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尽沧桑飘峰岭，青山常在泽如春。
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沉，经过再三思考，我通过专案组于1978年3月25日审阅，给他老人家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多少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撒热血，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在22年之后胜利地实现了。您老人家年尊古稀，从新旧社会的沧桑之变中，一定会体会更深，必有越活越年轻之叹。儿在11次路线斗争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但不气馁，决心迎头赶上，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新的长征，力争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而立功补过。
除了思亲想友。我还在“学习班”之余，写下了我当时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缅怀。想到这些老前辈对待革命挫折、对待党内斗争的战斗风格和高尚的情操，我感到勇气倍增，对眼前的处境泰然若素，对未来充满信心。
1977年5月31日，《黑龙江日报》转载了《陈毅同志诗词选》和张茜的文章。我反复吟咏，为陈老总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境界、坦诚乐天的革命情怀深深感动。写下了《学陈老总光明行》——读《陈毅同志诗词选》有感：
一向尊崇陈老总，吟罢遗诗情更浓。
戎马驱驰抒豪气，敬民磅礴唱东风。
无私无畏千锤锻，高德高尚万年从。
壮怀激烈光明路，胸藏马列立如松。
1978年，是周恩来诞辰八十周年纪念。读了报纸上刊登他青年时期东渡日本留学写的《大江》一诗，有感于周恩来从小励志为中华崛起、终成大业的光辉历程，为祖国解放、人民幸福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忆起总理对我的无限恩情，思念波涌，追怀难禁，对天而歌，写了一首《总理音容在臆中》：
读《周总理青年时代诗选》，缅怀总理丰功伟绩及对我的恩情，思绪万千，热泪涌流，喟然命笔，得诗一首，以为总理八十诞辰纪念。
《大江》歌飞入苍穹，蹈海功业盖世雄。
常念总理生平事，总是音容在臆中。
我在牛棚里的生活，除了接受批判、写检查，还有另一件事情——接待外调。
这场清查涉及的面有多大，人有多少？我从接待的有关他人的外调，可以揣摩一、二。我仅在牛棚里接待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被调查人不下100人，根据李力安1999年写的回忆文章说，全省当时列入清查对象的有663人。这么推算，全国仅各省累计，便有近两万人，如果加上省部级单位，其人数，就可以想象了。
我在反省室期间来搞外调的人，凡是尊重我人格的人，他们的外调就能得到我的一纸证言。相反，如果他们起高调，以势凌人，甚至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的话，我也毫不示弱。特别是替错误翻案，我绝不趋炎附势。有一次，不知道省革委机关从哪里冒出来一男一女，问我潘复生的几个问题。潘复生在文革中推行破坏性的路线和政策，造成三个一大片的冤假错案，无数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的迫害甚至致残致死，我本人受尽打击和侮辱。难道潘复生也要翻案不成？一想到这些，我的气就被底火钩起，不打一处来。我激动地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全错了，也轮不到潘复生翻案。我拒绝回答任何重新提出的潘复生的问题。他们赶紧解释，他们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才好。他们在我这里一无所获，夹着皮包扫兴地走了。
但是，如果见到亲人，对我态度好的人，我总是还之以礼。
我在反省室因为外调哭过两次。一次是绥化劳动科芦科长来调查阎承烨，没谈几句，我就落泪了。因为见着芦科长这位好同志，我在绥化劳动时，他给予我很多关爱，使我在最困难时得到很大的帮助，心里感到不好受，潸然泪下。
还有一次就是，在我领导下的原工宣办的老范和小谢，来调查一个什么问题，当时小谢逼问我谈一件事。我觉得事实相反，我联想工人农民对这次事变的态度，进而想小谢转变这么快，感到突然而伤心地哭了。我几乎哭诉地说：“我在主管工宣队的工作中，影响了你们这些扑朴实实的工人，我对不起你们，但是你现在这样逼我，使我很难过。你要我怎样啊？”我第一次在牛棚当着别人哭，而且哭得很伤心。我心里想，你怎么这样啊？！我觉得这些工人师傅太实在了、太好了。过去他们怀着朴素的感情，今天还是那么感情朴素，我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过不一会儿，我从情感中走出来，感到自己这时很奇怪，怎么不好好控制自己，多失态啊。老范没有吱声。他似乎另有想法，临走时，把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精装本送给了我，嘱咐我好好学习。他和小谢一起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如此这般，是何用意？
