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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史书上曾读过梁鸿先生与孟光小姐的故事，夫妻二人共同劳动，互助互爱，相敬如宾。孟光送饭举案齐眉，梁鸿有礼貌地双手接过，去掉封建礼教色彩，倒也活灵活现地描绘出了他们的恩爱之情，而为后人传为美谈，还搬上了戏剧。在我看来，玉梅虽未有齐眉举案之举，对我却也是一片深情。
玉梅很会过日子。她总是仔细地计划着每一笔开支，并征求我对重大生计安排的意见，让我在重大问题上最后拿主意。我们的生活在我到电大之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但根本改变是在我晋教授职称之后。这以前，主要是80年代之初，那四、五年间，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清苦。不过，尽管手头拮据，但玉梅从不向人哭穷。她说，我向人哭穷，又有什么用，我希望得到的是尊重和理解，而不是别人的怜悯。她还对其友人表示，天大的困难，我们照样能活下去，并且生活的也不能比别人差。她常对孩子们说：“吃不穷、用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她还经常说，人活一口气。在困难时，最重要的是精神。在吃的方面，她注意粗粮细做，粗细搭配，平时和节假日调剂；在穿用方面，她注意新旧组合，做到内外有别：内衣可以带补丁，使物尽其用；外衣主要是整齐清洁。在她的精心安排下，我们的吃穿用烧都很有节度。我们一家人到年节关头，总是有新衣服换，平时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使大家在外面不失体面。我们把吃放在第一位，从来让孩子们在节假日吃上一般人家能吃到的东西，没有因节假日使孩子们扫兴。为了改善平时的生活，把孩子们的营养搞上去，她教育孩子不要偏食，多吃粗粮好处多。为了给孩子们补钙，她经常买骨头熬汤喝、炖菜吃。每每在这种时候，也是我们家亲情最感人之际。我于1984年4月22日写诗，记下了这种情景。诗曰：
乐在其中贤妻生计多妙算，清烹鲜骨胜肴盘，父子母女相推让，亲情无酒亦醉欢。
玉梅对于家庭生活持有独到的见解，有一套不同于一般人操持家务的常规；她克勤克俭而又肯于动脑，努力创造一种秩序，力求形成惯性运行。
她很重视孩子们的穿着，以为这关系他们在人前的自尊，而我们周围住的又都是一般职工，后院里有跟他们年龄相仿的一群孩子，至于那三、四户高干，独门大院，成天大门紧闭，不用管它。她说，不能让孩子们穿得太寒碜，但也不能娇惯他们，让孩子挑挑拣拣。她心灵手巧，从她母亲那里学到一手女红。我刚从牛棚回家，当时家里没钱，她劝我无论如何省点钱也要买一台缝纫机，可以为孩子们缝缝补补，做点简单的东西。我满足了她的这个要求。孩子们的衣服基本上由她裁剪、缝制。在她的推动下，我也会用缝纫机，并且会处理一般故障，而成为她的得力助手。她会刺绣，又会织毛衣。她利用在厂里做检查工作有忙有闲的工作特点，抓住一切空闲时间给一家人织毛衣、毛裤。为了怕毛线磨坏和款式陈旧，她总是常拆常织，所以，我和孩子们的毛衣款式新颖，令邻居女士们夸好。
她的洁癖，养成了她的劳作惯性。一进门，便操起笤帚，或抡起抹布，先把门口收拾干净，然后，挥身上厨房，做起橱工来；瞅准烹调的时间差，急忙把两个房间过一遍抹布。所以，我家任何地方总是一尘不染，本色再现；每次街道上进行卫生检查，我们家总是属于“最干净”之列，受街道表扬。我上电大之前，我也参与洗衣服，孩子们上高中之前，小件衣服自理。我上电大、孩子们入高中之后，我们的衣服几乎全包在她身上。她的爱洁的光荣传统，为孩子们所继承，以至于孩子们成亲以后，两个小家庭也是干干净净的。
可以说，我们的家风建设、生活秩序、生活习惯，确实有她的一半。是的，我在逆境度日，是她帮我闯过了一道道家庭生活难关。“家有良妻，丈夫神气。”街坊邻居看到我一身总是穿着得体，无不这样当我们两人的面这样夸她。
其实，街坊邻居只是看到一个表层。他们并不知道，玉梅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为我撑起了半边天，而且也是我精神大厦的一个大柱子。她聪明、机灵，也肯动脑。虽然文化不高，读完小学因为家境不好就辍学了。工作后上夜校读了中学。她平时听广播、看报纸，从不间断。“处处留心皆学问”，她很注意从平时人们的谈话中学习。一般地说，她是我文章和著作的第一名读者和评论家。我的文章在发表前，常常读给她听，听取她的意见。我对她说，一篇好诗、好文章，常常是通过直白的文字写出来的。诗有情感、意境、意蕴，句子美，而读来上口，回味无穷；文章在说理、叙事流畅，有逻辑性，用词准确，听起来，主题鲜明，有主见，不同凡响。一篇诗文，文字再美，人们听来却不知所云，便毫无意义。我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征求你的意见。我把自己的诗文读给她听，往往取得双重效果：一是听听她的反映；二是在自读的时候，自己发现问题。很多时候，她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却也给我提出了不少很中肯的意见。特别是我说的不清楚、不顺，或有生僻句子、字词，或前后重复，她准能给我谈出她的感受来。
