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国条件下，残酷的政治斗争现实。令人不寒而栗，咄咄吐舌。不知道别人见到的是什么景况，当时是一种什么心情。我所见到的情况是，传达会上，人们屏住呼吸静听，一点儿不敢出声，只是一个劲儿地做笔记。整个会场的空气似乎已经凝结了，令人喘不过气来。听完传达就必须一个个表态。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讲什么疑问、说什么不同意见，除非不要脑袋。我当时感到头皮发麻，脑壳发涨。我当时想这事要是周恩来在，是绝不会这么处理的。我想，历史必将证明，华国锋不计后果，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过渡性人物，做了人家的马前足。后来的事态以及公布的事实，证实了我的上述看法。
我对于华国锋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糟。一开始，他确实给人某种老实厚重的外表感觉。发动逮捕“四人帮”以后，我觉得他的野心很大，以后他又处处把自己置于同毛泽东并列的地位，是一种历史的幼稚和政治无知。他在多次讲话临结束时，总是套用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的那两句话：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附庸风雅，贻笑大方。
1977年我进反省室、蹲牛棚之后，对他更感到可悲、可笑。他那并未入流的几笔字还到处题词，搞个人迷信；又不知深浅，毫无界限地大搞清查所谓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上来的，自己又是哪个班底里头的。毫无自知之明，对政治斗争认识浅薄，对历史全然无知。他依照别人的意愿，上把自己的左膀右臂——汪东兴、吴德、纪登奎、陈永贵等人——砍掉，下把自己的群众基础挖空，继而又撤掉《红旗》杂志，支持否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实践，这样他就被解除了全副武装，他自己会不多时地被人赶下台的。
华国锋的历史正朝着我想的方向发展。1977年我进牛棚之后，有一次，看我的两位工人师傅——东北农学院的L和东北林学院的M——不回避我，议论起华国锋说要搞十来个大庆的壮举，不无讥讽。我在一旁听着，实在忍俊难禁，也跟他们议论起来。L说：“我看又要搞大跃进了……”
M没等他说完就说：“吹牛吧。经济工作是那么容易搞上去的？”
我插进去，冒了一句：“新官上任三把火，总要造点政绩，以示英明嘛！”
L说：“我看没那么简单。可不要再犯大跃进的错误。”
M说：“这么热，我看差不多。”
我又说：“历史总是好开玩笑。人家觉得容易就干吧，何必为英明主席担忧。”
他俩见我这么说，似乎觉得他们言过了，便不再吱声了，我也说到这里打住。当晚回到床上，我脑海里翻腾：华国锋在政治上幼稚可笑，在经济上也是一窍不通，授人以柄，说不定很快像马林可夫一样，人家借口他缺乏领导工作经验或是别的什么，把他推下马。等着瞧吧！因为他实在没有深浅，忘乎所以，竟然忘记了老人家临终时，告诫他一个几十年总结的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不着急，慢慢来！”他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急于快步走，加速度地建功立业树丰碑，犯了新皇大忌，不翻车才怪呢。
中共中央于1976年11月初发出通知，全国开展大学习、大揭发、大清查——大学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大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大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11月9日至14日，黑龙江省委召开地、盟、市委和省直单位负责人会议，揭批“四人帮”。此后，在全省范围掀起了大学习、大批判、大清查的高潮。20日至24日，省委常委开会，传达全国宣传口召开的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开始揭批毛远新紧跟“四人帮”的问题。28日至30日，省委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精神。要求在全省广泛开展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强调揭批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准串联、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12月3日，省委成立大批判组，李力安任组长，成立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组，任仲夷任组长。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于是全国出现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事实上，到了地方，就成了凡是文革期间的定案，一风吹。我的一位住在双城的朋友告诉我，他亲戚认识的一位朋友，因为贪污问题被革职，这会儿也作为一大错案，翻了过来，由政府赔了他的款。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14日，省委召开有线广播大会，宣读“四人帮”材料目录，要求全省党组织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揭批查新高潮。同时也号召，犯错误的同志要赶快觉悟起来，同“四人帮”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立场。
