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也发现，我越是平心静气地思考过去，力图摆脱自己的感情因素时，现实生活却教育我，过去的毛病还在延续，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文革充满狂热，那么现实风行一面之词。有些人有一种病态的自尊，神经质地敏感，以为历史到此结束，图谋打击报复，什么实事求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什么辩证法，都是口头上的，说给外国人听的。这就是清查以来，我怀着良好的愿望，累累被击毁的原因；也正是这一点，使我看清了一些人的庐山真面目，学会了保持冷静，不上当、不受骗，注意自我保护，以免授人以柄，落入历史的耻笑。
然而，不管怎样，我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不得不安排自己的命运，重新择业、重新审查与决定自己的生计。这不仅为了自己生存，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还负有对家庭、对妻子、对子女的责任，以及我自愿担负的对社会的那一份责任。我一定要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干好，才能证明我不仅是一个好人，一个热血、正直而又有头脑、有作为的人，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对于自己的前途，我总是怀抱乐观、充满自信。我认为自己虽然没有什么特别聪明、特殊的学问和特殊的本领，但我勤奋好学，愿意动脑，能吃苦耐劳，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我还年轻，自信别人能够做到的事情，经过努力，我也应该能够做得到，甚至有可能比别人做的更好。人世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不能逾越的鸿沟。“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所谓厄运，所谓命运不济，常有不测和客观条件，然而，也常常因为自私或轻率，对自己缺乏自信、自奋、自尊，而丧失斗志、不再奋斗、停止自我努力。我还相信辩证法。我的体验告诉我，只要根据自己的素质和能力，选好目标，努力总大于零，总会有回报的；世界是美好的，无限展开她的美，只要我们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怀着美好的感情，就一定能在无限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落脚点，寻找有限的，然而又总是不断开拓的新天地。我还相信，人类是美好的，总是慈善人多、好人多。而且，周围多友谊，我的朋友多。“天无绝人之路”，坚信毛泽东的话言之有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隔离审查快要结束的前一两天，孟新问及我对自己前途、工作有什么想法时，因为我胸有成竹，早就想好了，所以不假思索，很轻快地对他说：“只要党和国家有光明的前途，我就有光明的前途。我相信党和国家有光明的前途，所以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
看得出孟新对我的回答，并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想到我会这么豪爽，脸上泛出一丝惊色。又问我，出去想做什么工作？我又爽快地回答：“当教员！”
“当教员不大合适吧？”看来，他又不理解了。他没有说为什么。我揣测，在他看来，像我这样在文革中当过领导，在清查中挨过群众批判，清查之后，定有政治错误、受处分的人，怎么有勇气站在讲台上，不正是为千夫所指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见他很不理解，我便向他解释：“我是学师范的，那么多同学都是中学教员，我为什么不能当教员？我想，如果从政治上讲，不是说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当反面教员吗？我可以当反面教员嘛。我可以亲自向学生讲，是我在文革中抓教育革命，推动工农兵上大学，影响了你们学习，等等。王明不是作出过榜样吗？”我故意加重这后面一句的语气。
孟新没有同我理论。
