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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风杰是哈师院政治系我们下个年级的一位女生。我从她入学的第一天就对她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1963年9月新生入学时，我负责接待工作。在接待的女生之中，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最深。她来自外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却有一种大城市姑娘的优雅，并非十分漂亮，却因为高高的鼻梁和突出的眉骨，使一对眸子镶嵌在眼窝里，白晰的皮肤，泛着淡淡的红光，焕发着西方姑娘的魅力，目光犀利、传神而富有挑战性，显得聪颖机灵、智慧四溢，樱红的薄唇，凸显秀气，乌黑的秀发经过精心地修剪，很合乎时尚，与淡雅朴素的穿着匹配，十分得体，显现肢体的曲线美，说话速度较快，声音清脆而圆润，具有品学兼优的气质，给人一种特别的凝重感，又显得灵气十足，热情洋溢，落落大方。我们在上学期间，她是班团支部书记，我是系学生分会主席兼团总支宣委，经常地学生干部开会，使我们不断接触，更使我觉得她可近。我的感觉是，如果不是我已经结婚，我准会向她求爱。从与她越来越多的接触中，我的神经告诉我，她对我也怀有好感，很敬重我而愿意同我相处，在惯称同学、同志的当时，她却愿意叫我范大哥。我有过几次冲动，想向她倾吐我对她的爱慕之意，但出于我高度的政治约束，敏锐的神经自觉，提醒自己不得唐突，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文革造反以后，我在学校期间，很少同她接触，甚至在后来竟不知道她是炮轰派还是捍联总。然而，深深埋藏在我心里的那份激情总不能平静，常惦记着她。70年代，她在尚志卫生科当科长，我以省文教办副主任的身份去那里搞教育调研，曾经见过一面，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了。清查期间，我在隔离反省室，她去体委招待所办过几次事，总要设法见到我，或借故路过走廊，或乘我去洗手间出来的那一刹那间，或利用我在院内散步，站在篱笆外，找个篱笆疏空的一处，先轻轻咳嗽一声，报个信儿，投以亲切问候的目光，朝我颔首示意，或招招手，或设法跟我攀谈，简词向我传达我的家安信息，或发出多保重的寄语。后来我才知道，她这时被调到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当副处长。
现在我们都儿女成行。但是，我总是不敢忘怀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刻，所传递的那种深情目光和信息。她对我的关切，还表现在我以后从牛棚出来之后，她在工作和学术上对我的帮助，是我难以一一言传的。说到此，我还必须说，她的丈夫、她的同班同学李绍昌，为人好，学问也好，对我也极为友好。他总是津津乐道我的尚志之行，他们一家与我见面的那些我问候他们、抱他们孩子以及同温旧情的情景，说我永远是他们可敬可信的好同学、好同志！
分到外县市的我的学友，凡知道我的住处的，只要来哈办事或开会，就准来看我或捎个口信向我致平安之祝。这是个长长的名单，其内容虽大体相同，甚至雷同，但连起来却是一个绵长而闪光的珍珠之链。他们给我带来外地改革开放的新信息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表达他们对我的关怀之情和寄望之意。我不想侵占读者的时间。不过，有三个人对我的情谊是必须在这里一叙的，以窥万一。这就是刘天庆、姜振寰和郑力华。
刘天庆是哈师院政治系我们同年级大班同学，全校有名的美男子。聪明好学，博闻强记，思维活跃，颇有幽默感，不喜拘束，遇事总有独立见解，平时好发表个人看法，被系里领导和班级个别干部认为散漫、自由化。但我不这样看，我很喜欢他的个性和不同见解，同他交往密切。在“合二为一”讨论之初，这位活跃分子也附会“合二为一”，写过相应的文章。批判杨献珍后，遭到当时系主任的严厉谴责。因此，他在班级受到一些人的冷遇。我当时作为学生干部，认为这是学习中的不同看法，不能上纲提到政治上来认识，而我对他依然如故，他也愿意同我在一起，因而我俩交谊甚厚。7·16之后，他参加过一段“东方红”组织，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什么派别也不参加，当起了“逍遥派”。后来，他跟着炮轰派活动。毕业被分配到富锦工作，打倒“四人帮”之后，调回哈市。
