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热切关心我们文学创作现状的人的角度，结合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实践，对多年来盛行的文艺的“左”的教条主义的要求与做法进行了一些分析、批评与反思；同时对30年代苏联作协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某些提法，提出了质疑；而强调了文艺创作应当尊重真实地、历史地再现现实的现实主义，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也就是恩格斯讲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即“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认为这个提法比“章程”中的提法加附加语更为科学，更符合创作的规律，更有利于发展创作。在当时条件下，也可以说作者强调了、服膺了古往今来的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这是作者个人的学术见地，应当容许探讨。毛泽东主席也说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最好的”，但并非“唯一的”。作者丝毫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先进世界观对创作的作用，相反，在文中一再重申、阐明。作者当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更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
文章发表后各地有一些响应者、赞成者。如武汉的青年文艺理论家周勃、姜弘等人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勃文章的题目是《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同年12月，作协主办的另一刊物《文艺报》的主编张光年在该刊发表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文章从肯定还是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存在立论，挺身而出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和社会主义文学，一下子将问题和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十分尖锐敏感的政治方面。结果理应认真对待、探讨的秦兆阳文章的原意和主旨反而被撇在一边了。
这篇文章起着导向的作用，立即在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些人并没有读秦兆阳的原文但读了《文艺报》上的文章后认为秦兆阳是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口号的，也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存在。于是兴师问罪者有之，认同者有之。一个学术问题，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就变成了政治上的赞成或反对；秦兆阳一下子变成了不容怀疑、不容讨论的，取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甚至也否定社会主义文学存在的人。其实任何头脑冷静、不怀成见的人不难判断，对一个口号的缺点提出批评并不等于完全取消或否定这个口号；即令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也并不等于否定一个巨大的文学实践（社会主义的文学实践）及其存在。而批评家一蹴而就的逻辑恰恰是批评=否定；对口号的批评=否定其存在、实践！作者没有完成的，批评家代替其完成了。这真是“匪夷所思”，又是作者秦兆阳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严峻的局势。他不由得精神紧张起来。
1957年春，在有许多著名作家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秦兆阳说，我响应号召，贯彻双百方针写了篇文章，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一下子变成了政治方面的论争，我很害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难道不可以讨论吗？我希望周扬同志能将我的想法反映给毛主席，听听他老人家的意见。周扬连忙说：秦兆阳你不要紧张嘛！不久，周扬告诉秦兆阳，我已按你说的给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会见几位作家时说：秦兆阳不要紧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可以讨论的。毛主席不是凭空说的，他有自己的想法。例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当时讲的是新现实主义或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没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是全国解放后为了跟苏联保持“一致”，才改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提法。
