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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厄刚开始想到神甫是走到了异端思想的边缘，但没等他想完，神甫已经接着大声地讲下去。神甫指出，这个命令，这个纯洁的要求，就是赐予基督徒的恩惠。这也是他的德行。神甫知道，在他就要讲的德行里，有些过分的东西会使许多人听起来不顺耳，因为他们习惯于一种更宽容的、更符合传统的道德观念。但是在鼠疫流行时期的宗教不可能同平时的宗教一样，如果上帝同意，甚至希望人的灵魂在幸福时期能得到安息和快乐，那么在这不幸透顶的时期，他可以对人的灵魂提出过头一点的要求。今天，上帝赐予他所创造的人一个恩惠，让他们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灾难中，以至于使他们不得不再去寻求和支持这个至高无上的德行：作出抉择，要就是全盘接受信仰，要就是全盘否定。
在上一个世纪，有个教外的作家曾扬言，说他揭开了教会的秘密，他断言不存在什么炼狱。他的言下之意是没有什么中间状态，只有天堂和地狱，根据人们生前选择的道路，死后要么进天堂得永生，要么下地狱受永罚。但帕纳卢认为这是一种邪说，一种只能出自一个没有任何信条的灵魂的邪说，因为炼狱是有的。不过，可能在某些时期中，人们不应该过分指望进炼狱，某些时期中，谈不上有什么可以饶恕的罪孽的问题。凡是罪都足以导致下地狱，凡是无动于衷的态度都是犯罪的，这就是说，要么有罪，要么无罪。
帕纳卢停了一下，这时里厄透过门缝更清楚地听到外面的风好像呼啸得更厉害了。就在这时，神甫说，他所讲的这种对一切全盘接受的品德，按照平时人们给予它的狭义的解释，是无法被人理解的，这不是一般的逆来顺受，也不是勉为其难的谦让，而是一种自卑自贱，不过，这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卑自贱。当然，一个孩子竟遭受到这样的痛苦，这是使人心灵上感到耻辱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就应该投身于这种痛苦之中，正因为如此——帕纳卢使他的听众确信，他要说的话不是轻易说出来的——我们应当主动去“要”这种痛苦，因为天主愿意‘要’它。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别无选择地把这条必须选择的道路一直走到底。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落到全盘否定信仰的地步，他会决定全部接受。现在，在各处教堂里，当那些善良的妇女听说人体上肿胀的淋巴结是排除身上罪意毒液的自然管道的时候，她们就说：“我的天主啊，让我身上长淋巴结吧！”基督徒也会像这些妇女一样，把自己交在天主的手里，听凭他的圣意安排——即使这种圣意无法理解。人们不能说：“这个，我懂，但是，那个，不能接受。”应该对着摆在我们面前的“不能接受”的事物迎上前去，这样做，正是为了能够完成我们的选择。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的一块苦涩的面包，但要是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灵魂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
每当帕纳卢神甫讲话稍稍停顿一下的时候，周围马上会发出一阵轻轻的嘈杂声，而这次，嘈杂声刚刚开始，神甫就出人意料地大声讲了下去，装作代替他的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该怎么办呢？他预料到，人们将会说出“宿命论”这个可怕的字眼。是啊，只要人们允许他在“宿命论”前面加上“积极的”这个形容词的话，那么他会毫不害怕这个字眼的。当然，应该再次指出，不要去模仿他上次讲到过的那些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甚至也不应该去学那些波斯的鼠疫患者的样子，这些人一面把他们的旧衣服扔向由基督徒组成的卫生防疫纠察队，一面大声祈求苍天把鼠疫降到这些离经叛道者的身上，因为后者想战胜天主所赐予的灾难。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要去学习那些开罗的修道士，他们在上个世纪鼠疫蔓延的时候，为了防止受感染，避免接触信徒们又潮又热的嘴，就用镊子夹圣体饼来举行送圣体仪式。