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文革这场演习把他教乖了。
我的专案组副组长孟新事后问我听了哈师院专题揭批会作何感想？我谈了上述四点挨批感。
孟新是从哈工大借调到文教办来工作的。当过系总支书记、李昌的秘书，人很聪明、机敏，办事能力较强，有小李昌之誉。杨辉曾经想安排他当文教办高教处长，我没有同意。我总觉得此人过于“精明”，常常笑不由衷，给人以一种不那么实在之感。而且，他本来是处长，可以派到大学当个副校长或副书记什么的，现任高教处长的宋杰，为人厚重，工作踏实，文革前是副处长。如果安排孟新当处长，实际是压了一个、误了一个，双双受挫，没有这样安排干部的。因此，孟新被留下来待命，协助高教处工作。这回作了我的专案组副组长。他欠笑地说：“揭发批判嘛！哪有事实都那么准确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这样吧。你应该理解。”说完，又嘿嘿一笑。
我说：“不是拨乱反正、批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可以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来效法呢！”
这次他没有笑，也不再说什么，脸上淡淡地泛出一丝灰色，不过很难让人察觉。
还有一次大会批判我：“毛主席对华主席说：”你办事，我放心‘。可范正美说，对华国锋还要看一看。你比毛主席还高明，可见，范正美多么狂妄自大。“
我听到这里，嗤之以鼻。脑海里激起巨浪翻滚。这是什么逻辑？一个党的领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这么个大党的领袖，要人接受和拥护，光有毛主席授权还不行，因为毛主席的授权只能说明过去，而不能说明现在和将来，所以，理所当然地要通过时间和过程来检验。这是古今政治学、社会学的常识，有何错误。听其言，观其行，这是中国至理名言。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实践更告诉我应该这样对待政坛上的新人物。
就是这样，大会上批，我在心里辩；或者，采取不理睬主义，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修身养性。他们这些拨乱反正者说，文革批判就是这样，只许批，不许辩，不能有不同意见，我还能有何话可说。
1977年11月中旬，揭批查进入所谓新阶段，按照专案组的布置，要我交代自己的帮派体系。大约半个多月过去了，我半个字也没有写。这时，孟新找我谈话。我说：“我这个人，从不拉帮结伙。这你是知道的。你在文教办工作这么久，你应该知道，在夺权前，我领导哈师院造反团，从几十人，到几百人，最后一千几百人，没有小集团；到省里以后，我由捍联总到炮轰派，那么多人，也没有小集团；以后批林批孔，我们没有组织，只是召开了三？二三大会，会后散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也没有组织，叫我怎么交代。我平常最不喜欢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同志间称兄道弟的。这你是清清楚楚的。因此，我确实没有自己的帮派体系。这是难为我。”
孟新很平和而实在地说：“你可以把这些情况写一些，我们也好交代。”
我笑着说：“然后你们就以这个来搞我、搞其他人。”
他连忙堆笑地说：“不能、不能。”
我心里话，在这个不讲理的年代，抓鸡毛凑掸子整人，什么不能。
然而，又过了一些时日，在专案组的一再催逼下，我只得写一个材料敷衍，说明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批林批孔时，有这么一些人，他们在观点上，同我的观点比较一致；这些人同我只有当时的一般来往，事后并无经常联系。在这些人中，有现在省委的几个主要负责人，文教办的领导人（我故意放走了邴瑞年），师院和省直单位的一些领导，以及一些教职工和学生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材料，后来被个别人加以上纲上线，试图大做文章。然而，却遭到专案组中一些正直的人的坚决抵制。来自哈工大的闫廷枢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将后叙。
事实十分明显，清查中的一系列做法，几乎与文革中的许多做法毫无二致。也就是说，清查并没有同文革对着干，或者同文革别样干，而是报复着干、更放开干。不过，也有两点最重要的区别：一是操作主体易位；二是操作主体的手法不同。文革是群众动作，口号是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清查则是党委撒大网，不分青红皂白，对造反派头头一律吊起来查。而且拉这一部分人，打另一些人，最后再将这些人打下去。口号是，除恶务尽。这里有两个实例：如前所述，省委举行有线广播大会，组织35万人参加。由省委书记于洪亮主持。于是哈市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工人，省劳动模范，也是中央抓劳动模范进班子时任命的省委书记。