这时秦兆阳的心情才稍有松解。
1957年3、4月间发生了在报上公开批评修改王蒙小说的事。《人民文学》的主编随即也换成老作家张天翼。秦兆阳欲请创作假离开《人民文学》的编辑岗位被领导挽留，刘白羽说彻底离开不合适。这时为贯彻毛主席1957年2月和3月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精神，全国报刊再次掀起“放”的热潮。刘白羽亲自参加《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会议，要秦兆阳拟定贯彻“放”的方针的《人民文学》革新方案。但秦兆阳提出的“清醒的放”或“在放中求清醒”，被认为“有教条主义思想”，贯彻“放”的方针不力，而遭批评，他起草的方案也被搁置起来。秦兆阳便自动靠边，请求去北戴河休息。当时作协党内正准备重开关于丁玲、陈企霞的会，而秦在致作协领导人的一封信中说他不了解情况，他不是这个派也不是那个派，不想参加。这显然很不合时宜，使对他还抱有某种期望的某些领导人，大失所望。《人民文学》的编政，改由编辑部主任李清泉具体负责。
李清泉煞费苦心，力求贯彻“放”的精神，编出了《人民文学》7月号革新特大号。革新特大号发表了李国文、宗璞、丰村等人的小说新作和许多老作家的散文、杂文、诗歌作品。提前出版后，作协一位领导人打电话表示祝贺。
求索的苦果（3）
1957年6月、7月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反击右派被迅速扩大化。《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被李希凡等人率先指斥为“毒草”专号。李清泉随即被划为“右派”，丁玲、冯雪峰、艾青等人也被划了。
1957年9月，周扬作《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报告，指斥丁玲、冯雪峰等人为“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党的“同路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便成为革命的对象了；批评过去一个时期“某些人”所主张的“写真实”的提法，实际上是揭露所谓生活的“阴暗面”的同义语，是站在反党立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
1958年炎热的夏天，对秦兆阳“算总账”的时刻到了。作协党组主持召开了对“修正主义分子”秦兆阳的批判会。
会后，刘白羽在《人民文学》1958年9月号发表长文《秦兆阳的破产》，批判“秦兆阳这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指出，“只有彻底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我们与秦兆阳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一场根本不可调和的斗争”。
张光年也在《文艺报》上发表《应当老实些》、《好一个“改进计划”》等文章，再次指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秦兆阳的“修正主义的思想纲领”。他把《人民文学》引向了“修正主义的邪路”。
秦兆阳被开除党籍、被划为右派，以病弱之躯，长期下放广西劳动。曾经赞成秦兆阳的论点的一批年轻人，如周勃、姜弘等也被划右。
秦兆阳之所以遭受不公正处置，自然跟反右扩大化的大背景有关。但从作家秦兆阳的个人特性来说，他也正是承受了自己遇事、遇见问题，爱思考、求索的苦果。现实主义问题的提出是这样，对反丁、陈的会“不想参加”也是这样。
例如，他提出的文艺的现实主义问题、反对“左”的教条主义问题，在1956年似乎有点“超前”了。但在60年代周扬等同志主持制定“文艺十条”“文艺八条”，包括起草和修订，开宗明义首先讲的不也是要正确处理好文艺跟政治的关系、要按照艺术规律办事，反对“左”的简单化，以利繁荣文艺创作吗？1962年张光年起草的以《文艺报》社论名义发表的《论题材问题》不也再次提出了“广开言路”、“广开文路”的问题吗？这些都是正确的。秦兆阳的悲剧在于他既有点“超前”，骨子里又执著，对自己的主张不肯“随行就市”。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今天看来毛泽东主席提倡的“开动机器”、“独立思考”和邓小平同志提倡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不正是一个作家的可贵之处吗？
文章完稿了，我考虑要不要去找老秦，拿给他看看？我写这类文章一向是文责自负，文稿在发表前不拿给某个作家当事人看，发表后才送给他们。这篇文章不同，涉及了不少事和人，我的记忆准不准？事实宜确切，不要搞错。