波斯的鼠疫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都同样是犯了罪孽的，因为前者对一个孩子的痛苦熟视无睹，而后者，正相反，他们使人类对病痛的害怕心理凌驾于一切之上。不论是前者或是后者，他们都把问题巧妙地回避了。他们一直都对天主的声音装聋作哑。此外，帕纳卢还想举一些例子。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述，在马赛发生大鼠疫的时候，在赎俘会修道院中的八十一个修道土中，只有四人幸免。而在这四人中，有三人是逃走的。当时编年史作者们是这样记述的，限于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不会写得更详尽。但是当帕纳卢神甫读这篇文献时，他全部心思都集中在那个没有逃走的修道士身上，这个修道士不管面前有七十七具尸体，尤其不顾他那三个同伴已经逃跑，还是一个人留了下来。于是，神甫一面用拳头敲着讲道台的边缘，一面大声地说：“我的弟兄们，应该学这位留下的修道士！”
一个社会，为了应付灾祸所引起的混乱局面，必然会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维持合理的秩序，而问题决不是对此抱不合作的态度。不要听那些伦理学家的话，说什么应该俯首听命和放弃一切。我们只要能开始在黑暗中略为摸索地前进和力争做些有益的事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事，哪怕是涉及到孩子们的死亡，也应该听任它们自然发展，充分相信天主的安排，而不要去寻求个人的解决办法。
讲到这里，帕纳卢神甫追忆了贝尔增斯主教在马赛遭受鼠疫浩劫时的崇高形象。他让人回想起在鼠疫临近结束的时候，这位主教在做了他该做的一切之后，认为再也没有什么别的挽救办法时，他就叫人在他的屋子四周用墙围起来，带了粮食把自己关在屋里；而那些一直把他当作偶像一样崇拜的居民，就像人们在极度痛苦时感情会一反常态那样，都对他发起火来，把死尸堆在他的屋子周围，要让他也传染上鼠疫。他们甚至把一些尸体从墙上扔进去，非要他死去不可。因此，虽然这位主教在最后作出这一懦弱表现的时候，曾以为这样就已与死亡的世界隔绝了，可是死人却还是从天而降，落到他的头上。所以，对我们来说，应该确信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没有可供我们避难的岛屿。是的，没有这么一个中间安全地带，没有。应该接受这件令人愤慨的事，因为我们必须作出抉择：对天主要么恨，要么爱。那么谁敢作出恨天主的选择呢？
“我的兄弟们，”帕纳卢神甫最后总结说，“对天主的爱是一种艰苦的爱。要具有这种爱，就要具有一种彻底的忘我精神和一种无视个人安危的气魄。而且，也只有有了这种爱才能从精神上抹掉孩子的痛苦和死亡；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具有这种爱才能使死亡成为必不可少的，因为人们不可能懂得死亡，只能去求得死亡。这就是我想跟你们一起汲取的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在人们看来是残酷的，而在天主看来是起决定作用的信仰，也就是大家应该去逐步接受的信仰。我们应该使自己与这个骇人的形象看齐。达到这一最高的境界时，一切都会合成一体，不分轩轻，到那时，真理才会从表面的不公平中涌现出来。在法国南部的许多教堂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几世纪来，鼠疫的牺牲者一直安眠在祭坛的石板下面，教士们就在死者的坟墓上布道，而他们所宣扬的精神正不断地从这堆包括那些死去的孩子在内的骨灰中焕发出来。”
当里厄走出教堂的时候，一阵狂风从那扇半开着的门里吹进来，直刮到信徒们的脸上。它给教堂里带进来一股雨水的气息，一股人行道返潮的气味，它使人们在还没有走出教堂之前就能想象出城市是个什么面貌。走在里厄医生前面的是一位老年教士和一位年轻的副祭，他们费劲地按住了帽子。尽管风那么大，那位年长的仍在不停地评论着这次布道。他很钦佩帕纳卢的口才，但是他为这位神甫所流露出来的如此大胆的思想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次布道并没有显示出它的力量，而是带有更多的忧虑成分，一位像帕纳卢这样年龄的教士是不应该忧虑的。低着脑袋挡风的年轻的副祭说，他经常跟这位神甫打交道，很了解他的思想演变，并且说帕纳卢的论文可能还要大胆得多，不过，教会大概是不会允许他出版的。
老年教土问：“那么，他到底有什么见解呢？”
他们已经走到教堂大门前的广场上，大风围着他们呼啸，使年轻的副祭无法讲话。当他喘过气来的时候，他只是说：