在批林批孔中，他异常活跃，以群众代表身份搞了一些活动。以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特别积极。张洪池被抛出来以后，他为了表现自己，对于我和其他造反派头头，说了许多不实之词和过头的话，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说，他适应了需要，替人说了某些人想说而不便说、不敢说的话。但是这种除恶务尽地深入揭批查运动，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它激发人的思维，不用说于洪亮，随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逻辑演绎，根据除恶务尽信条行事的人，当然也在后来把他打成了清查对象，不可逃脱严格的审查。于洪亮受查被解除被解职以后，见了我们的面，总觉得自己当了枪使，对不住我们，我多次开导过他，要他不要以此为怀，让时间冲淡这些，但是他还是不能自拔，终日郁郁寡欢，经常把自己锁在家里，后来得了肝癌不治之症，一个彪形大汉就是这样而匆匆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左右。不能不说这是他英年早逝的一个不能排除的重要原因。
担任我的专案组组长，我万万没有想到竟是省文教办副主任、五把手邴瑞年。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还以为他是被动员来接受教育的，然而，当他自己向我宣布他的官职时，我不觉一怔，转念一想，用“B52打B52”，这是林彪用来对付毛泽东的方针，在打倒“四人帮”及其以后，真是使用得惟妙惟肖。现在又用它处理造反派，用心良苦，一箭双雕。
邴瑞年是文革中黑龙江日报的造反派，我同他交往开始于省红革委成立之际。他参加了一月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这份文告的起草工作。文革中始终不甘落后，批林批孔的调子也是不低；三？二三大会当天，因为我忙，他打电话给玉梅，表示全力支持我，并一再要玉梅千万不要忘记转告我。后来批邓，他负责体育、卫生两个部门，运动的开展也算是名列前茅。但是，文教办只有我才知道他的底细。现在用他来充任我的专案组组长，这是把他放在第一线“考验”：如果有问题，或有其他不轨，有几个回合便知，最重要的是，很可能因我被激发而来揭其老底，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对于我这个被清查的人来说，由跟着干的人作专案组组长，也需要特别留神，随时有揭老底的人出来杀回马枪，难逃捕杀，便成了砧上之肉。所以这是一块多功能试金石。邴瑞年也真不负重望，在对于清查我的问题上，特别卖力。用文教办一位处长当面批评他说的：你用大棍子打别人，用鸡毛掸子打自己。在专案组中，他的调子最高，冲杀最起劲。但是，我不能报复他，我的良心说：宁可他负我，我决不负他，让人看我的笑话。
一次我顶了他几句。他便说：“我们知道在这些头头中，你的头最不好剃。不好剃，也得剃，也能剃。你不要觉得你范正美怎么的！你不就是当过省革委会班长吗！”
我深知邴的为人，也深知他的本事。有一次，他逼着我揭发我同文教办其他人的问题。我知道他的用意是想通过我的揭发，以便洗清自己，同时让我在文教办里把自己孤立起来。我看穿了他的用意，于是说：“你要我揭发文教办我的部下”，说这话时，我故意盯着他，直到他回避我的目光，心里说，我会放你一马的，“这是我不能做的。因为他们，包括你（我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重音）、各处处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在平时给我出了许多好主意、好点子，讲过许多有益的话，对我帮助很大，有的甚至是毕生不能忘怀的。我现在又不能给他们讲这些好话，因为你们不允许，说清查不是评功摆好；如果只讲他们给我出的坏主意、坏点子，或者支持我，给我加油，只讲这些问题的一面。我觉得这太不公平。所以我还是不讲为妙。至于我的问题，我衷心欢迎他们，包括你，起来揭发批判。我作为一个领导，不能揭发我的下级，包括黑大的学生，即使是黑大理论组的学生。这是做人的一个原则。所以，请你们今后再不要提要我揭发文教办的问题。”
我见邴瑞年的脸色并不好看，心里似乎很紧张。当我这样表示之后，他的呼吸渐渐舒坦了，脸色也渐渐开朗了。
经过这次谈话之后，邴瑞年当然心里有底，他和专案组的其他人就再也不提要我揭发文教办的人的问题了。别人想利用我来揭发邴瑞年的指望落空了，邴瑞年因此也就一点儿也没受什么冲击。
清查作为一场运动，以人划线，难免不出偏差。我想，我可不能引导你们犯错误，我决不能你们想要我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样会把事情复杂化，弄得你们收不了场，我也会因此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为此，我抓住一个机会，对我的专案组郑重言明。
