉得抱愧于他。或许，他以为我不理解他，或许他感到我变了一个人。我在此记上一笔，以为对这位年轻教育家、可敬的中学校长的祭奠。如果李泽民地下有知，我是噙着眼泪写这一段的。
1974年下半年至1976年，我在中小学教育革命方面，同省教育局局长邴玉书设想了一个两步走的推动教育革命方案。第一步，先抓“开门办学”，即主要是高中学工学农，搞校办工厂、校办农场。为此，我们先后在安达、佳木斯、宝清徐马召开全省教育革命现场会。安达会议主要是校办工厂，抓学工比较好；佳木斯是学工学农抓得比较全面，全市中小学差不多校校都有校办工厂、农场；徐马小学，密切结合农村实际，积极为本村、本地培养实用人才，培养了适合农村需要的小缝纫、小木匠、小瓦工等，搏得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好评。
第二步，抓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我的这个设想，不仅对邴玉书反复地交谈过，而且同合江地区的张海涛、薛自元这两位负责人谈过。我在徐马现场会之后，对张说：
“下一步，你的目标，我建议你抓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抓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是个新高度，即在开门办学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理论和实践全面发展。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真正称为全面发展。希望你们佳木斯能够先走一步。我们在这里——佳木斯来个‘再会’”。
我紧紧握着张的手，然后同他拉钩说：“咱们一言为定！”
1998年，我到宝清搞村级干部岗位资格培训验收，问及徐马小学的现状，县委组织部领导还津津乐道那次现场会议。我问道：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推广徐马经验对不对？”
当时在徐马所在的公社工作的老韩，郑重其词地说：
“我看，现在看也是对的。”他笑着又说道：
“这正是农科教结合吗？！”
他一再邀请我到徐马看看。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我说：“我真想去，但这次去不了。”
1975年，毛泽东总结同林彪斗争的教训，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人事安排和意识形态的建设上，一如前述。毛泽东满怀期望，让邓小平实际成为中国的最高控制者，而事与愿违，又在不到一年的光景，再一次成为他的打击对象。我以毛泽东的指示为令，紧跟毛泽东，也走了一段弯路。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人民代表会议的有关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政府工作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会选举朱德为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总理。会后不久，周恩来病重住入医院，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在组织上毛泽东自认为安排好以后，进一步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1975年2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池恒文章《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文章说：
根据列宁的思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文章还提出了“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
同期，还由我的老师冯秉智执笔，师院理论写作组与轴承厂工人理论组合写，以“周斯”署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学习》一文，也提到“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这期间，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讲话到处见于报端、广播，成为中国当时最热门的话题。
1975年2月22日、3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分别发表了语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最新指示：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础，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1974年1月31日至2月5日，黑龙江省委因为哈尔滨有N氏等人的激烈活动，三届六次全会不得不在牡丹江市的北山宾馆秘密举行。这次全会的中心是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指示和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2月5日，省委发出《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决定》，2月19日，省委召开地、市、县委负责人电话会议，号召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要认真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在全省迅速掀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
1974年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还同时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反复强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受到国内外重视的是，它在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意义时，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倒是提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
在这个期间，人们把毛泽东的三个方面的指示，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叫做“三项指示”。这期间，全党全国从中央文件、领导讲话到各级报刊、电台、电视台，无不天天发表贯彻三项指示的各种信息。我在各种场合也只是重复这一套，并无什么新见解。我所不同的是注意律己。我平时尽量不坐小车，坐大通勤车。在强调领导干部参加劳动方面，可以说，全省像我这一级的青年干部，恐怕只有我真安排自己去哈工大校办工厂去劳动了几回。后来我发现人们用我又犯了什么错误似的目光看我时，也就不再去哈工大校办工厂劳动了，以免引起社会误会。这期间，机关常常安排各种义务劳动，我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干得特别起劲。文教办的一位女同志、人称“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常常上前劝我，
“别这么傻干，累坏了怎么办。快歇歇吧。你看那么多领导干部，谁像你这么干。快歇歇、快歇歇！”我说：
“我可不能同老干部相比，我还年轻。”
她又说：“谁都一样，用不了这么实在。”
在她的带动下，于是又上来一两位同事来劝我休息。
这时也只有这时，我才真的认识到在我们中国宣传是宣传，做是做，我太书生气、太天真了。这时也只有这时，我也认识到，做人民公仆，在我们中国常常是作文章、搞表演，并不是真正要执行的。许多人说在嘴上的劳动人民和体力劳动，其实在他们的脑海里是最下贱，不能与之平起平坐的，甚至连不少工人、农民也瞧不起自己。我似乎也感到自己好笑，我这样做，也许人们说我“装”呢！于是我就不再苛求自己了。
根据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邓小平于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从75年开始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而在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政策要调整的指示后，邓小平则更强调全面整顿。毛泽东于1975年7月针对当时文艺的情况指出：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同时于7月14日在一个文艺问题的批示中写道：
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在毛泽东上述指示鼓舞下，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上书毛泽东，信中简述了影片的创作过程，同时对于文化部请示王洪文同意于1975年春季上演，但又在第二天对影片作出“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等几项决定，特别是对文化部提出的《十条意见》表示不理解。
对此，毛泽东于1975年7月25日，对作者张天民的来信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
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在毛泽东三项指示和文艺调整政策的鼓舞下，1975年九、十月间，邓小平就全面整顿作了多次讲话，所一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领导班子。他说
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要冒着被打倒，被骂作还乡团，被指责为复辟的风险，对军队、地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队伍、文艺，进行全面整顿。
因为经过了几次反复，我很注意邓小平的言行，神经也特别敏感。当时我一方面感到，毛泽东对文艺提出要调整的政策，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战线；各条战线也需要调整、整顿。但是，另一方面，对于邓小平口口声声反资产阶级派性，批评各地造反派时厉声厉色，讲到问题时恶声恶气，还说什么不怕骂还乡团，我真有一种“还乡团又回来了”的感觉，听起来感到很不舒服。特别是对于邓小平下面这段谈话很反感：
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再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我想，谁把有贡献的人打倒。我们从来是对有错即改、真正改悔的同志信任的，为什么硬要这么讲话呢？认为他的话语里，总是藏着“刺儿”，感到他对文化大革命是一肚子不满，这也不是，那也不对，就是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套，对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应该说，本来我对邓小平的印象是不错的，在十大时还郑重投了他一票。现在，他的这些讲话，使我对他产生了反感，感到邓小平上台，造反派谁也没好。这就是我以后，积极参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思想基础。
促使我这样想的还有毛泽东关于评《水浒》的言论发表。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谈话，谈到他在1973年8月13日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水浒》这本书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
《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另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