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各地开会，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各地欣欣向荣、蓬蓬勃勃的一派建设景象，正在施工建设的高层建筑，不断变宽、变快的道路，一片片的高楼，一排排的新住宅，激越流畅的立交桥，奔驰如水的车队，以及穿着一新、款式和颜色各异的人流……我们的城市长高了，变得雄伟了，变得洋气了，变得美多了。谁都可以感觉到，我国的经济建设正在大踏步前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使人们看到现代化的前进步伐。我脑海里充满兴奋、喜悦、反思和期待。我所看到的一切，好象都是对我的新的召唤和鞭策。我感到我又回到了我壮怀激烈、朝气勃勃、对人对己信心十足的青年时代了。
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人们在谈到今天时，常常听到的是房子大了，收入多了，衣服好了，孩子出国了，总是要讲述过去生活短缺的种种故事，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希望。过去出差，最操心的是带粮票、布票之类，盘算着到外地买点什么便宜的副食品之类；现在放开，各种商品应有尽有，只要有钞票就行，想的是如何搞点旅游，多玩玩。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武汉、长沙这些我多次去过的城市，我清晰地记得，旧日看到的是，人们遇到节假日，手持副食券，排着长龙，才能买一份糖果、点心、瓜子、花生和其他规定的肉禽蛋产品，全家就觉得这年节过得红火；如今人们走进商店、超市，开架选购名目繁多的商品，成天一派节日气氛。旧日在杂志、教材中读过的超市、连锁店、自动购物机、银行自动存取柜，现在我国各大城市屡见不鲜。从整体上讲，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
走到哪里，都会强烈地感到，人们的观念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
面对这一切，我自思忖，我们中国最可称道的，就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那博大的胸怀，永不休止、勇往直前的创造力；灿烂的中华文化，就是依靠这种情怀、这种创造力形成的。这情怀、这创造力，就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秉性、凝聚力和向心力。它是大放异彩的物质，也是光芒四射的精神。它一代一代发扬光大、延续万代。每一代人从这里汲取营养而成长，受到鞭策而创造出一代新光辉，使河山更加美丽动人；又以其昭示后人、激励后人。正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也有其奇伟、不凡、可颂之处，也有其缺点、错误、可批评之面。他们都是历史造就的大人物。我又想，眼前的事实同过却的文革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中国人民正是从文革的反思中获取教训和力量，才有今天。难道不能说，正是这种反思不足和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使得我们在现实中，还存在我在下面要说的那些情形。我又问自己，这是我的书生气、幼稚病复发？还是我的同时代人在这个问题上又犯了一次错误？
在我的接触中，我也深深地感到，人们在称道当今的同时，也总是描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新鲜空气，带进来的苍蝇和污秽，看到许多不应该在社会主义中国曾经灭绝的东西，又给它们提供死灰复燃的条件，并且不能适时地加以解决。在列车车厢里，轮船座舱里，人们彼此传递的是，在旅社里，外间小姐打来的电话请安和问询是否要特殊服务的新闻；议论改革开放以后，解放后曾经绝迹的黄、毒、赌，又沉渣泛起，特别是官场腐败，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人们绘声绘色地描述某些高级领导人如何利用权势、巧取豪夺、肆无忌惮地敛财、聚财以及无恶不作的桩桩丑闻。人们津津乐道社会上盛传的各种民谣。古谚说得好“上山下乡问渔樵，要知民意听民谣。”
我对民谣开始是惊诧，甚至不敢相信，后来越听越多，就感觉它们利用顺口溜和大家熟知的诗词加以改编，形象而生动，切中时弊，入木三分。例如，对于买官鬻爵之事，我听到“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开始不敢相信，后来人们告诉我，确有其事，而且不同的官职，还有具体的明码实价，这样的实例，后来见诸于报端，始觉自己迂腐至极，孤陋寡闻，幼稚可笑。民谣涉及各个方面，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抨击当前的政治腐败。往往在聚餐时，民谣和官场腐败，便成为人们佐餐的最好的笑料或话柄，调节空气，近乎关系。常常是一人主讲，其他人互相补充，提供新的资料。此外，各地公园的自由角、澡堂休息室以及长途车船上，更是民谣、议论腐败批发零售的市场。有人说，这是政治开放、民主进步的表现，也有人说，民堤溃不可控的写照。在我这里，听民谣的情感是复杂的，有时叫我长吁短叹，有时令我啼笑皆非，有时激起义愤填膺，有时又感到讳深莫测，或叫人拍案，或叫人摇头，或叫人深省，或叫人痛心，真是百感交集，纭纭不已。
一次在去深圳的火车上，我睡硬卧，听两位乘客躺在上铺上闲聊。一人很激动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吸毒、娼妓、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北京当时二百多所妓院，几乎一夜之间被扫除，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腐败问题，一经发现，也在短期内迅速加以解决。如今的社会丑恶现象、腐败问题却屡禁不止，反而成蔓延发展之势，这是为什么？”
另一人翘起身子，也用一种发问的口气说：“是啊，社会丑恶现象和腐败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又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才能造成致使这些社会丑恶现象和腐败不能生成和不能再生的条件？”