一次专案组要我交代去锦西，参加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学朝农学习班上，我同周宏宝的关系。交完材料，孟新同我谈话，当时还有邴瑞年和田桂琴在场。我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提出问题也应该讲点儿历史唯物主义，讲点辩证法。我写这个材料时，真想给你们开个玩笑。我想写，在锦西城西的一棵大槐树下，周宏宝把我找到那里作了一次长谈。他说：”你是黑龙江省造反派中很有影响的人物，我想交给你一个任务，相信你能够出色地完成。‘于是附耳对我如此这般说。你们信吗？后来我想，这首先是对自己，其次是对组织，也是对你们这些同志不负责任。看到这样的材料，也许你们一时高兴，以为这次可有重大突破，钓到了大鱼，就得派人去搞外调。然而，回来不是那么回事。对我，对你们都不好。所以说，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因为那时还是毛主席的天下，不是说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吗，他们当时还是一个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言必称三要三不要。所以，我衷心希望你们讲点历史唯物主义，讲点辩证法，不要忘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问题。不要把人想得那么坏。我不敢说，这样不会犯大错误。“
“你没这样做是对的。”孟新也很坦诚地说，“事实上不是你写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你说大槐树，我们就相信大槐树。”
我又说：“有些人对自己、对组织、对同志不负责任。随便说，要个态度好。我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也是做人的问题。我这样做，也许你们说我态度不好，不交代‘干货’！你们说我态度不好，这无所谓。我要的是实事求是。同时，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夸大自己的错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认识到那，就说到那。”
我就是采取这种态度，坚持实事求是，使专案组的人，别想在我的问题上，横生枝节，把水搅浑。
如前所述，清查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在于否定文革。因此，专案组总是往这方面引导。
一次孟新找我显得很严肃地说：“看了你写的交代材料，都是客观陈述，缺乏自我批判，这样不行。”
我说：“我是有什么就交代什么，实事求是。我对于文革的认识还没有想通，所以先摆客观事实。事实搞清了，就好分析、批判了。”
他说：“其实你可以在叙述事实之后，加上一句，这些在当时认为正确的东西，现在看来是错误的，应予以批判。”
他的话，使我眼睛一亮，我好像是第一次认识孟新似的，心里想：“孟新啊孟新，人说小李昌，今日始知不假。”虽然，我学了一招，这是许多老同志的运动经验之谈。不过，我没有顺着他，而是说，“对于文革这样的大是大非，在中央没有作出正式结论的时候，我决不先说对错。在我看来，就是现在中央作结论，也要允许我想一想，要允许我有个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我只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就检讨到什么程度。”我又说：“过去，我们紧跟毛主席那么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现在还说犯了错误，华国锋当主席就没有错误了。我可不这么想，也不这么看。”
我忘了自己是在和专案组领导说话，还像平常跟这位处长对话，言谈中有说有笑，说这后几句话时，明显地带有几分讽刺，而且爽朗大笑。
孟新忽然扳着脸，第一次厉声说：“严肃点。你不要这么嘻皮笑脸。”他停顿一下，仿佛感到自己必须把架子端起来，瞅了瞅邴瑞年，又把话拉回来，自己嘿嘿一笑：“最近我们一些人议论，认为你属于过去那种改朝换代的遗老遗少派。希望你要放明白些。不要拘泥于毛主席那一套。这样对自己没什么好处。”
他不再往下说，我也不说话了。因为此时此刻，他处在上位，以为他自己是适应改朝换代改的快、换的快者，并以此为荣，是一个得势者。他的这番自白，说明我同他认识不同，情感不同，为人处世的哲学也不同，我同他继续对话就得辩论，是对牛弹琴，于己也不利。
在我这里，我对毛泽东理论的笃信，胜过基督徒相信耶酥是童女所生，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实践，好像基督徒对于否定耶酥是毁灭世界一样。不过，基督徒对耶酥是一种迷信，而我对毛泽东乃出于社会科学的革命信仰，二者不能同日而语。我对于毛泽东的忠诚，与封建社会改朝换代时遗老遗少对前皇帝的愚忠，性质也根本不同。我看到的是文革失败，原因多端，目前是革命的暂时回落，后者计较的是帝王胄室、个人得失。要我这个无限热爱毛泽东进而否定毛泽东，这对于我是莫大的信仰摧残和人格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