他们走后，我手捧《论巴黎公社》这本书，想着心事：史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伟大的实践的巴黎公社失败了，但是她的历史还在，经验还在，英雄还在，精神还在，意义还在。这莫不是要我以看待巴黎公社那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待目前发生的事变吗？！果真如此，这两位工人真是大智大勇。但愿这样。我翻了翻这些我曾经读过的文章——请别忘了我是政治系得奖学金的学生——书的目录，我的目光在马克思《给路？库格曼的信》的标题下，停了下来，看马克思写道：
如果斗争只是在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去，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充。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些话一针见血，对于我分析和看待眼前的问题，很开窍。是呀，邓小平、华国锋、江青以及叶剑英、张春桥等人的性格因素，是这样相反相成，在中国政治情势与事变中确实起了某种决定性作用。这期间，我带着满腹狐疑将书细细重读了一遍，书上留下了我读它的种种符号和记录，就是我种种心思的印照。
日月转换，不经意间，进牛棚八个多月，仍不见审查有结束的迹象，而我的交代、检查已经早告终结了。于1978年新年伊始，写了一首《过年》，诗曰：
临窗闻新笛，依墙见旧蝉；不觉银影速，难得又新年。
1978年正是邓小平对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进行激烈斗争的一年，我从广播的话语里、报纸的字里行间以及历次会议报道的阵容，悟出了这种信息：中央存在两个新司令部及其所具有的鲜明不同的阵容、不同的信念、不同的政令、不同的步伐和不同的前程。我看到了邓小平的公开而卓有成效的努力，由吁请直至直面呐喊，由背后到前台，由参谋到主帅；看到了邓小平为一体的老干部的主攻力量、队伍的复起与重新聚合；他们开始高举拥华、团结的旗帜，稳步推拥自己的队伍、大胆重组，继而高举大批大揭的旗帜，打掉华的左膀右臂，终而高举哲学的旗帜，公开要华国锋交权。前者以组织部长胡耀邦为活动先锋，紧紧依靠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这些资深的高级领导人，步步为营，队伍不断扩大和凝聚，除刘少奇已死，其余文革前的老班底全部出马，造成逼宫大势；后者图谋自我光华，对人的轻信，简单的思维，自我否定，节节拆散核心、缩小队伍，并且自砍旗帜，终成孤家寡人、光杆司令。最初的信息是1976年（当时我还没进反省室）的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从华国锋的报告里，我看到有这么一段文字：
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指“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在思想上政治上造成很大混乱……
我想，这是华国锋撤退，也是败退的信号。什么叫做批邓另搞一套，批邓的正宗一套是什么。我觉得华国锋想美梦，陷入了神经错乱。随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词，在中央报刊上就销声匿迹了，而一再强调突出的是：
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揭批“四人帮”。
接着就是给天安门事件平反。我感到，至此，华国锋再也无回天之力了。后来，他在揭批查、干部问题上、真理标准讨论上的挣扎，我觉得已经十分可笑。
真理标准的讨论，矛头直指毛泽东，在于公开全面否定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是在建立一个新的权威，树立另一个“凡是”。但是，邓小平一再讲文革的功过是非不要讨论，文革暂时尚未否定，但是我认为只是时机问题。局势正在邓小平指挥下朝着其方向发展。这时我认识到，邓小平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战略家。
但是对于他反复讲，“除恶务尽”，“不要心慈手软”，把所有的造反派头头置于他的对立面而感到战栗。
随着中央班子调整，各省主要负责人也接二连三地被更换。1977年12月7日，黑龙江省委一把手由杨易辰代替刘光涛，刘等一批军代表、群众代表开始接受审查。这样，各省也基本完成组织准备，恢复了文革前的班底。
