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午突然停电，决定提前下班。楼梯间漆黑一片，我摸着楼梯小心翼翼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下挪步，诚惶诚恐，惟恐失脚而踩空台阶，校对员小宋还护送了我一程，在我坚辞之下，她才离开，然而，多事之秋的我，祸不单行，小宋没走出几步，我以为到了最后一个台阶，一失脚而了脚脖子。我去看了西大桥骨伤科医院著名的夏大夫，夏大夫给我的脚正了位、敷了药膏，开了几天病假条，嘱咐我好好休息，我给组里打电话请假，并说明脚好了以后上班时带去病假条。这位王书记竟然忘了人间常有不测的疾痛和曾经对我开出的一份份承诺单，根本不作调查，不问究竟，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提高嗓门，凶神恶煞地责难我，在职工广众前给我抹黑。他说：“范正美刚来时表现还不错。可没过几天就说有病，现在在家里泡病号。怎么样，我看他这样的人就是不行。”
我在家只休息了几天。上班后，许多职工关切地问我怎么样？怎么不好好休息，这么急就上班？个别工人师傅在我休息时，还偷偷告诉我“王兴亚说你装病”。我又感动，又气愤。感动的是，难得工人们的一片情；气愤的是，自己又挨了一闷棍。
在我看来，王兴亚作为一个曾经被打成右派而过来的人，应该更能理解人、体谅人，想不到他却好了伤疤忘了痛，竟然如此落井下石，陷害我。说实在的，省里还没有这样的人，敢于如此对我非礼，公然蔑视我的人格和尊严。我觉得在这样的人下面，我怎么干也不会有好。于是，我毅然决定铤而走险，不再去林学院劳动了。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绝不在这样的人面前折腰。玉梅也支持我。于是，我就在家里真正养起“病”来了——定期给林学院印刷厂送病假条。
事实证明，我的抉择是对的。文教办、林学院后来都没有人来追究。后来我想，或许这持久的忽高忽低、忽紧忽松的政治马拉松，无限拖延，无限打击，下面的人已经渐渐冷下来了。其实，对付政治运动，老一辈就是这么一招。时至今日，人们厌烦你整我、我整你了。或许这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层夺权斗争造成的某种空隙，是一种巧合，而便宜了我。正是这种抉择，使我抢回了我的一部分生命，赢得了学习时间。
从林学院回家以后，我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主攻英语，并开始研究经济美学。同时，我还大量阅读古典诗词，看看《古文观止》、《古文百则》、《史记》和《资治通鉴》，借以排遣胸中的郁闷和不快。我深居简出，除了同玉梅、还有两个孩子交流，引导他们学习，听听广播，家里当时也没有电视，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同外界接触，也不想同外界多联系。学习英语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学习英语，使我打开并面对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买了一套伦敦原版《基础英语》（ESSENTIAL ENGLISH），订了一份《英语学习》杂志。那里面介绍的史料、典故、时事、趣闻和风土人情，使我大开眼界，饱受眼福，大大增进了我对欧美、特别是英国、英语国家的了解。
学习英语之余，读史、读古文、读诗词，便成为我同外界交流的另一主要途径。读史、文和诗、词，与古人对话，打开了我的情志，把我引向一个新境界。通过读史、文和诗，在古代志士仁人、诗人们刻画、演绎的意境中，尝到了无穷的乐趣。
“登高壮观天地间”，领略祖国河山之美：“一棹春风一叶舟”，随他们作大山名川之游：“坐对云山，一任炎凉变”，赏大人们博大的胸怀：“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学先人的奋斗不息精神：“已白穷经首，仍丹许国心”，抒发自己的报国之志：“生平辛苦今潇散，得丧荣枯皆历遍”，体察人生百味：“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效大师们自我勉学的态度，“但将一笑对公卿，我是无名百姓”，自嘲自娱于逆境之中。如此这般，各种无稽的骚扰和不快，都随时间流去了，也就培养了继续奋斗的好胸境，舒展了刻苦自励的好情志，锻造了静心写作的好心情，并通过写文、作诗、填词，记录了度日的心境和历程。
1980年，面对朔风冰雪，读古人松竹梅之作，我写了《赞岁寒三友》，为自己壮威励志：
玉龙翻滚又重围，群芳纷谢展新蕾。
亭亭自恃寒流逼，青青依仗冷风吹。
1981年12月29日，因几天来读龚自珍的编年诗，联想自己的境况，我写了两首《无题》，记下了那几日的心结：
（一）
内心观照我亦贤，细思难奈夜涌泉。
人事萧条堪寂寞，也学先生论编年。
（二）
骏马不途亦玄黄，敢有心事问苍茫。
苦读圣贤须激志，华年如斯自鼓扬。
