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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中国人民曾经把见到毛主席，和他握手，视为人生的最大幸福和事业成功的最高标志。“相期北京群英会，此别他年试比看。”正是我少年时代踌躇满志，要干出一番事业，接受毛主席接见，并把它藏在心灵深处，经常鞭策自己而写下的诗句。文革中，不少人受到毛主席接见，我的这种愿望，像烈焰愈烧愈炽愈烈。
我见过毛主席两次。
第一次是1966年10月18日。那天下午3时，东西长安街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排着多列横队，早早地来到指定的地段，等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检阅。我带领哈师院造反团全体人员，列队站在天安门广场的南侧军事博物馆东北角。毛主席站立在敞篷汽车上，不断地向为他欢呼的红卫兵挥手。我屏住呼吸，踮着脚尖，翘首瞪大眼睛望着毛主席的高大身躯，由东而西，目送车移，直到见不到为止。过后，大家一遍又一遍，总觉得余情未了，反复地叙述自己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和当时的心情。那一天，我同大家一样的兴奋和激动。虽然我显得比较深沉，但我内心也是倒海翻江，一直在想，我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做一个出色的红卫兵。以后，我得到一本64开毛选四卷合订本，便在书的扉页上写着：“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是毛主席的红小鬼”，抒发了当时的那种激情，似乎这样还不够真实、还不够用心。
第二次是1973年十大期间。我永远忘不了那“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的动人场面。那时，我想，我生不逢时，未能赶上阶级搏斗的大革命年代，做一个毛主席的战士。但是，我今天参加了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十大，因为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多么荣幸之至啊，特别是我作为一个党员代表，亲自给毛主席投了庄严的一票，同伟大领袖坐在一个大会堂，又是人生多么大的骄傲啊！我想我一定还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竟匆匆离开了我们，我再也不能见到这位巨人，而只能在今天来到他的遗体面前凭吊。我曾经是党的可靠的同志、可信任的年轻领导干部，而今却被党组织因为参加文革而作为一种“异己”，开除出党，打入另类。这是一场噩梦。毛主席啊，您知道不？
我深情地地望着毛主席的遗容，从头到脚，细细地观瞻一遍，直到后面的何老师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我才意识自己的停滞影响了别人。我默默地望着毛主席的遗容，心里呼唤着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啊，您急匆匆地离开了我们，您知道这世界这么大的变化吗？知道我们是多么怀念您吗？
此时此刻，也许只有我，不，一定还有人如我一样，真正理解这铁的事实的涵义：现存的社会各种关系，靠的是国家、统治者的力量支撑；人们的观念、思维和精神也是这种统治力量的反映。强烈的感到毛主席关于继续革命的教导在耳边震响！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离开纪念堂的。离开纪念堂，离开北京，我的心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静。我不只是伤感，我在思考：怎么理解革命？怎么理解毛泽东？怎么理解人心，怎么理解人情？！我问自己：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回到哈市之后，我带着这一连串的问题，寻觅书刊，我决心向历史、向书本、向人类的先哲请教。在我的心目中，毛泽东是我崇拜的偶象，并由崇拜几乎而变成一种迷信。我仔细地想，作为人民领袖，毛泽东能够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但他并没有封自己绝对正确，也没有宣布最后胜利，因而自己做好了被摔得粉碎的准备，并告诫斗争也许要持续一百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他对于人的处理，总是坚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总是给人机会、给人希望，主张一个不杀，就是因为他认为，人头不是韭菜，割掉了还能长出来，怕搞错了不能补救。我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我再一次地感到，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的道路还要漫长。我想，像毛泽东这样杰出的人物总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我反复琢磨，一位德国历史学家曾经提出的四个著名问题：
假使毕达哥拉斯当时没有发现著名的勾股定理，难道人类到今天还不知道这个定理吗？
假使哥伦布没有生到世界上来，难道美洲到今天还没有被人发现吗？