老秦住在北池子一个普通的平房院里，这是多年前他用稿费买下的房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正房全被人占据，他一家五口被挤在最后两间临时搭起的小平房里。多年以后正房退还，老秦仍以后边那间长方形简陋平房为自己的书房。书房没有现代化的暖气设备，没有空调、地毯，冬天阴冷冷的，但老秦喜欢它的清静。一天除了散步，去正房看看报，晒晒太阳，他大半时间呆在这间书房，这是他独自一人的世界。看书看稿（他仍是影响很大的文学杂志《当代》的主编）、思考问题、写作，多年来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他既不喜欢交际，也不善交际，几乎一切社会活动全免。多年前，他有机会被邀请去意大利访问，但是他谢绝了。我曾问他为何不去？他说不习惯、也难以适应改变一种生活方式。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保持着传统中国文人精神上的清纯，而永远过着简朴的物质生活的人。用“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两句中国文人尊崇的格言来形容老秦，非常合适。近年他已高龄，视力减退，但思维清醒，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写字作画。他的画是道地的寄情寄兴的中国文人写意画。他喜欢画老梅、劲竹、苍鹰，“醉甘露、舞长风”的荷花，或含蓄或淋漓尽致地展露一种风骨，笔名常用“老芹”。这正是自我人格的体现。此外根雕艺术也是他从年轻时就喜爱的。多年前他身体尚好，时常去公园、郊野漫步，拾捡些枯朽的树根，“化腐朽为神奇”，将它们“复活”为生动的生机蓬勃的美的形象。老秦的书房里挂满他自己的字画新作，案上则摆着根雕作品。他不倦地自我品评，重造这些作品，直到完全满意为止。
我去访他，无须事前约定，他准在那间书房里，或静坐或读书。
在我催促下，他分两个半天，才看完这篇小稿。他说涉及往事很痛苦，他现在也不能写很长的回忆了。他总希望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日渐好起来，兴盛起来；他希望过平静的生活，痛苦的往事不愿再回首，也不愿责怪任何人，也不愿与自己血肉相联的伟大肌体再增添新痛。当然这并非老秦的原话，而是我自己的意会。他删去了我文中一些多余的形容词，他说，还是让事实保持朴素的面貌好。
女作家柳溪1957年的经历（1）
大约是1953年，萧殷、陈涌同志主持《人民文学》杂志工作的那会儿吧，有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女同志是《人民文学》的常客。她性格开朗、活泼，颇为健谈。夏天，她有时穿一件阴丹士林布的蓝色长衫，衬托着她那开朗、白净的脸，更增添了几分健美、活泼感。我起初是被她的谈话深深吸引了。那时北方农村正在开始互助合作运动的试点，她在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著名的劳动模范耿长锁那儿体验生活，那儿办起了一个初级社。她谈起耿长锁社里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他们对待办社的态度等等，那真是绘声绘影，生动极了，说到精彩之处，她自己也禁不住哈哈哈地放声大笑。对我这个好久没去过农村的人，对编辑部的许多编辑同事，听她谈农村见闻，那真好比听新鲜的“海上珍闻”，可又是这样逼真、活龙活现，具体而微。那农村公婆媳妇、妯娌之间的细事儿，听她娓娓地学说，我们像是走进了农村，深入了闾巷宅第。我说：“这女同志真有生动表达的才能！写小说准行！”别的同志笑着告诉我：“你还不认识？她就是柳溪，早有文名，1950年在本刊发表过小说《喜事》，受到过茅盾赞扬呢！她是清朝鼎鼎大名的《四库全书》主编、《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晓岚的第六代孙女！”啊，这就是柳溪，一个好开朗、活泼的才女！
后来我听说，那会儿全国文协（作协的前身）正准备调柳溪来《人民文学》工作。不知为什么，这事儿没办成。
其后几年，柳溪在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时有小说新作，给《人民文学》发表。但1955年年尾到1956年上半年，随着文学界“肃反”和“批判‘反党集团’”运动的深入，就听不见她的名字了。那段时间，突然消失的名字不少，我们这些年轻编辑初时觉得奇怪，后来也就“习以为常”，有点“麻木”了。
却说，大约是1956年初夏吧，我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编辑，接到一篇来稿，题目叫《在阵地上》，副题是“在先进地区”，作者署名耿简。稿件眉目清爽，文字圆熟。我拿起来就看，看着就放不下，一口气看完，一算字数，竟将近三万字。我为什么不觉其长呢？原来完全被它的内容吸引住了。作品以一个先进的农业社的生活为背景，犀利地、深刻地批评了一位在那儿“蹲点”的领导干部的瞎指挥和官僚主义作风。文笔生动略含讥讽，带着真实的说服力。我觉得是一篇别致的，切中时弊的佳作。那么作者呢？作者耿简是谁？名字陌生。我立即将这篇作品送给副主编秦兆阳审阅。大约只隔了一两夜工夫吧，老秦就将作品拿给我了，而且已将作品做了文字整修，改题为《爬在旗杆上的人》，删去大约六七千多余的文字，使作品显得更加紧凑。这是老秦一贯的编辑作风，对有希望的，尤其闪耀着才华和新意的来稿，尽管是无名作者的，他热情支持，严格要求，往往亲自为其修改定稿。兆阳同志高兴地对我说：“你发现了一位文学新人。不过你要去调查了解一下，作者是做什么的，看看他还写了什么作品没有？我看他有很大的潜力。”
原稿后边写有地址、真实姓名，西单石虎胡同5号安毓贤收。我怀着想见见这位文学新人的好奇、激动的心情，在一天下午骑车奔西单去访这位“安毓贤”。一位家庭妇女模样的人接待了我，说“我就是安毓贤”。我好生诧异，拿出原稿，“你就是安毓贤？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那位妇女难为情地笑了，“我是她家的亲戚，你等等，我去喊她来吧。”静候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