就在我自我鼓扬、自我奋发之时，1981年二、三月间，传来陈云在一个清查报告上的批示：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因而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讲，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办法，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要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当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号，对我的处理，省里可能以此为据。不出所料，1981年4月1日下午，孟新、卢庆武、戴恩崇等4人找我谈话。孟新传达了李力安的讲话。下面是我的笔记本的记录：
中央最近发了9号文件。
因为文革有特定历史条件。处理采取政治斗争的方针解决。（1）毛错误发动；（2）林、江利用。处理要慎重。采取党内办法解决。一个人犯错误，不仅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条件。因此，不一样。不能不加区别。历史经验不能忽视。相信经过清查，范正美对自己问题有了认识；相信中央是正确的；相信大多数的人会转变过来。坚持老规矩。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要不讳疾忌医，就要采取宽大方针，处理从宽，使用从严。
孟新说：“今天请你看看你的材料。”于是孟新给我看了材料，要我用另纸写出意见。
这样又拖了一段时间。我似乎觉得中央对于文革问题的处理存在不同意见，加上这时间邓小平在忙于推倒华国锋的事情。到1982年六、七月间，由省文教办副主任张双城出面，宋杰、王亚男等人陪同找我谈话。张说：“从开始到现在，五个年头，时间很长了。根据所犯的错误，看了检查还可以，采纳你的意见，当内部问题处理。也不是对你故意宽大，也是实事求是的。留在党内，还要给点纪律处分。过去你有代表性，现在还有代表性。从宽处理，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分配做一般工作，并开支部会议，提出建议，履行手续。”
根据这种安排，1982年8月31日，省文教办机关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作出决议，建议省委给予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1982年10月2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律委员会以［1982］70号文件发出《关于对范正美同志审查结论的批示的通知》：
省委同意省文教办党组《关于范正美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对范正美同志的问题结论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考虑其错误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本人对错误又有了认识，决定恢复范正美同志的组织生活，给予他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分配做一般工作。
我在1982年8月31日下午省文教办机关支部大会上，作了自我检查。下面是事实部分的原稿说话：
1966年以来，由于我在政治思想路线上接受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的思想体系，加上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受林彪、“四人帮”所煽动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十年动乱”期间，犯有很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极其痛心。
1966年春天，当时我是哈师院政治系学生，正准备毕业论文，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什么认识，只是从社教回来以后，认识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越来越尖锐，但什么是修正主义，谁搞修正主义，并不明确，心想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对的，一切听毛主席的；谁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我就和他斗。
因此，根据当时中央报刊和党委的部署，我积极参加了批判“三家村”的活动。这期间，院党委选出了一批学生干部去参加市里的有关揭批大会，我也是被选的代表之一。这样，我第一次由学院开始接触社会，听市直机关干部批判（郑依平），觉得义正词严，有根有据，问题相当严重，联想到社教中所揭发的事实，心想自己应该积极参加这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斗争。后来在南京匡亚明事件特别是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公布以后，对我震动更大，开始积极参与给学院党委领导同志写大字报的活动。当时我们提的多是教学方面的问题。以后党委派工作组进入政治系，我被指派参加了党委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有党委机关干部和政治系的师生代表组成，学生代表只有两人。当时我认为这是党委对自己的信任，觉得很高兴。当时我想当积极参加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但既怕党委说我乱来，又怕同学们批评我压制群众运动。因此，我采取的态度是，听中央报刊的，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办，紧跟党中央的号召。这样，我在当时的做法，既得到党委的支持，也颇得到同学们的“拥护”。