玉梅对我寄予的热望，聚集在我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上。她相信我的人格，相信我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具有压倒一切困难的魄力、毅力和能力，终归走出困境，开辟人生和家庭新路。她深知我的脾性，并从经验中积累了激励我的方法。其实不过是：又打又拉，软硬兼施。打是从正面激励，激起我的压力；拉是体贴我、照顾我。硬是同我商订目标，软是让我随心、开心。
80年代中叶，我到电大后，我开始写的一、两篇文稿未被采用而被打了回来。我拿着稿子很有感触地对她说：“世道变了。现在投稿没有人不行。像我这样的好稿子，恐怕不多见，却居然不用。”她朝我看看，沉思良久，没有迎合我的意愿，而是很严肃地说道：“说句天良话，现在人情淡薄是实，你和他们没有交情，只是一方面。依我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你写的东西，只能比人更好更强；如果你写的和别人一样，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人家宁肯用别人的，也不用你的。所以，你不要不高兴。我看，还是稿子有问题，特别是脱离实际。如果稿子真是特别的好，是会打动人的。”
我没有料到她竟然这么狠狠地说教我，不禁脑子一震，感到仿佛是在我的伤疤上撒盐。起初，我觉得人不走运，连老婆也可以奚落，心里感到火辣火燎的。然而，静静地思忖、掂量，于痛楚中转念，这话语重心长，是一剂苦口的良药，正击中我的要害，进而感到怨天尤人的羞愧。是的，目前固然人情重于稿情，但是我这一两篇稿子，确属平平，脱离实际，无称道之处。我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花费比别人更多的心血，并且改变目前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状况，想办法了解实际、结合实际，写出富有独到见解、充满新意、具有针对性、实用性、真正叫得响的稿子。
惟有拼搏，才是我的出路；惟有拼搏，方能展示我的才华；惟有拼搏，方能锻造我的骨气。于是，我更加发奋读书，更加注意思考，更加注意研读报纸、杂志，更加仔细地推敲写作，每每属文，几易其稿，终于写出了好作品，为学术界称道。这使我感悟到，人逢逆境，同情劝抚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激励、鞭策。不论何人，都需要在那似醉非醉之时，在其精神上猛然一刺，使其反悟，完全去掉梦幻，去踏实地求生存。后来我对玉梅谈起这件事对于我人生的意义时，很感激地对她说，“这是一条可贵的经验！应该对你道一声：谢谢。”
她诡谲地一笑，过来紧紧地拥抱我。我乘势把她掀倒在床上，把她亲了个够。这个中之味，够我俩久久地享用，意蕴绵长。
这次我写回忆录，有人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或者说写了也不能发表。我给她朗读了一些重要章节，征求她的看法，她说：“我看，你这样客观地讲述经历，我看没什么问题。就是现在发表，也应该不成问题。如果按照一个模式、一个腔调写，那还有什么言论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又说，“回忆录是个人的事，任何人都可以写，谁也管不着。”我相信这素朴的见地。这对于我不懈地写作回忆录，起了重要鼓舞作用。