人心思上，人心思改，人心思定，这是我出差最深的感受。人们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对右的东西也忧心如焚，期望真正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人们认为，腐败不除，犹如蛀虫仍在，国家这个大厦就有可能一朝顷刻瓦解，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还有八亿农民，腐败的严重性更增加了危害的隐蔽性。令人担忧的是，腐败不但没有得到有力的纠正，还在加速加倍地向核心深处伸展，向四处恶性扩张，涉及各个领域。原来认为清水衙门，例如教育、科研部门也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恶性案件。
我在同人们的接触中发现，年龄比较大的工人、有一定文化的农民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认真思索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顷刻瓦解和解体，人们认为，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根源。在前苏联，一是前无古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历史经验，斯大林在领导苏联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之后，在抓阶级斗争中，不善于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致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同时，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偏向重工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产品短缺，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和改善，群众意见很大；二是隐藏在共产党内很深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赫鲁晓夫，搞两面派，利用党和国家缺乏民主、法制的环境，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之后，迅速组织宗派，形成特权集团；他们肆意歪曲、卖力宣传斯大林和革命、建设中的缺点错误，进而全面否定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美化资本主义，公然走资本主义道路，致使党的性质蜕化变质，官僚主义、贪污、贿赂盛行，金钱第一、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猖獗，公众共产主义信仰坍塌，工人、农民社会地位衰落，人民敌视国家政权；三是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曾经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计划经济完全蜕变为官僚经济，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官吏和社会上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相互勾结，公然侵吞国家资产，致使社会主义经济崩溃，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生活动荡；四是依靠这样一些社会环境和条件，这些宗派集团，本来掌握国家的官吏和军队，控制了党和国家机器的要害部门，在出现反对当局的错综复杂的民运风起云涌、右翼亡共复辟势力猖獗活动之时，便利用这样的时机，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政治势力的配合和支持下，振臂一呼，已经根本蜕变的这些所谓共产党人，便公开站在右翼一边，摇身一变，自己摘掉共产党人的帽子，终于变成改朝换代的工具，成为新的统治者。对于东欧国家来说，在反法西斯的战争中，革命的共产党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取得革命政权，全盘苏化，盛行苏联的那套东西，积重难返，那些依靠指令接班的党的第二、三代领导人，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社会政治斗争的实践经验，敌不过赫鲁晓夫及其以后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诱惑，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早已不是社会主义性质，所以，苏联一解体，在国际右翼势力支持下，这些国家必然哗变。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看，根本的问题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缺乏建立在社会民主基础上的宪法机制，加上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的诸多原因，使那些善于投机钻营分子，以两面手法篡夺国家领导权之后，进一步煽动群众不满，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
一次，我在去深圳的车上，听一位中年干部模样的人，感慨地说：“我国现在的情况告诉我们，或者共产党除腐败，或者腐败除共产党。二者必居其一。”车上人们议论，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铁的定律。现在是大力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极好时机。这就是我多次出差听到人们的议论。