省委七？一八会议之后，我的脑子“轰”地一下，认为又要抓右派了，但联想中央精神，对于党委对前一段的估计想不通，认为自己的做法和当时中央的要求是一致的；不是做过了头，而是做得不够。在工作组、老师的帮助下，我在班级检查了自己的言行有些地方有不符合党委的地方，同时还表示要积极正确地参加文化大革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我觉得当时我是诚恳的，但从这以后，我感到党组织对我疏远了。我本来是学生干部，有很多重要会议也不找我了，感到有人要在我身上做什么文章似的，思想上感到压力很大。
在这个期间，我非常困惑，成天坐在图书馆里，看中央报刊和毛主席的著作，看鲁迅的杂文。正在这个时候，听了《十六条》广播，小道又传来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认为自己是被压制的革命小将。同时，这期间，有许多哈军工的学生到学院串联，其中多是高干子弟，这是生平以来第一次接触到这些人。听他们谈到了中央的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觉得自己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感到他们思想敏锐，站得高，看得远，身上有一股子为国家不变修的劲头，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于是，经常不坐车，走到军工、工大等校去听辩论会。在一次军工、工大的会上，我听当时省委领导同志讲，七？一八会议不符合中央关于文革的精神，是错误的，可以批。回到学院以后，一些同学和我共同倡议召开了师院造反有理大会。会后，我被选为造反派的头头。当时我的思想比较保守，只知道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解放小鬼，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又觉得运动来势很猛，必须慎重，便处处拿着毛主席给北京红卫兵的一封信。所以，一开始，我把我们的组织叫做红卫兵战斗队。后来各系造反派头头开会，批评我右倾、胆小。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就抓紧一切时间看中央报刊和毛主席语录及有关的材料，认为造反有理是毛主席讲的，造修正主义的反没错，于是改名为红色造反团。
红色造反团发展很快，由最初几十人到几百人。在当时的思想支配下，我们认为学院党委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自己，于是多次召开批斗大会，批斗杜若牧、常杰民、李群等党委主要领导同志，给他们扣上三反分子、黑帮等罪名。当时红卫兵人人手里拿着《毛主席语录》本，模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写的大革命时代农民革命的做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给被批斗的人带大牌子、摸黑脸、戴高帽、大弯腰、游街等。当时我不赞成这些做法，认为这不符合中央规定，也脱离群众，所以在造反团的大、小会议上做过工作。但由于我的基本立场是“造反”，是什么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要因势利导，以后又认为这是枝节问题，不影响大方向，也没有什么，等等。因此在我主持的批斗会上，给被批斗的人戴高帽、带大牌子、大弯腰、摸黑脸等这类问题多有发生，严重摧残了这些领导同志的身心。杜若牧同志就是在我们学院批斗之后，又被当时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团总部批斗，受尽了侮辱而含冤自缢的，使我们党、使教育战线失去了这样一位衷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干部，回想起来特别痛心。过去虽然也有惋惜之情，但由于基本感情没有转过来，对此认识很肤浅。但后来特别是近年来，每想到许多老同志死于不白之冤，心情十分沉重，而且日久年深，更加痛心。
对于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我认为当面说他们保皇派、保守派不策略，而应该团结大多数，这实际上就是用对敌斗争的方法，分化瓦解他们，孤立头头，将他们吃掉，叫他们向我们投降。因此，各系批判对立面组织，特别是烧黑材料期间，使许多不同观点的师生员工受到了侮辱、迫害。
由于在当时，我们在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