不仅如此，玉梅还能在我遭受精神压力之时，给我必要的劝慰，使我冷静，起到减压减负的作用，找到释放的途径。1984年春季，我看望一位朋友，他告诉我曹志关于我的谈话，回家后我学给她听。说完之后，我的情绪异常激动，气冲牛斗，一连数道这位曹先生，我说，在文革之中，曹氏惯演落井下石之戏。潘复生在1971年挨批，他找办公室的N某，要求替他写一篇批潘的文章，称潘篡改毛主席在九大期间关于黑龙江省的指示。毛主席说，黑龙江问题不大好解决，而潘说成黑龙江问题不大，好解决。因为N当时是秘书，是在场者，觉得情况不是这样，而婉言推脱，曹氏只好另找他人代笔。其实，曹作为省革委会副主任，一直跟潘到底，排挤刘光涛落实毛主席关于两派掌权的指示，现在看到潘不行了，就来个下石落井。玉梅说：“现在还是以‘左’对‘左’，说是同文革不一样，其实，哪样不是跟文革一个样，连开会的方式、讲话的的调子都没变。何必生这么大气。不要紧，群众现在也理解了。他们说，邓小平不把文革彻底否定，不把造反派整掉，没办法推行他的那一套。天要打雷下雨，咱们也管不了。要怎么处理就让他怎么处理好了。留在党内和开除出党，对你都是一个样，何必计较表面现象。你要相信，人不能都是走红运的，也不总是倒霉的。老百姓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是的，玉梅对于眼前的状况所持的高度冷静，其实也是我平常对他反复说的道理，如今她拿过来讲给我听，确实起到镇静安神的作用。夫妻的相互磨砺，本来是现实生活锻造的熔炉，而我受到接二连三地冲击，更使这种磨砺的频率和效力大为增强。我俩都热爱生活，热爱社会，又有一种强烈的自信感，对世界发展变化的信念。因此，“白眼看炎凉”。我们从不相信，这是最后的结局，历史到此就不再遵循固有的客观规律向前发展了，掌权者就可以随心所欲、不受历史惩罚了。女人特有的某种忍耐性、期待性，也许因为我的磨难和我们的共同奋斗，而使她得以磨砺而在她的身上表现地更加突出罢了。
听了她的这几句话，使我心神清爽，火气很快泄了下来，冷静对待眼前的事变，终于泰然处之。后来我回忆这段经历，觉得当时如果玉梅不帮我浇水消火，我会带着极大的情绪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犹如螳螂之怒，于事无补；不仅伤了自己的身体，也落得人们说我不识时务的话柄。
玉梅对我的关爱，尤其对我的身体备加注意，吃什么东西，总要把好的、多的一份给我。她总有她的章程：“孩子主要是营养、不偏食，美味、珍奇、好吃的东西以后还有的是机会。”你最近太累，天天讲课，熬心血，需要补充营养。“”昨天你又熬夜了，今天你多吃一个鸡蛋。“”累点不要紧，但营养要跟上去。“她总是有理、有利。她给你夹菜，可以把住你的手，非接受不可；你给她敬菜，她常有婉词推却，如果学她把住手的法子，就会形成”武斗“，常常以我甘拜下风结束。
玉梅对我的疼爱，是一种无微不至的关切。我在家，不能打个喷嚏或有两声咳嗽。因为在她看来，这就是感冒的前奏或别的什么病。我跟她理论人体的体温自我调节机制，她就搬出某次某次的感冒发烧也是起于青萍之末的实例，非得听其言不可。这种爱疼，我十分感激，但有时使我感到过分，甚至受不了。我说：“人的生命力，其实是很强的，不见得你想象的那么脆弱，有点病就吃药，这样反而不好，人的免疫力就会下降。”有时，我刚觉得鼻塞或连打喷嚏，不愿意马上吃药，以后严重起来，她就反唇相讥，“怎么样？不听老婆言，吃亏在眼前。”我只好认输，向她检讨。有时我就说，“你最好把我用纸裹起来。”她就诙谐地说：“我正在发明这种用纸，等着吧，用不多久，你就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这方面的广告！”
玉梅把一切献给了家，献给了我和孩子们，但她可不是对工作敷衍塞责的人。她希望自己是个贤妻良母，也希望自己是个摸范工作者。她积极工作，从不轻易迟到、早退。经常带病工作。她担任工会小组长，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紧，多次受厂里奖励和表扬。对于各项集体活动从不退后、示弱。平时，单位搞什么节目表演，也不落场，并常常要我帮她一把。每年过三。八节，总要我为她出些主意。80年代初，我们的心情与当时社会时势很不合拍。但是，要玉梅出的节目，她还是如期并出色的完成。甚至连墙报投稿，她也不甘示弱。
玉梅对朋友、对同志总是满面春风，笑脸相迎。从她的外表，人们很难发现她有什么难事或不快。对世事的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却同时还有一种乐于助人且宁可人负于她、她不负人的美德。这是她很对我脾性的极为重要的一点，使我颇为满意。有那么几件往事的碎片，总在我脑际浮游。
在我负责招生工作时，总有一些人能找到我的家，个别家长甚至还拿点东西，我坚持拒收、不拿走东西不谈事。这一招很灵。一是因为当时政治清明、社会风气好；二是人们也知道我的真脾气，说到做到。但是，也有例外，这就是街坊邻居，或个别托朋友办事，事情办完了，等到过年过节时，送点点心或水果什么的，而且往往是我不在家。玉梅就暂且收下。然后由她送回人家。她这么承诺，也是这么办的。她说：“我们不能要人家东西，一定得送回去，这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