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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飞逝，日月之轮匆匆地将我推向退休的年龄。俗话说，“人过三十天过午。”这话道出了人生的速度。30岁以前，我常常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好像春天总属于我们年轻人的；过了三十，就觉得时不我待了。我的三十之前由于家境反反复复当学生；1966年至1984年，这段人生的黄金时期，是在革命的冲动和清查革命的反思中度过的，有亢奋，更多的是磨难和不平；1984到1998年的重新工作、教育、教学生涯中，我的回忆给我带来兴奋和愉悦，感到过得激愤、拼搏而后轻松。人的一生，靠的是梦想；梦想开始是父母、后来是自己造的，通过社会修正，其张飞的力量，取决于自己梦想的高远和深切。父母特别是母亲给我的梦想是高远的，也是深切的，到自己立誓，而在文革后几乎被击溃，通过读书和反思，重新燃起生命之火，作了一番拼搏。临近退休，我还想干一份光彩的业绩，为自己在职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是命里该当吧，我在退休前，果然遇到了一个良机。
事情是这样的：根据国家教委《关于各类成人高等学校评估工作的意见》和国家教委电教办（1997）59号文件《关于做好广播电视大学教学评估准备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开展广播电视大学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规定的精神，全国省级广播电视大学，于1997年至1998年进行教学评估，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根据评分，分出等级，排出名次，予以公布。不符合要求者，将取消办学资格。
整个评估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各校根据评估标准，进行自评；第二阶段，由中央电大组织复评小组进行复评；第三阶段，由中央电大根据各校复评的打分，进行全国综合评定，分等论级。
黑龙江电大于1997年8月开始，至1998年4月完成自评。1998年9月17日至20日，中央电大复评组来哈复评，对黑龙江电大的评估工作，作了较高的评价。在这次评估工作中，我作为省电大教学评估组的成员，怀着对得起历史、对得起现在，对得起将来的心情，积极出谋献策，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起草自评报告。一开始，自评报告的起草人有冯少舟、王月和我，因为他俩另有别的任务，起草报告的工作，实际落到了我个人的头上。洋洋数万言的草稿，基本上由我一个人完成。为了这个报告，我放弃了校外有酬讲课，全身心地投入，夜以继日，以至于稿子完成后我就病倒了。在教学评估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经过大家进一步讨论修改，自评报告受到中央电大复评小组的好评。认定“自评报告撰写规范、完整，论证材料真实，分析恰当，提供的文档资料较为完备、充实。”我为自评报告贡献了心血，为此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二是为了配合复评，我积极提议，以后又具体策划、组织了黑龙江电大教学评估展览。评估展紧密配合自评报告，突出了评估工作和评估内容的重点，图文并茂，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学校的日常教学和教学管理以及整个自评工作，溢于言表，跃然纸上，生动、形象、直观，有力配合了复评工作，受到了复评小组的表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鉴于我做了上述贡献，后来在推选评估积极分子出席中央电大评估总结表彰大会时，参加评估的工作人员，一致推选我；虽然以后学校让一位副校长出席，但我还是感到很大的满足。因为我的工作，已经得到学校教职员工的公认，这本身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从1984到1998年，我在电大工作了15个年头。由于我出色的工作，在1998年教师节，我被授予学校优秀教师称号。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足称的荣誉，但我却很看重它。因为，一是这次评选是经全校推选出来的，是上下对我的认可；二是我即将退休，这次评奖，为我的老师之职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一天，学校还授予我从教40余年的荣誉证书。除了1987年以后，我在学术上得过四次大奖，但是，带有行政性质的奖赏却因为历史问题而与我绝缘，虽然群众不乏推荐，这次我又领会了荣获奖赏的欣慰。