到1978年4月5日，我进“学习班”整整一周年。我总认为，我在文革中是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犯的错误，这同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要求和做法是根本不相容的。因此，我总被动。所以，我当时的心情是希望快一点解放，以便投身到火热的四化建设中。为此，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学习班”一年有感（一）
楼前红花开，楼内绿枝埋；进笛声声换，铁剑自徘徊。
（二）
冰化雪消融，日高春正浓。
频频催战鼓，跃跃在其中。
然而，严酷的事实，再一次教训了我。1978年下半年，对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韩潮审查升级，提交司法审判。那些日子，我的看守也为我捏把汗，他们把消息告诉我，以为我也要被捕。我在思想上也做好了两种准备。关于我没有批捕的说法，有各种不同的版本。有的说，我的材料不够；有的说，省委主要领导杨易辰不同意；有的说，公安局办案人认为毫无理由，坚决反对。
对我也可能升级——抓捕，我从专案组的谈话中，领略了有关精神，使我做好了蹲监狱的心理准备。因为这期间，孟新一次找我谈话所传递的信息，说的分明：“你的认识上不去，与你对牛陈聂张的问题看法有关。其实，你同他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都是造反派。你同他们是五十步笑百步。”
我说：“是那样。你说的很对。这一点我早就是这么看的，尽管我们观点不同。但我们是属于一个思想体系的，都以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所以，我在1975年多次说，现在没整到我的头上，整到一定火候，也会整到我头上来的。这就是1975年我们都同意反回潮的思想基础，都认为回潮根子是邓小平。我们总体来源于一个思想，只不过对于形势分析、解决问题的方针策略不一样。”在这种时候，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政治斗争闹到某种浪潮时，当事者中的许许多多人，头脑发热，总是朝着当局指定的一个方向思考，思维膨胀，理性丧尽。但是，我心里说，“就是这一点差别，也是应该予以区别的，不分情况，一刀切，谁都整，这是不得人心的。绝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道德原则。”
我的问题，经过整整一年。该批的，能上纲上线和使用的词语差不多都用到了，在现代汉语中一时找不到新词了；该揭发的，知情人也都说了，很难开发新的“知情源”了；要我写的材料，我该写的也都写了；要检讨的，虽然主持者不很满意而我觉得也已经到份了；专案组该调查的也都调查的水落石出了；他们能策划的种种揭批查计谋看来也是“江郎才尽”，心思挖空了；当局个别人想采取的极端措施又因为缺乏够边儿的材料而难于下手。于是，1978年下半年，我“闲得很”，几乎完全“呆”着。
人生难得如此“闲”。这样的“空闲”，是我学习的“最好时机”，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再来叙述。
说来也怪，空气在经过一段压缩的紧张之后，似乎有所松动。这时，我还被告知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见家人了。我可以约见玉梅，也可以约见我的两个孩子了。至于我的看守，尽管换了几个批次，似乎从来没有与我为难，而是多行方便。
这期间，我折指计算着日子，我知道省里在等中央精神，也就不期盼出去，而是期盼星期天的到来。因为这样，我可以忘情地同孩子们温存、抚爱一天。他们可以在我的住屋里，跟我痛痛快快地取闹、做游戏，或者我听他们给我讲述他们学校的趣闻趣事，同进午、晚餐，在一起睡午觉。他们可以吃到他们平常吃不到的东西——他妈专为我做的美食——他们平时难以吃到的饺子、鸡肉、牛肉什么的。我记得第一次，看着他们狼吞虎咽般用餐，顾不得回答我的提问的那股忙碌劲儿，看着他们吃的那样有滋有味儿，偶尔偷偷地瞅我一眼的情景，我满脸堆笑，而内心深处却像铅一样的沉重，心头一阵一阵如刀铰一样疼痛。我脑海里直翻个儿：我想，毛主席、周总理健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组织把我看成优秀人才、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总理几次关爱我、保护我、提名我作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我并没有变什么模样，也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还是这个我，在他们刚刚谢世不久，竟成了党组织的阶下囚、可恶的异己。这只是历史转换，只有一个时间差。老百姓说，“胜者王侯，败者贼”，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原来真是不差啊！想着想着，不禁下泪。
“爸爸，你咋的呀？”天真而细心的儿子志勇停住了嘴，拽着姐姐的胳膊，关切地问我。
我连忙拭去眼泪，说道：“没什么，爸爸眼睛有点磨，一会儿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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