我被审查、定处分之后，他对我热肠如故，在生活上给予了我多方面的关注。他当时在铁路法院工作，与各方面联系广，他妻子又在一个副食商店工作。80年代初期，市场供应仍很紧张，春节期间，机关学校分实物，我在林学院劳动，也能分点东西，但数量有限。刘天庆夫妇就给我们开点后门，给我弄点猪肉、鸡蛋、粉条之类。天庆为人热情，富有幽默感。他说：“别人为领导走后门，我给下台干部弄点吃的还不行？”
他乐于助人。一次交冬之际，因帮助邻居搭火墙，出汗太多受了风寒，而得了严重的风湿病，落下哮喘病。但他一如既往，总是能帮人之时尽力帮人。对我更是无微不至，我家只要找到他，没有不尽力的。我的两个孩子营养上欠帐，但如果不是张大壮夫妇为我们联系买鸡蛋、天庆夫妇帮我们联系多买点副食，恐怕问题要更严重的多。
其次，天庆丰富的社会新闻及其独到的见解，经过他幽默的再加工说出来之后，给我带来精神上的释放、享受和教益，也是难以尽述的。
姜振寰对我的情谊，我在前一章已经说过片段。这里主要补充一下，首先是他对我在学术上的推动。我的专著《实用美学经济学》就是在他的启发下搞出来的。之后，他主编《技术学辞典》，邀我做编委，并邀我撰写技术美学词条。我为《技术学辞典》撰写了技术美学46个词条。通过撰写这些词条，进一步推动了我的经济美学的学习和研究，开拓了视野和思路，为完善我的经济美学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次，姜振寰还为我的两个孩子的教育，帮了很大的忙。他见我家生活资料和信息来源单一，给我家做了一台电唱机、帮助安装了落地式音响，还送孩子们一把手提琴，送孩子学习用的笔记本，从而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文化生活，有利于孩子们的大脑发育和身心健康。
振寰多才多艺，会萨克斯、二胡等多种乐器，博览群书，有渊博的人文知识，感情丰富，人性化的生活观，特别理解我的处境和愿望，鉴于他联系面广，交际多，又常出差、出国，经常来同我谈些北京、上海、广州以至于欧美、俄罗斯、东欧的情况，为我打开了精神门窗，使我多少知道一些外面的世界，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我从电视、广播和报刊上可以了解中国和世界，但那只是一种声音、一个画面，姜振寰给我带来的却是新鲜的立体声、完整的世界油画。我们一落座就是大半天，或一个晚上。白水一杯，促膝倾心，开诚见胆。有时也交流，但主要是听他说。他说的每一件事，对于我来说，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曲交响乐，一幅多彩的画，令我意气飞扬，心神愉快，总是听不够。这些事件本身也是百科全书，是我花钱买不到的，而经过他的传达，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更不待说，有些见闻、情况，对我起到了振聋发聩、启迪思维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是，他传送的信息，经过他的取舍、剪裁，是一种比较文化、比较政治、比较经济，常常从古与今、洋和中、传统和创新、历史与逻辑的角度，加写他个人的见解和阐释。对我来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比较，从古与今、洋和中、传统和创新、历史与逻辑的比较中，认识世界、认识中国、认识自我的坐标，以便找到自我努力的方向，做到自我奋斗的科学性、预见性、计划性和目标性。因此，我洗耳恭听，惟恐遗漏了其中的要领和要点，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姜振寰来看我很勤，特别是80年代初，几乎一、两个星期一趟。有时，我们还一起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江岸，携手游斯大林公园，举棹划船戏水，放歌松花江，引吭诗词，共忆大学生活，展望余生未来，这些愉快的活动，给我的生命充电，生活注入活力。