这是前几年的事，自90年代以后，私有化的改革趋向，国有工厂改制，和未触动个体经济的农业联产承包制暴露的问题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两极分化，上学难、治病难、就业难的问题，以及社会治安等等。人们普遍产生了不安全感，不仅在于职场的突变、社会治安的不保，而且还担心上市场假药、违章食品、果品的当。在知识界，我接触的人中，还有人对我说，国家的经济安全也值得忧虑。国家经济安全目前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在我国，有这么几点：一是外资、外国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自1993年以来，我国连续六年，成为列在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引进外商投资国。对外商投资企业，我国采取超国民待遇，有利于引资，却也压抑了我国同行业企业的发展，使我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处于不平等的被动难堪的地位；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集团在我国的突入，造成对我国某些行业严峻的挤压之势。二是在吸引外资时，引进一些高污染性产业，造成对我国环境的严重污染。三是国有资产以多种方式流失严重，渔利于外国人和个人，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四是我国加入WTO，也会给我国的国民经济带来很大冲击。还有，我国的外债水平也值得研究。
在旅途和会议的闲暇日子里，在其他自由港的攀谈中，人们谈起这些情况，无不觉得问题严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示深深的忧虑。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如果把这些情况同美国对华政策联系起来，我国目前趋向私有化的市场改革，就更应该深思。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中国已经是美国“发展最快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之一”，“我们同中国交往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这给我们提供一个在公开和私下敦促中国领导人改变方向的重要手段。”这位朋友问我：艾奇逊曾经把美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身上，杜勒斯曾经设想以“和平演变”的方法，寄望于毛泽东之后，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将中国“纳入”以西方为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这些战略设计，有没有道理？还有，前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与演变，究竟是喜事还是悲剧？美国在此之后，究竟是加快了“改变中国政治方向”的运动，还是要与中国“全面交往”？美国是在同我国搞友好合作，还是采取又打又拉的两手政策？我无意作答，我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带给我的是深思。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演的欧洲多国的“颜色革命”，把我的深思引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作为一个教员，对于我国的教育也感到忧心忡忡。一是拜金主义、二是智育至上，深深侵入了我国的教育肌体。许多人公然无视法律、法规和公德、良心，向学生捞钱，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教育结构失控，一味地改高校，砍中专、中技，致使人才、人力资源结构严重失衡。假文凭、假学历证书的广告、宣传单，在电线杆、墙壁上随处可见，五花八门的骗学、办班、出国留学，也公开向社会叫板。考纪不严、考风不正。搞精英教育，重智育、轻音、体、美、劳，致使学生不识五音、不辨五谷，身体素质下降、美丑不分，甚至以丑当美，学生违法违规、犯罪率上升，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家长、教师对学生进行体罚，引发学生致残、致死现象屡有发生，如此等等，几乎每天见报，不忍卒读。
我在交往中，友人还告诉我，我国现实的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格局，同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产生严重的摩擦和冲突，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淡漠化，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致性、协调性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我在想，长期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据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进行。在以往老一辈打江山并由其形成和控制的人治情况之下可以行得通，进入邓小平之后，法治必然大兴。
我还想，黑格尔的正——反——合的三段式发展理论，确实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螺旋式的往复推进，才能实现社会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曾经被人们用来反思毛泽东的法宝，现在正对准他们自己。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是一种历史的强制力。对人对事的公正评价，必然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而与时间结合，呈现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性和阶段性。嘲笑他人的人，也必然受到别人的嘲笑。中国的发展现在进入反思改革开放之时。这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