假使没有牛顿这个人，难道人类到今天还不知道万有引力定理吗？
假使19世纪初没有发明火车头，难道我们到今天还会坐着驿站马车来来去去吗？
这四个问题代表划时代的历史进步，非常生动而通俗地把深刻的哲理道明了，人民群众是养育杰出人物的源泉，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总会或迟或早地涌现伟大人物。毛泽东因为和群众结合才有他的成功；又因为历史条件及其个人的局限，而有他的失败。
对于文革那段经历，我无怨、无悔、无愧，因为那些风风雨雨，是一段历史，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一段英勇悲壮的历史。我怀着赤子之心，相信共产党和毛泽东，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梦想和形象。回过头来看，我的梦想未成，但我留给世人的形象却是自然的、真实的、淳朴的。因为它，我和中国的伟人、世纪的伟人毛泽东同呼吸共命运，我得到周恩来的器重和错爱。因为它，我和当时中国青年中的许许多多优秀分子出生入死，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他们的学识、聪明才智、高贵品质和崇高的奋斗精神，永远是激励我前进的风帆和号角。这十年及其这些年，教我认识社会，认识人，认识自我；也教我认识正义和爱，认识丑恶和卑鄙。它使我由热情走向成熟，由激越走向科学。使我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背叛，什么是失败，什么是成功，什么叫奋斗，什么叫牺牲。面对人生，我曾经引吭高歌，干过我曾未想干的大事。我真诚地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献给了那个年代，做了那个时代要求我做的一切。我未能预见和超越那个时代，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没有辱没我的使命，没有辱没我的党，没有辱没我的祖国，没有辱没我的人民。
面对社会变迁，我应该反思。邓小平全盘否定文革，进而全盘否定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这就给我一种解放、一种自由：我必须重新审视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毛泽东，当然也包括重新审视邓小平；还自己的独立、自由和真实，还自己的人格。这就是我进入毛泽东后的历史时期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
我读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康帕内拉的一首题为《论黄金时代》的十四行诗中的诗句：
只要世界把“我的”、“你的”忘掉，通过一切有益的、正直的和愉快的事业我相信存在就会变成天堂。
哲人告诉我，在政治生活中，人类认识的历史表明，在一个时代中的正确认识，到另一个时代就变成错误；在一段时间里，某一个认识得到了普遍肯定，但随着另一个时代到来，这种曾经得到普遍承认的东西，又会遭到废弃。随着旧认识的废弃，一般又会使另一些与之相反的认识，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我还想到一位哲人说的“活着的人总是正确的”。
是的，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应该摆脱小我，把自己真正摆在历史的、群众斗争之中。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一个人的成功，归根到底，取决于个人努力方向同社会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取决于个人的奋斗目标与社会前进的目标的一致性。我觉得美国“4H俱乐部”说得好：
我发誓：我的头脑要清醒思考，我的心要更加忠诚，我的双手要勤劳服务，我要保持健康，使生活更加美好。
头脑（Head）清醒的思考，在我就是要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思考问题；心（Heart）要更加忠诚，在我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四化、改革开放更加忠诚，对人民的教育事业更加忠诚；双手（Hends）勤劳服务，在我就是业要精，人要勤，发愤工作；健康（Health），在我就是，要坚持锻炼身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只要我坚持4H，我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我应该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的：
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由的人。
把自己同祖国命运、人民命运结合起来，就是把自己同四化结合起来，同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为了四化，为了改革开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就是我的方向。