回到住室之后，我想，孟新对我的回答显然没有想过。他以为我一定有一种失落感，对自己前途担忧，准会提出回老家，或者到工厂和附近农村，或者提出去科研所、图书馆、资料室等什么地方去的。因为这样一来，我可以回避众人的视线，免得在人前人后挨人议论或指手画脚。这样，我可以头不抬、腰不伸地闷头工作，清闲地打发我的后半辈子。他倒是一片好心。但是，我可不这么想。我认为，我本来是一个学生。文革中也并不想当什么官。因此，把我的官帽拿去，既没有感到失去什么，因为我当官一个钱也没长；也没有感到丢人，因为政治运动，群众自然理解。至于出去后，是否遇到人们的非议或冷嘲热讽，也没有什么。我记得一位名人说过：人们之间的敌意，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也不会旷日持久的。仇视和敌对，只有双方处于相互攻击的火线上，才是明确的、坚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会发现，人为敌对酿成的苦果最终还是自己吃。历史前进的步伐，就像流水波涛，将冲淡一切、澄清一切的。如果真是客观的、科学的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或是真诚的引导人们提高认识、正确对待过去的得失，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总是力求代表社会的未来，推动历史前进，凭着中华民族美好的传统，能够把人类最优秀的品性、思想和爱，灌输到社会生活的原则中去；他们向来同情弱者，最能区别善意还是恶意；他们理解政治斗争，最能明确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人们向来憎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憎恶没完没了的批评、斗争，憎恶立定看待人和事，憎恶僵死地对待成绩和错误。因为这不是与人为善，也不合事理和情理。
我承认，政治变动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人们对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意义、价值及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地位的重新评价。对于某些遭受政治打击的人来说，也许生活维艰。但是，我也看到这样的历史资料，任何时代，不论当局如何做，人民群众有杆秤，他们总是能够正确掌握和区分正义和不义、善意和邪恶的标准。在我国，经过时间的冷却、平静，人们对待纯粹口头、形式上的“革命”，已经十分厌倦了。他没有看到，也没有想过：在老百姓中，只有贪污、盗窃、受贿、压榨老百姓的人，是他们真正厌恶的、瞧不起的。人们记恨的是，那些在人背后投枪、插匕首的人，或者落井下石者，至于政治斗争中的沉浮，他们以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再者，人们特别理解，我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参加文革，我没有越轨行为，也没有其他丑行见不得人。况且，文革参加人众，真正的所谓逍遥者甚少，到处都有我的战友和朋友。黑龙江人了解我。所以，我不怕见人。我和我的问题，越是公开，就越能公正，对我越有利。
同时，我自信自己是学师范的，而且是优秀生。我肯读书，愿意钻研，有一定知识素养，实践锤炼了我，有一定的文才和口才，我胜任教学工作，完全可以通过我的教学，赢得学生的尊敬。我还有十分把握，我热爱教育、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我相信自己是一团火，一座熔炉，能帮助学生点燃生命的烈火，引导他们自觉地把自己冶炼成钢铁；我相信自己是一块磁铁，一个园地，具有吸引力、凝聚力，我能帮助学生，学会善待生命，奋斗生命，享受生命。还有，我在电机校，已经有两、三年的教育教学经验了。学生们将在同我的接触中，相濡以沫，毕竟能发现我，不仅有较好的基质，而且有一种美好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理想，了解我所追求的也正是他们心灵中追求的新制度、新境界。只要我怀着一片赤诚、热情和关爱，去教导我的学生，他们就终究会发现，以某种偏见去看他们的老师，是多么迂腐，不近哲理、不合时宜、不通人情。我的精神越是蓬勃向上，就越能取得学生们的同情和理解。
同孟新不同，我始终拿着平民的工资、住着平民的住宅、生活在平民之中，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应该说，我担心的倒是，当局有些人，有一种阴暗的心理、说不出来的口实，那就是，怕我同群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怕我的影响力，使人们拆穿了他们整人的本意，或者引发出什么事情来，影响他们的长治久安。
最后，我还年轻，这就是我不怕从头来的最重要的资源。我相信，世界上的道路万万千，世界上的事业总是源源不绝，常做常新的，总有我可以选择的道路，也总会有我可以选择的事业。
这种种思考，来源于政治命运危机的平时思虑，更是我这20多个月来的思想结晶，因而脱口而出。当晚，我在睡铺上辗转，脑子里唱响了自己最近新写的歌：
莫道阴阳无常序，终有云开雾散时；笑看人间天地阔，东风助我唱驱驰。
人生之路，本来受环境的制约，个人的选择只能因势利导，因而社会环境的每一变化，对一般人来说，无不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因此而改道、换坐骑。我在清查之后，经过深思熟虑选择当教员，但也深深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使自己的人生航船，经常受社会大风大浪的冲击而摇摆。
