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没有“三种人”了。另一人就是李清林，他是哈师院毕业生，文革中与我们是不同观点，他这时任省委清查组组长。在开会时有人对我的处理提出了不同意见，是他坚持要“严肃处理”。
我自己的申诉和办里同志们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因为中央有人点名，省里负责清查的负责人坚持，对我非开除不可。这样，在组织处分的文件上，我只签写了四个字：组织服从。因为我再说什么也是于事无补。但是，在支部大会上，我哭了，并且哭得很伤心。因为我又想到毛泽东、周恩来，如果他们健在就没有今天，时不我与，命运如此。
当天晚上，久久不能入睡。连夜，我在我的诗集上，添了《不忘三月五日》二首。小序写道：今日党支部开会，宣布将我开除出党。到哪里申诉，向谁申诉，只有记在心里。
（一）
恢弘阔阔主义好，弱躯不过一蒲草；
燔火秋翻肥根茎，明年春发翠新稍。
（二）
尽忠竭节酷荼罹，此身未死不可欺。
借得烈焰焚旧羽，鹏举振翼信有期。
过了几天，省文教办干部王德顺来我家说，办副主任马淑洁在一次机关干部闲谈时说，没有想到范正美对党有如此深厚的感情。我对王德顺说：“马淑洁原来是黑龙江工学院的一名讲师，因为现在时兴安排知识分子，借助于某种关系，”坐火箭“，才被提拔到文教办任职。她哪里知道，我热爱中国共产党，不仅来自于我个人成长对党的感激之情、更重要的是，来自于我对党的无数优秀分子，那种为共产主义、为民族解放和人民翻身幸福的彻底的献身精神的无比崇敬，来自于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的无限信赖，来自于我对国际国内革命史的深切了解，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党，那样谆谆教导自己的党员，去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深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意义，来自于我对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崇高信念和对资本主义腐朽黑暗的深切憎恨，来自于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科学历史观的深切认识和理解，了解目前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我热爱共产党，还因为我深切地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我期望共产党能一如既往、一往情深，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我为共产党的历史而骄傲，为共产党目前的现状而痛心，为共产党的未来而担忧。共产党还有许多甚至致命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我寄望于她能随社会进步而加以改造。还有，这阴暗的一面，也只有身为共产党员，才有可能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与有志的同志共同去兴革除弊，使共产党获得新生，重新取得中国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说到这里，我十分感慨而加重语气说：“不过，我也看清楚了，我被毛泽东后的党开除了，从此，我与共产党内致命的弱点、缺点和错误，划清了界限，一刀两断了，再无联系了。我是毛泽东、周恩来党的党员，我应该保持的，就是老一辈共产党人为人民称道的可贵精神和品质。”
所谓“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打砸抢分子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根据陈云的一次讲话，凡被打成“三种人”的人，没有被选举权，不能进各级领导班子，不仅不能进党的班子，而且，连行政班子也不行。同时，根据陈云的这个说法，各级公安部门，有权随时监督他们。读者不要笑，这个不能成立的说法，竟成为直到目前为止的一种不成文的“法规”，真不知道，宪法关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他们脑子里还有没有这个概念。顺便说，对于社会上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可以根据中国共产党内文件或某个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进行内部监控的做法早就已经形成，所以陈云信手拈来。不能容忍的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自以为最昌明的所谓法制社会，直到今天还继续这么做。且不说，公安部门并传达到社区、居民委对我的行踪一直不断地进行常规性日常监督，单说1997年一件事，就可知一斑了。