美国著名作家斯诺说得好，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要经受“历史回旋加速器”式的、程度不同的冲击。我应该迎击这种冲击，为人民立新功。
这样，我又想起了毛泽东的教导：要努力奋斗，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要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多做好事，不做坏事。要能经受各种考验，包括人生打击。想起了他教导人们正确对待逆境，引用司马迁的话：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北京行后的读书和思考，是一番自我洗脑，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立下新的誓言：一定要使自己的余生过得有意义，要为人民多做好事，不做坏事。我再一次在心中默念杜甫的《石笋行》：
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
杜甫一生坎坷，饱受人间磨难。青年十数年，适逢开元盛世，漫游全国名胜，博闻强记，获得了创作灵感。但是，这段快意的时段之后，命运之神就再也不肯护佑这位才子，使他备尝人间疾苦。进京会考正赶上李林甫专权之时，他的诗被玄宗赏识，却因李林甫作梗，屡试不中，竟困于长安至不惑之年，最后得了个小官。杜甫带着妻小，举家迁移，恰逢安史之乱，沦落为难民，屡遭兵匪凌辱；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一度出入宫掖，但好景不长，因发善心疏救房棺，而蒙受同党之冤，被贬永离长安，颠簸流离，受尽苦辱；以后又当了小官，至肃宗乾元二年，关内大旱，民不聊生，他弃官再一次举家奔波求生，经过跋涉，终于到达成都，一路苦不堪言。是年，杜甫在此盖起了草堂，年已半百。人间数不尽的折磨，加快了他的生命旅程。享年56岁。
成都西门外有两块高耸的石柱，状如竹笋，一南一北。游人见此议论纷纭，提出种种揣测。有的说是镇海眼的，旨在防止洪水泛滥；有的说是古墓立的华表。杜甫认为，年代久远，风雨侵融变演，这些说法实在难以置信。人们以石笋称谓，徒擅虚名，并未为后人识其“骏骨”的本来面目。于是，杜甫以此为题，联系自己辗转流离、蒙受侮辱、埋没、饥渴、病痛、漂泊的人生际遇，感慨地写下了《石笋行》一诗。这是诗人心底之呼的最后两句，道出了这位伟大诗人直至老年痛感其壮志不展的激愤，以及对自己伟大人格必将得到昭雪的必胜信念。
这首诗，给了我莫大的启示和鼓舞。我觉得，宣示杜甫本根的壮士不是别人，正是杜甫自己。他揭示了一个真理：人格从来是自己言行和业绩的印证。杜甫是一位诗圣，我是一介书生，但是杜甫报效社会至死不变的自励自强的崇高精神，却是值得我永远效法的榜样。
因此，杜甫《石笋行》的这两句话，便成为我的座右铭。我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中国共产党的爱、对毛泽东的爱，都融化在自己顽强不懈的继续努力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以做出一番新的成绩来，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本根和形象。
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走向教师岗位的。
从北京回校后，图书馆一面继续抓图书分类工作，一面抓紧建架、立架，这些基本建设工作。但是，到1984年下半年，我的心已经不在图书馆了。我只想当教员，到了不能抑制、不顾一切的地步，认为自己不能再耽搁下去了。这样，我还可以一面教，一面学，还可以搞科研，著书立说，把自己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促成我的跳跃，还因为教学第一线实在缺人，经济教研室的牛慧等老师、特别是教研室主任田雨耕极力拽我。
但是，我要挪这么一个位，还得经省里批准。省电大一位领导说，因为我“不属于电大，而属于全省”。我料定电大负责人齐文志是会同意的。于是，为了便于他说话，我先找在宣传部工作的才起，他当时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常务。我和才起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他在物理系，1964年毕业。他在哈师院学习时，担任院学生总会主席，我是系学生分会主席，工作上有过接触。我到省文教办任职后，他在省教育厅做一般工作。才起在文革中初期参加保守派。我觉得他这个人不错，为人正直，工作踏实，是个好干部。至于文革中“站错了队，站过来就是了”。因此，当省教育厅提拔干部时，我极力推荐才起到省招生办当副主任（副处级），后来任主任。他任职的这一段，我负责招生工作，又经常同他接触，彼此进一步加深了了解，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对于才起的任职安排，我因此受到教育局个别造反派的非难，认为我提拔文革保守派，用人不当。所以，我找他，请他帮忙给电大说句话，他便很爽快地答应帮这个忙。经过他的帮助和我个人努力，我很快从图书馆调到经济教研室工作，时间在1984年底。当时经济教研室属文科教学部，1985年下半年从文科部分出来，成立经济系，以后改成经济教学部。
从1983年秋季开始，电大的招生热潮，由文科、理科转向经济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一开始把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