在中国，长期短缺经济，城市职工低工资、温饱生活；乡村经济自给、半自给，农民温饱或半温饱。大多数城乡老百姓忙的就是一张嘴，以维持一家人的性命。80年代初，胡耀邦接替华国锋，按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理论，积极倡导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于是，处于温饱、半温饱的农民，许许多多的人，跑到城里打工、经商，收入不高的机关干部、学校教员，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泻地投入“商海”。人们看到，机关、学校那些见识早、胆子大的人，办停薪留职，或者搞兼职，以及在社会上被人们称为不三不四的人——所谓二流子、懒汉、刑满释放分子——抢先一步“下海”，很快成为暴发户，富得流油，令人刮目相看、垂涎三尺。在清查中落马的不少造反派头头，特别是其中的“三开”（开除党籍、干籍、工职）的刑满释放者，因一时工作的不落实，也纷纷下海，操起了精致的公文包，举起了“大哥大”，或者，腰挎BP机，奔走于东西南北，利用各种熟知的关系，挣得了大把大把的钞票。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我可怜的56元收入，两个孩子急于上学、嗷嗷待哺，受孔方先生的诱惑和一些朋友的鼓动，我也做起了发财梦，同玉梅几次盘算，几次蠢蠢欲动。
第一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是华国锋、继而是胡耀邦、赵紫阳，先后抓了涨工资这一招。以后又推出科技人员评职称的举措。我迟迟未作结论，这些好事自然论不到我的头上。玉梅因为受株连，第一次涨工资给“抹”去了资格，第二次，她拼了命，跟省文教办的一位处长H者，因为他给厂里挑唆而撕破脸皮，这才给她涨了几块钱。这样，我56元，她48元，加起来可怜得很。所以，80年代初，我想弃文下海，一试身手，改变自己穷困潦倒的状况，当个阔佬。
一开始，我和玉梅商量，想开个豆腐店。我们觉得，黑龙江省盛产黄豆，但不会“吃”豆——豆制品品种少、花色单调，只有水豆腐、干豆腐、腐乳、臭豆腐等几样做法，而且社会上人们形容为“干豆腐厚，水豆腐薄，腐乳、臭豆腐不好买”。我认为，豆制品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这种状况很不适应人们的需求。而我们江南，豆制品的品种、花色，简直难以描状。什么膏子豆腐（豆腐脑）、水豆腐、油豆腐（豆腐泡）、贝叶（干豆腐）、竹叶、丝叶、麻花丝、千张叶、腐竹、香干子、黄干子等等，名目之多，难以尽述。我们家乡也有许多人会做很多种豆腐。因此，写信跟家里联系请师傅来哈尔滨做豆腐买卖。家里回信提出诸多难处，我们开豆腐店的宏伟之志，只好束之高阁。
此计不成，我和玉梅又策划开饭店。因为多种原因，也没有开成。首先是没有门市房。我家住在花园街32号二楼，不临街，曾跟房产部门联系，试图在外面接个梯子，房产部门讥笑我异想天开；几次联系同一楼串房，我们还主动提出给他找钱，他们也不肯挪动这好地方。二是我担心有关部门作梗，工商部门不敢批，公安部门出面干涉，怕因为我是造反派头头，说我以开饭店为名，继续搞什么地下活动；或者让公安部门盯上我，行动受拘束，岂不是作茧自缚。三是我还有工职，手里端着饭碗，不去试把，做点认真地探讨。四是孩子小，我觉得他们很聪明，怕误了他们前程。再者，最重要的是，我酷爱读书写作，不肯扔掉书本，从此变成“下九流”。读者可知，没房子，当然是物质基础，但后三条才是我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老师胡云飞说得好，主要是有饭碗，没有把你逼下海。同时，你太爱孩子，担心孩子不能成材。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不过，我后来发现，自己终归没有下海，最重要的还是，我觉得自己既不适合搞政治，也不适合经商。在我看来，经商要会随机应变，要善于自吹自擂，能说大话，甚至假话、谎话，“十个商人九个奸”。后来有人出高价，找我合伙办公司，就因为在某些基本想法、做法上存在分歧，我感到惊恐，而与之分道扬镳。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提出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发表以后，中国再一次掀起经商热，史称“全民经商”，热浪翻滚，我也曾为之动心。在哈尔滨，当时最让人为之倾倒的是对俄民间贸易炒得火爆。人们以廉价的劣质日用品例如旅游鞋、羽绒服之类，过江就被俄国人抢购一空，换来高额利润；边境的绥芬河、黑河的许多居民，一夜之间就可以神话般地挣回数以千计的人民币。他们一手做买卖，一手腾出房间招住商人和来客，两路进财。人们风传生意好做、钱好挣，都可以进入富人国。此外，还有其他生产资料，也突破民间贸易的关隘，一股脑做起来。人们趋之若骛，利用各种关系，同俄国人做买卖，追崇暴富。情势所动，金钱诱惑，我和玉梅也受一些朋友的拉拽，居然同人联系钢材、汽车、化肥什么的。后来，经过一两回，我和玉梅才从这些噩梦中惊醒过来：我曾得到一位不错的朋友的电话之约，他手里“得到”一台“嘎马斯”车，于是我和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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