我在逆境中，重执教鞭，备尝艰苦，但富有成效。我没有玷污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也没有背弃我自己的誓言。回忆的快慰，使我从兴奋中自省，人这部机器，靠的是自己上发条。道一声：谢谢我自己！不过，逆境生活，重新燃起生命之光，更谢谢我的妻子、我的子女，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同学……
第4部分
第九章 真情永在
友谊是当你接近沉沦或者危难当头时突然增添的助飞螺旋。它可以是金钱、是眼泪、是劝慰、是忠告，也可以是呵斥、是暴露、甚至是耳光。当然，也包括帮你在爱人面前善意地撒个谎，出个伪证。
——现代未名人
因为有你存在和与你共处，我才是我。
——［德］费尔巴哈
人于社会中生活，也就是存在于情感世界之中。生命之树全靠情感来栽培、浇灌和护理：离开了情感，就像离开了土壤、水、空气和阳光一样，生命也就完结了。我深深地爱我的祖国，爱我的同胞，爱我的党，爱奋斗，爱生活。我的这种情感，也深深打动了我的家人、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和同志。他们因此特别爱我、关心我、照顾我、帮助我、激励我。我深切地感到这种爱和关切之纯、之真、之力。因而，成为我智慧取之不尽的源泉，奋进用之不绝的动力。我通过历史的熔炼，于挣扎、拼搏之中再生，深深领悟“人生”的涵义，其鲜美、可贵之处，就是“情感”二字。
人间真情永在，我有那么多不离不弃的朋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焕发友谊之光。在我逆境期间——这并不确切，因为它仍然在进行——特别是我蹲牛棚的日子里，对于人们的一丝微笑、一次颔首、一个手势、一声呼唤，都使我动心、动情、动意，更不待说进一步的理解、体贴、关怀和呵护。那是大洋彼岸光芒四射的灯塔，拂晓前的雄鸡之鸣，使我于微细中感悟人生真情的推动和呼唤，受到莫大的启示、鼓舞和激励。我不仅将这些情景深深摄入我的脑海，灌制了记忆碟，而且还随着岁月的转换，经常加以回放，也时常把它们展放在生命的天平里，掂量其分量，提示自己不要忘怀，在遇到困惑、为难之时，用以自警，作为自勉、自励之鞭。生命之河天长日久地淘洗，益发觉得它们焕发着金子般的光辉，比我的生命还宝贵。
一方面是政治的挤压；一方面是周围的关爱。两种情感，两种推进器，两种作用，在我身上形成一种相反相成的生命合力，催我奋进。
因此，在我的生命运行作了交代之后，我回忆的思绪形成一种强烈的意识，将亢奋的情感神经激活，引向我受审查之期之后，在我最艰难的日日夜夜里，对家人、对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和同志的回眸；一桩桩美好情感上的回忆，把那些断裂的、似乎毫无关联的时间碎片，一份份用心地穿连起来，以生命历程作经线，编织成珍贵而闪光的彩练，奉献给读者。
我从绥化八一厂调回哈尔滨，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独身宿舍，直到从省出版社调到省文教办任职之后，由省委机关分配给我36平方米住房，两屋一厨套间，座落在花园街32号二楼。这在当时，我感到极大的满足，也令许多人钦羡不已。不过，它并不像社会上我被审查中传闻的那么宽敞、装饰豪华。事实上，因为我担心“玩物丧志”，恪守自律，考虑自己年轻，是个新干部，加上两人工资不高，孩子上学要钱，家庭用具力求简朴、实用。所以，我家陈设十分简单。外屋，摆了一个五斗橱，一个简易书架，一张靠边站折叠圆桌，既当餐桌，也作写字台，两把藤椅；里屋摆放由两张单人木床拼搭在一起的睡床，两个大木箱，四个可以随意调动的方板凳，加上厨房里一个用旧木箱改装的简易碗柜、锅碗瓢盆、竹筷笊篱，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当。
我被隔离20个月有余。解除反省回家，看到家里虽然到处显得很干净，心里却感到很不是滋味。环顾四壁，除了外屋墙上悬挂的那幅印制精美的毛泽东、朱德在机场迎接从莫斯科载誉归来的周恩来的照片，镶嵌它的旧玻璃框檫得干干净净，还是那么夺目之外，白墙灰暗，不少地方的石灰剥落，留下了块块疤痕，加上随处可见的一道道深深的黑裂纹，显得特别刺眼，似乎向阔别的男主人倾诉不凡的经历；室内那四条方凳四肢摇晃，藤椅上的藤条迸裂，见着我显得十分沮丧，似乎不敢正视我的目光；折叠桌因为勤于服务，紫檀色的油漆徒见局部、在中心处让位于木头的磨光，靠边站在那里闷闷不乐；外屋窗户靠近厨房的一边因受潮凸现一个大霉疤痕，和漆黑的墙角连成一块，备显黯淡；门窗木框上的油漆，一块块皲裂或剥落，豁牙露齿，使擦得铮亮的玻璃也黯然失色；五斗橱上，原来公家安的电话被撤了，只有那不起眼的闹钟也感觉不幸，还在那尽责地数着分秒，单调地“的哒”作声，平添了一分生气；简易书架，显然因为主人离开久远，一扇柜门的上折页螺钉离任而侧歪，同架子上的书籍失去关照，一起叫苦不迭。