郑力华是中文系64级学生，该系有名的女秀才。思维活跃，快言快语，活泼泼辣，颇有男孩子气，勤于动脑，爱好创作。毕业后，与艺术系美术专业66级的于美成结为伉俪。文革中，于美成是哈师院造反团艺术分队的副队长，郑力华也是中文系造反派骨干，两人一直支持我，毕业时受派性影响被挤走。80年代初从大庆回哈，因为工作安排有一段“空闲”，夫妇俩经常到我家串门，我们也经常去他家造访。大家重新相聚，开诚相见，无所不谈。于美成当时正在忙什么创作。我和郑力华便海阔天空，谈论起改革，一时兴奋点一致，想为改革写点什么，问我对广播剧是否感兴趣，我说可以搞；因为我演过戏，还当过导演。力华提出写公孙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个好题材。公孙鞅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改革家，其生平波浪起伏，业绩突出，矛盾冲突大，故事性强，很有戏剧性，层次也很清晰，戏甚至可以从立竿取信开始，困难主要是语言问题难于把握，既不要太白，也不能太文。两人一拍即合，商量了写作提纲。力华推我执笔，第一稿写出来之后，力华认为架构可以，但语言有的地方还不够白话，有些细节也还需要再斟酌，于是商定由她再润色、修改。经她改后，稿子投给了省广播电台，并参加了全省广播电视剧评奖活动，被评为二等奖（这次没有评出一等奖）。这是一次愉快而比较成功的合作，我们都是首次编写戏剧，出师即利，这对于当时振奋我的精神，唤起我的自信，推动我的写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当时我刚出“牛棚”，他俩不避嫌，对我的这份情谊，至为珍贵，使我精神释放，过了一段开心的时日，并被剧中人的情操和斗志所感染，特别是力华那种积极进取、锐不可挡的心志和刻苦求真的精神，对我鼓舞很大。后来，力华到省科技报工作，还邀我写了一些小稿，按规定付给了我一笔稿费，使我拮据的生活有所宽松。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热线联系，互相关照，互通情况，互相激励，友谊与日长流。
在我众多的历届校友中，有许多未曾谋面，因为文革而有某种思想上的联系，一旦见到我，也会有说不完的话语，并且在我困难时期，出面帮我。赵贵田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在牡丹江召开的中央电大经济法教师培训会上，认识了这位哈师院物理系1964年毕业生。当时他是牡丹江市电大的教育科长。我们一见如故，他表示对我的爱戴和景仰，我也为认识这位年龄比我小的学长而高兴。此后，他也专攻经济法，并成为牡丹江驰名的经济法学副教授。当时，他知道我生活很困难，就在牡丹江等地，为我安排经济类毕业论文指导，使我因此取得了一笔可观的指导费，从而，大大缓解了我的困难。我们经常相互切磋经济法学，探讨学术问题，交流教学经验，成为无话不说的挚友。
哈尔滨电机校，是我的第三母校。我在电机校的许多老师、学友和学生，在我受清查之后，用各种方式，打听我的情况，关心我的生活。同我一年从电机校考上大学、电工学院毕业的康仁松，从成都打电话找到我，相信我是好样的，详细询问我的家庭、子女情况，却不问文革；每次来哈开会，不论多忙，总要约见并招待我。教我车工学的胡老师、团委书记王玉山、政治科的张俊明、同事夏根明等托人捎信，向我问好。教物理的昌静秋、教俄语的陈升曰源，则在我蹲牛棚时，就想法去看我。昌老师以后经常来我家，鼓励我利用逆境做动力，当好教员，作出新贡献；陈老师帮我借书，攻外语，“我相信，范正美——正美！”。我的同学吴海涛在我刚出牛棚之后，带着他的夫人和我在郑州的同学之托，特意从郑州来哈看望我，祝我以后走好运。校友郭万一，为我评职称，找朋友替我说话，向他们推荐我，平时对我的生活多方关注，帮我排忧解难。同学郭士君，经常来看我，转告我，同学们对我一如既往，告诉我，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事情也不要着急，保住青山第一。还有汤余丰老师，对我念念不忘，告诉我，相信历史，相信辩证法；保重身体，加强锻炼，比什么都重要。
俗话说，友谊之花是双育花，是彼此用感情培育出来的。曾经得到过我的帮助的人，在我遇到困难时，给予我特别关照。应该说，叙述我帮助过的人对我的友好，并不能说明实质，但下面三位如果我不表一下我的感受，我会感到心里不平衡的。因为我给予他们的是当时我在位在势，是举手之劳，微不足道的，而他们给予我的友情却是极其珍贵的。
在我任职时，主要是一些同学、校友、朋友找我为他们调动工作，安排毕业。我的原则是不可不办，不可多办。一个不办，是绝情；什么都办，失原则。因此，在我任职时，注意掌握分寸，帮过几个同学从外地调回哈市，还有帮助个别人升学或毕业分配找个单位之类。他们在我为难遭灾之时便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
L君是一位哈师院1966届艺术系声乐专业毕业的女生，哈尔滨人，毕业时因为派性掌权，根据她们家当时的情况，按照当时国家关于毕业分配的政策规定，本属于照顾对象，是可以留在哈市的，但是却把她分配到呼玛。政治的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