这一期间，因为会议一个接一个，精神似乎越来越明确。我自忖自己的文革史，认为自己除了按当时统一安排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会见红卫兵和群众、为炮轰派告状、参加十大，到过北京，因为被派参加朝农学习班，到过锦西以外，同“四人帮”的人和事没有什么牵连。我既没有个别或集体见过“四人帮”中任何个人，同毛远新除了北京告状期间见过几次，以后再也无任何个人联系。整个文革过程，我凭着个人信念、以自己的认识和自己的为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当时中央的喉舌——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行事。我的文革史三大段、三大特征。
初期在师院坚持团结大多数，中央发了文件，予以肯定，继而参加省里夺权，首倡军干群三结合，首倡革命委员会，使黑龙江的经验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
中期因为反对潘复生镇压炮轰派、打击干部群众而上访北京，总理亲自处理，潘汪检查，中央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发了专门文件；嗣后，潘复生翻案，我因此挨潘复生的整，是总理解救了我；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经历——蹲牛棚、挨批斗、接受改造、下放劳动——这些我也挨过。
后期在省委领导下工作，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虽有些缺点错误，但总体是维护省委、维护稳定的。
我在文革中不但自己没有打砸抢，而且还因为反对砸打抢而挨整，也没有贪、占、变的资产风。对江青还有一些微词。除了反刘邓，我拥护总理，拥护中央其他领导人。
因此，对照中央文件，同自己的过去挂不起钩来，也就不往深处想，更不往坏处想别人可能会借机做文章。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对华国锋信用度不高，对“四人帮”的问题的性质及其处理不理解。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变，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党员，难道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吗？！我还想，对毛主席尚且可以如此责难，为什么就不能允许对华国锋有自己与人不同的想法。遇事问个为什么，绝不盲从，有什么不对？况且，这是认识问题，思想问题；要改变认识、提高思想，也需要时间，需要实践。更重要的是，我在行动上和中央保持一致，从未在公众场合发过不同于中央的议论，更未做任何反面宣传，这些想法、看法都在情理之中，是法律和政策允许的。
然而，历史的进程打破了我涉世不深的书生气、认识上的浅薄性和政治上的幼稚性。到1976年12月30日，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等造反派头头关进反省室之后，我开始想，这些人在反回潮和批林批孔中确有错误，但他们与“四人帮”也没有牵连。继而细想，啊，我明白了，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绝不能犯经验主义，像是毛泽东领导的清查林彪集团那样，只是抓少数几个死党，而这次是要搞倒一大批人，目标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目的是否定造反，否定文化大革命。“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班长，夺了省委的权，清查哪能让我幸免。随着揭批查这个不叫运动的运动的逐步深入，我才一步步认识到这一点，嘲笑自己的政治愚钝和历史浅薄。
过了1977年元旦，特别是3月以后，社会上关于我的谣言迭起，甚嚣尘上。什么范正美被“四人帮”选作教育部副部长呀；什么范正美跟毛远新关系特别密切呀；什么范正美是“四人帮”看重的苗子呀：什么范正美再晚一些时候就要当上哈尔滨市书记呀……传谣者益众，内容益离奇，由哈市而外地，由学校而社会，由社会而机关，由远而近，风声鹤唳，社会震动。一些同我关系密切的人，也开始沉不住气，纷纷打电话或通过其他方式问我其故。
一天，我一走进机关办公室，文教办高教处孟新、赵××等几人急忙问我：“最近社会上关于你的传说不少，是否有所耳闻？”