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期间，我因公且事先报知学校领导人知道，到北京参加中央电大中专部召开的一个教材编写会。大概是“十五大”开会的第三天，省电大给中央电大中专部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我必须立即回哈。这次玉梅跟我一起去北京我亲戚家串门。我和玉梅猜想，准是从政治上考虑到我的情况。我被找到中央电大中专部转告学校通知以后，决定采取不理采的态度。我回校后，找学校领导——邴瑞年——这时他在学校任党委书记问找我回来有什么急事。邴很轻松地说：“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学校接到公安部门通知，考虑这时候正在开‘十五大’，你去北京不合适。”
我平和而带着很大的气说：“对此，我请你转告有关方面，这样做是根本违法的，违反宪法。我不是中共党员，但我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完全有行动的自由，更不要说这次公出，事先经过领导批准，就是我个人出去办事、回家省亲或者旅游也是不得限制的。这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作为一个执政党，可以掌握有关人员动态，但只能自己搞，不能动用行政机关，更不能动用司法机关，惊动本人。我郑重提出并请你也郑重转告公安部门，以后不要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否则，我会起诉侵犯我的公民权的。”
邴瑞年同我议论了几句，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答应一定替我转告有关方面。
我是1965年入党、1966年转正的，到1984年，20个年头。我因为追随毛泽东而入党，又因为追随毛泽东、参加文化大革命而被作为异己开除。我的命运断裂了！但我决不因此丧失信心和理智。我要奋斗，我要用自己的实践，证明我是一个智者，我是一个好人！我的回忆录，从此都是逆境带来的迷漫和探索、苦痛和辛酸，当然，其中也不乏欢欣，甚至还有那令人昏眩的快感；如果不看历史的回折，谁能说我过得不自在、不开心！
正是这种心情，1984年5月，我写道：
自慰
入诗前事应三思，世路危遭正足知。
长教硬骨存底格，无恨万死护红旗。
第八章 再造人生
我们的软弱是坚强的胚芽。……人如果坐在舒适方便的软垫上，将会困倦。如果被逼迫、被责难和被击败，则学习的机会就会来临。这样就必须运用自己的智慧，表现自己的人格。
——［美］爱默生
看看自己的内心吧，那是善的源头，只要你不断挖掘下去，它将不断喷薄而出。
——［意］马可·奥勒留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的这几句话，道出了共产党人，对待党派及其处理党派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原则，言简意赅，充满哲理和自信，真是至理名言。我亲身的经历，更觉得不错。然而，我对此的看法，却不再是从前的认识了。
在我看来，党的生命的维系，不单是组织形式，而主要取决于其政治理想以及保障政治理想实现的建党指导思想和根本的理论体系。但是，党的组织建设也不能忽视。国际共运惨痛的历史经验显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完善民主与集中的制度，建立党内上下监督的机制，有一套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保障不同政见的争辩和党内自由、平等讨论，防止党内宗派扩张、负责人蜕变和脱离群众的制度，建立党的危机救援制度，保障党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文革中、后期，我开始认识到，我拥护毛泽东的基本理论，而对于他蔑视选举制、不言法制、恢复旧体制、党内他个人至上等做法，是不赞成的，感到这些同他的理论和追求的目标是格格不入的，也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革风险之所在，我对他身后中国前途、个人命运的忧虑和担心，盖出于此。应该说，对此，像我这样一批人有共同认识，在我们之间的个别谈话中不乏议论，例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时我还在潘复生整我的情况下，同张文鸣初试政见曾谈到这一点，想必读者还记忆犹新。
然而，毛泽东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我是从心底接受、高度赞赏的。随着岁月累进，国际共运实践的深入，特别是前苏联和东欧演变的证实，我更认为，这是毛泽东晚年大智大德之所在，并不因毛泽东的逝世而褪色，恰恰相反，却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愈显其光辉。在我看来，总有一天，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毛泽东的预见是那么具有时空穿透力；他在过去所警告的一切，现在竟然灵验了，变成了现实。而且，人们还会发现，毛泽东终归为我们开辟了今天和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中，我对毛泽东最崇敬。人无完人，毛泽东也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也难免有缺点错误，有七情六欲。但是，无论谁怎么向毛泽东泼污水，毛泽东在我心中的伟大形象是绝不会动摇的；无论人们怎么否定共产主义运动，我笃信共产主义，而且自谓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我总是以一个共产主义者、共产党人约束自己，表现自己，发展自己。