里屋，床上的床单和叠被，因为使用年月太长，还是洗的次数过多，一块块被磨得精薄，支着稀疏的纱线，上面的印花掉色，而变得模糊一片，同白漆斑剥、高低不平的床头相对，凸出了主人的辛劳和清寒；掉了油漆的两个大木箱子，如今成了志武的睡床，使屋子显得拥挤不堪，留下了一个丁字道；两个房间的地板因为磨掉油漆而像长了癞疮疤，看上去伤心。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清清凄凄的感觉。特别是，那天晚上，两个孩子回来见着我，兴奋之际，桌子被碰了一下，它就哭哭咧咧地要我给它锤腿。
厨房烟尘浮壁，一片烟黑，平台门上的护毡有几处钉子当了逃兵，露出了藏得很严实的破粗的棕毡，东南角的小窗子尽是烟渍、尘垢，角上的潮湿和剥落的墙皮，形成一个大黑三角，同洁净的灶台很不协调。天棚吊挂的白炽灯头和电线更被烟渍、尘垢包围，完全变了相，一看便知，男主人已经与它们久违。
也许，物随人气，人背物凄。平常，我对家里的自我感觉是很不错的，可两年后从牛棚归来，见到如此清苦、凄凉，催人泪下。
如果，这时候，玉梅再向我倾诉一两句，我可能难以自控而不落泪。幸好，她什么也没有说。
或许，因为我在牛棚里听广播，听看守们议论，人们涨了工资，发了奖金，许多人家换了家具、买了电视、录放机，被褥衣服焕然一新，日子与过去相比大大变样。这些说法，把我脑子装得满满的，给我造成了一种幻觉，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情感错位，或许因为我平时的体验和此时的记忆根本是错的，因而竟有如此情感上的巨大落差。
面对凄苦的家境，面对我遭难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我的心一阵阵痉挛、痛楚。两年来的牛棚生活，我不但花掉了自己的全部工资，而且还用了她的一部分工资作补贴，惟恐我在那里吃不好，影响身体健康；惟恐孩子们吃不好，影响成长。她自己一口一口地省着，偷偷地把好吃的东西留给我和孩子。特别是，两个孩子刚刚上学，既要呵护他们读书、写作业，又要操持繁重的家务；既尽母亲之力，又代父亲之劳；而她对自己的工职，极其尽责，惟恐比同事落后，总走在前面。真艰难啊！
我在文革中，尽管我的心情激烈、血液燃烧。但我深知政治之险，言行始终保持着应有的冷静。因此，我的行为轨迹，都可以从毛主席的理论、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决议中，一一找到对应之点。我不曾把它们认作教条，但也从不冲出轨道，而是大大压缩了当时社会的过火行为，尽力地按照自己的政治良心，做我所能及的工作。因而，我在哈师院、在省里，在我主持工作期间，出现了有别于外校、外地的明显不同的做法，而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肯定和表扬，得到周总理的关爱，也因此受到群众的称赞和拥护，赢得哈师院以及全省人民对我的理解和爱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尽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之心，行了一个平民百姓之德。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我问心无怨、无悔，也无愧。然而，我在玉梅面前，却感到自己没有尽到为夫之道、对子女没有尽到为父之道，感到有怨、有悔，也有愧。
电脑打字的鼠标指向，勾起文革中关于她的一桩桩往事，竟不顾我此时伤痛之情，一齐争着涌上心头。我对她通报情况不够，1967年7月我去北京找周总理告状，事先没有通知她，她是在反对派诋毁我的小报上得知我出走的曲折过程的；到京以后也没有给她写信、打电话，凭着她的理解和判断，使她为我牵肠挂肚，日夜心神不宁。我对她关心不够，她从南方来到北国，开始水土不服，工作有难度，由她自己颠簸，许多不便，无处诉说；我对她体贴不够，她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我只去看过她一次，她每周来看我，后来在怀孕期间上下车，几经风险。有一次摔倒了，一人竟从她身上踩过去，挨了许多不能、也难能言状的累和罪；我对她了解不够，她大腹便便，独自一人南归分娩，我不能问她疾苦，更不能使她心安；我对她理解不够，本来应该让她知道的事情，没有及时告知，使他蒙在鼓里，为我担惊受怕；我对她解释不够，使他对一些事实真相不明，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