我说：“鲁迅说：”谣言可以杀人‘，’谣言可畏‘啊！“
不知道什么人说了一句：“无风不起浪！”
我冲着他没好气地说：“事实终归是事实，我用不着向你澄清，也没有必要同你争辩。谁说也没有用，让将来的事实来说话吧。”
我已经不再做美梦了。我想，这是经过精心策划而发出的一个氢气球，一种信号，一则试探，一阵武装侦察。因为我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口碑也不错。不造一种空气、一种气氛，形成某种气候、某种舆论，不好对我下手。这回快轮到我的头上了。
于是，这期间，我在机关学习揭批“四人帮”文件时，索性不再发言了，无论开什么会，我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是手不释卷，捧着一本《鲁迅杂文选》读，旁若无人。别人发言或作什么议论，权当耳旁风，心里只是聆听鲁迅的诙谐、辛辣的弘论阔议。我觉得，我这时的心情最适合跟鲁迅的杂文对话。同时，这时候我说什么，别人也不信。我又能说些什么呢？！因此，我只有等待历史对我的摆布，随时准备进牛棚，接受“审查”。
1977年4月5日，早上起床时，我连连打了几个喷嚏。玉梅关切地问：“是不是感冒了？”我说：“不是我感冒了，而是有人对我感冒、在琢磨我了。我总觉得这几天要出什么事似的，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最近社会上的谣传，以及牛、聂、张、刘等人进学习班，玉梅都知道。她们厂里关于我也是风言风语，议论纷纷。但是，在她那里都变成了肥皂泡，一个个不攻自破。十来年我们朝夕相处，又挨过潘复生的整，她很知道我的底，也知道我能正确地对待将要发生的事；她自己也做好了应对的必要准备。她说：“要注意身体！别的都没有用。身体是自己的。”好像我真的马上要进牛棚一样，她上前来帮我穿衣服，整理上班的东西。
这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果真言中了。当天下午两点来钟，省文教办笼罩在可怕的寂静之中，我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伏案读鲁迅的文章，省文教办机关党支部书记王亚男、政工处副处长田桂琴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郑重宣布：“正美同志，省委决定给你办学习班，现在就走。先到你家，取牙具、毛巾和衣物等。”
我说：“让我收拾收拾。”同我一个办公室、对面座的省文教办副主任、四把手杨辉说：“不用你，等他们来吧，快走吧！”
我想，“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话到嘴边的快马即将冲出口便赶紧收住缰绳。脑海升腾一个概念：人在这时，既不要失态，也不要失度，让人家看笑话。历史还在前进，人们还会相见。我上车才警觉，他们这是要抄我的家，听说搞牛成山等人他们就是这么干炼。显然，命令刚颁，他们性急是怕有人给我家里通风报信，抄不到什么“干货”。到家之后，只见玉梅已经由文教办的干部把她从班上“请”回家，外屋房间里的书柜洞开——文教办的干部正在抄我的家呢。可能因为我并没有免职，加上专案组成员都是文教办干部，我平时待他们不薄，抄家显得很文明，他们没有翻箱倒柜，折腾所有家什，也没有把柜子、箱子里的什么东西全兜出来弄成满地。只是要我的各种笔记本。这时，我想，我一身清白，可以敞开心肺给人看，也没什么秘密和隐私见不得人。于是，我主动把所有的工作笔记本都给了他们，还主动把我写的小说稿《激流勇进》拿出来也给了他们。我从容地向玉梅交待，组织上要给我办学习班，这有利于搞清我的问题，你好好照顾两个孩子。你受累了。又把一份关于林彪问题的中央文件交给她，要她以后转交我的同学谷丽娟，供她教党史用。
乘车去“学习班”的路上，我想，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什么问题一次讲清楚，竹筒子倒豆——一次清，争取早日结束“学习生活”。后来我发觉自己又犯了幼稚病。因为当局原来期望过高，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却反反复复，搞了好几年，直到1997年还在找茬、制造事端。
我原以为，时下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一切讲政策、讲传统，给我办学习班可能有别于对待牛、聂等人，将我和文教系统一些造反派头头圈在一起，组织我们学习华国锋等人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动员我们揭发“四人帮”、揭发毛远新。当把我独自一人关进黑龙江省体育招待所301室之后，我才明白，我真是太天真烂漫了。
我环顾一下四周。这是个套间，安排我住在里屋的一个大房间里，里面摆放九张单人铁床，上面还铺着白床单，叠放着白被子。外屋一分为二，里面是一间由上面嵌着明玻璃的木制隔断隔开的小办公室，外屋为过道。透过明玻璃，从办公室可以监控出入人员，好一个理想的“牛棚”处所，办案设计者真是用心良苦。
我大约是三点多钟被关进来的。看来，把我看起来的决定来自省高层且很突然，工作人员显得措手不及，老是出出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