整党对我的处理过后十多天，中央下发文件传达了胡耀邦和黄克诚的谈话。其中有他俩对文革参加者的一段新鲜的见解，胡耀邦并且作了一项新指示：在整党前已经作了组织处理的，这次没有发现新的问题，就不要再作新的处理了。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在那以“左”对“左”、只有对文革处理“左”的人最吃香的时段里，又有谁肯于说实话，出面纠正对我的再处理呢。不过出于理性，我还是天真地向省纪委提出了申诉。谁知竟石沉大海，无人理会。我知道，自己又想错了。以后不少人曾经向我建议，希望我向中央申诉，我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末尾，我加了一句：“势也乎！时也乎！”
不久，一些资深的党务工作者见面闲谈时，感慨而动情地对我说：“每一次政治运动之后，都有一次甄别，你等着甄别吧。”
我叹息地回答：“那是毛泽东时代。毛主席健在之时，担心运动中出现偏差，冤枉了好人，所以当运动过后，需要冷静，检查一下，通过甄别，以纠正错误或过重的处理。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不会有这码子事了。”
“现在拨乱反正，要恢复好传统。”他们说起现在的许诺，仿佛历史真正进入良序运转，这部分说明他们对一个遥远的梦充满憧憬，对我们的大师们的所作所为还从未真正了解；同时也确实告诉我，他们对这场清查很不满意：“清查涉及的面那么大，哪能对清查不做一次甄别呢！”
我心里话，仅凭一种轻信和良好的愿望，还不能理解眼前这场社会巨变及其领导艺术。我在前面提过，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来说，他们并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什么相信群众、相信党，那是一种宣传，因此对于自己说过的话和办过的事，轻易不能说不，更不能承认自己曾经做错的事。
坦率地说，在文革前、文革中，我孜孜以求，希望成为毛泽东的战士，以有幸跟随毛泽东干革命为荣。文革中，我出于真诚的革命动机，以毛泽东的指示、谈话和以前的讲话、文章为号令、为指针，努力按照自己的理解，凭自己的政治良心参加运动、造反、对待不同观点的人和事，开展工作。今天，把我说成造反起家、跟“四人帮”干，并因此将我开除出党。我接受不了，却又是不容置辩的现实。事实教育了我，使我越来越冷静了。
我深入反思，我们在建国十七年中，于中国共产党营造的体系中，在一种纯真的革命情感和革命舆论支配下，一个人的命运并不决定于个人志愿和个人努力、个人聪明和才干，而决定于我们在那缺乏个人志愿和自我意识中的群体及其领导人的治下，有多少螺丝钉精神、听话要听党的话的涵养、允许游移的自由度和空间，进而形成一种对我们中好与坏的评价标准和社会舆论，决定我们的历史命运。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要想进步，对社会有所为，就应该也只有听党的话。于是，我们养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和思维模式，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来决定还是拒绝接受天天忠于党的教导，正是从牙牙学语始，就被这些教导牢牢控制了我们的情感、支配着我们的思维。我接受的是党的领袖、党的决议。我强调历史条件，不仅在于文革是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中共中央及其舆论工具大力推进的，还在于文革前、文革中，甚至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在内的所有中央领导人，所强调的都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这些谆谆教导；还应该说，当时中央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在文革中的自我批评、检讨、检查，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使我们进一步警觉，也使我们更加坚定，只有听毛主席的话才能不犯错误。因而，在我现在看来，对那些知根知底而他们又奢谈自己如何具有远见卓识、如何忠于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的人，引起我极大的不信任和反感。我总觉得他们这些人并不光彩，文过饰非。事实上，正是某些人架起宗派的藩篱，将参加文革的青年人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因此，当有人问起我的党派问题时，我总是毫无愧色地说：“我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周恩来特加保护的党员，今天的党把我开除了。但是，我仍自命为共产党人！”
我欣赏黄克诚关于对文革中的人的处理的议论。作为一个一生历经曲折坎坷，多次挨整的老同志，却怀着对革命、对事业、对历史的坦诚，仗义执言，对文革不满，却提出了应该正确对待参加文革中的青年问题，令人肃然起敬。
不过，我也发现，我越是平心静气地思考过去，力图摆脱自己的感情因素时，现实生活却教育我，过去的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