“如果一个神甫要请一个医生看病，那么准有矛盾的地方。”
塔鲁听了里厄告诉他的、关于帕纳卢在布道时所讲的这一番话之后，对医生说，他认识一位神甫，这位神甫在战争中发现一个青年人的两只眼睛已经被人挖掉，于是，他丧失了信仰，不信教了。
塔鲁说：“帕纳卢是对的。当一个基督教徒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他要么丧失信仰，不再信教，要么同意挖掉眼睛。帕纳卢不愿失去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在布道时力图说明的问题。”
塔鲁的这一见解是否能清楚地解释帕纳卢在以后发生的不幸事件中所作出的那种使周围的人无法理解的行为呢？人们以后会对它作出判断的。
在布道以后，过了几天，帕纳卢果然也忙起搬家的事来。这时候也正是由于疫情严重，在城里刮起一股搬家风的时候。塔鲁不得不离开旅馆，搬到里厄家去住，神甫也不得不放弃原先他所属修会分配给他的那套公寓房间，搬到一个还没有传染上鼠疫的、经常上教堂的老年女教徒家去。在搬家时，神甫已经感到自己越来越疲乏和焦虑不安。这样一来，他也就失去了这位房东太太的尊敬，因为，这位老太太曾向他热烈地赞扬了圣女奥迪尔的预言，而当时神甫大概是由于疲乏的缘故表现得有一点不耐烦。尽管他后来作了不少努力，想使这位老太太对他至少没有恶感，但是他没有成功。他给她留下了坏印象。于是每天晚上，在他回到他的那间放满针钩花边织物的卧室之前，他总是看到她背对着他坐在客厅里，同时又听到她冷冰冰地，身子也不回一下，向他说声：“晚安，神甫。”一天晚上，在上床的时候，神甫觉得头重脑胀，感到隐伏在他体内已好几天的热度像决了口的激流似地往手腕和太阳穴处冲来。
在这之后所发生的事是通过他的女房东的口大家才知道的。第二天早上，按照她的老习惯，她起得很早。过了一会儿，她很奇怪没有看到神甫从他的房里出来。犹豫了好一阵子，她才决定去敲开他的门。她发现神甫一夜没有合过眼，仍躺在床上，感到周身有一种压抑感，而且他的脸部显得比平时更红。根据这位老太太自己的话，她很有礼貌地建议神甫去请医生来看一下，但是她的建议却被他粗暴地拒绝了，使她感到遗憾。于是，她只能离开神甫的房间。过了一会之后，神甫按铃，请人把她找去。他对自己刚才的脾气暴躁表示歉意，并且向她声明说，他目前身上的不舒服与鼠疫无关，没有任何鼠疫的症状，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疲乏而已。老太太很持重地回答他说，她之所以向他提出这样的建议，并非是担心他得了鼠疫，她并没有考虑到她自身的安全，她的安全是掌握在天主手里的，而她只是想到神甫的健康，因为她认为自己对他的健康负有部分责任。可是据她说，当时神甫再也没有说什么，她为了履行她的义务，再次建议他去请医生来。神甫还是拒绝了，只是他补充说了一些在老太太听来是十分含糊的理由。她认为自己只听懂了这一点：神甫之所以拒绝看医生，是因为这样做与他的原则不符。而这一点正好是她所无法理解的。由此她得出结论，认为她的那位房客的头脑已因发烧而发生混乱，她只能弄点药茶给他喝喝。
她决心不折不扣地履行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她每隔两小时去看一次病人。使她最吃惊的是神甫整天都处在一种不断的焦躁不安的状态之中。他一会儿把被单掀开，一会儿又把它重新拉到身上，他不断地用手摸他那汗淋淋的前额，并经常坐起身来，使劲地咳嗽，可是咳出来的声音就仿佛有人掐住了他的喉咙，又嘶哑，又带痰声，像硬逼出来的那样。那时，他好像是无法从他的喉咙深处挖出使他窒息的棉花团一般。经过这阵发作之后，他带着十分疲乏的神色向后倒在床上。最后，他又坐起身子，并且在这片刻之间，他的眼光凝视着前方，而这种眼光比他先前所有的焦躁不安的样子更显得狂热。但是这位老太太，对于要不要去请医生，要不要违背病人的愿望，还在犹豫。她想，尽管样子看起来很可怕，但这可能只是一阵高烧的突然发作吧。
到了下午，她想问问神甫的病情，但她所得到的仅仅是支支吾吾的回答。她又重新提出了她的建议。于是，神甫又坐起身来，几乎上气不接下气，但却非常清楚地回答说他不要请医生。这时，这位女房东决定等到第二天早晨再说，如果神甫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她就拨那只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每天在无线电广播里要重复十来次的电话号码。她总是念念不忘她的责任，想在夜里去看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