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具体谈些什么，在那样严酷的环境，跟随着胡风先生、鲁迅先生活动，两位先生的人格力量，一定给了年轻的梅志许多无形的、深刻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以后我们看见，在抗日战争期间，不管在怎样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胡风先生主编刊物，出版作家们的书籍，接待作者，以及数不清的具体事务中，梅志都是胡风最得力的助手。
但是，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光胡风毫无精神准备，对于梅志，那在数十年艰苦生活中学得的经验，也完全没法用上了。胡风被关进监牢，柔弱女子、童话作家、携儿带女的梅志，立刻要面对最严峻的现实。第一个十年，她成为“反革命家属”，当各种屈辱的待遇纷至沓来，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她却练出了那沉着、冷静的刚性。在“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后，终于被允许探监。梅志孤身一个来往于住地与遥远、陌生的监狱间，第一次探监就给丈夫带去他平日最喜欢吃的菜，显现她对他的体贴、深情，一如既往；在有限的会见时间里又急忙向他报告孩子们自尊自强自求上进的情况，给予他精神上莫大的宽慰。胡风这位在极端的困境中仍然倔犟执拗，自制力极强的人，此刻脸上才绽开了一丝笑容。可以想见，妻子对他的温情安慰，如明媚阳光，和煦春风，对于一个濒临绝境的人，他感知生命有了希望！这对他是至关紧要的。第二个十年，梅志跟丈夫一起远去四川，后来为了照顾身体日衰的丈夫，干脆申请住进监牢里去。一个政治上极纯洁清白的女子，一个童话作家，甘心情愿忍受别人以“反革命”目之、待之的屈辱，为了那同样清白无辜的丈夫，她付出了怎样的牺牲！这是一般寻常人能够做到的吗？最后几年，胡风先生这位倔强的人，终于陷入可怕的精神分裂之中，当他精神错乱之时，他怒骂甚至殴打过自己最亲的亲人梅志……我不忍心当着梅志的面，细问这些催人泪下的细节。
后来是梅志，想方设法争取到胡风先生保外就医，以稍有康复的身体迎接其后的释放，平反错案，落实政策等等。
回到北京后，胡风先生虽说年事已高，但身体已有所恢复，精神日渐好转。在他逝世前有限几年时间里，创作活动如夕阳晚照，写出了一批有珍贵价值的文章及自己的部分回忆录。我想，要是没有夫人梅志，那极刚强又极温柔的女性，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他，看护他，胡风先生的生命，恐怕难以维持到为他平反冤案、落实政策之时，更不用说，后来能写出那些文章了……
三个坚强的女性（2）
坐在梅志家宽敞客厅舒适的沙发上，我随便跟她聊天。满满大大的书柜占满两边的墙壁，里边是胡风先生生前用过的书，偶尔一瞥之间，可以看见好些日文的社会科学著作及30年代、40年代出版的老书。左边墙壁上，开花的仙人掌丛中，闪出胡风先生的放大照片。先生的额头像坚硬的岩石，先生温和地看着我们微笑。梅志向我谈起胡风先生，她说给她感受最深的是胡风无论在任何困厄境遇下，任何难以忍受的强大压力之下，他都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毫不动摇，毫不畏缩，为此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几乎付出后半生生命的全部代价！我心想，这才是真正的理论家啊！理论家应是讲原则的，是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随风摇摆，低眉弯腰的小草。我又想到梅志，如果胡风先生是一块坚硬的花岗岩，那梅志，我看是一块有柔有刚的金刚石吧？
而今的梅志，继续着胡风先生未了之事，为他整理文稿，同时作为一位饱经风霜， 智慧及思虑充满成熟之美的女作家，辛勤笔耕，写出了《胡风传》及回忆萧红等脍炙人口，独具风格的文章。预期她将会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由胡风与梅志，不能不说到路翎和他的夫人余明英。
那是历史的一幕。1954年11月14日，中国文联和作协召开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公开批评、检查《文艺报》的工作。北京文艺界许多知名的学者、作家差不多都应邀参加了会议。在这个会上，我第一次看见路翎。在这之前，从1953年夏秋之交至1954年春季，自邵荃麟就任《人民文学》主编后，在刊物上以显著地位，陆续发表了多篇路翎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短篇小说，著名的如《战士的心》、《初雪》、《洼地上的“战役”》等，一时成为文学界热门的话题。但毁誉不一，有的老作家、新作家如巴人、杜鹏程等，公开地（写文章）或私下里（写信）对路翎的作品表示赞赏；而《文艺报》上却出现了“读者来信”及某些权威批评家的文章，对路翎的作品尖锐地批评，而论点却是难以站住脚的。作为《人民文学》的一个普通编辑，我是欣赏路翎的短篇的，在情绪上强烈反对那种简单、粗暴的批评。对作家路翎，因为倾慕他的才华，很想有机会一睹风采。在11月14日的这次会上，路翎来到了会场。啊，他的风度不只吸引了我，我相信也为全场瞩目！他正当盛年，满头乌发；丰满的前额，英俊的眉宇；尤其那双又大又黑、明澈深沉的眼睛，简直光彩灼人，给人的印象太深了。我想路翎的坦诚、聪明、才华、灵秀之气，便全部集中在这双眼睛上。透过眼睛这个心灵的窗口，完全可以窥见路翎那正处于创作旺盛时期的健康、充实、活跃的灵魂！
路翎那天三个小时的发言，也是坦率而雄辩的，反驳了权威批评家对他小说的批评；从他写的几个剧本未能上演而无端遭到突然不公正的指责这番经历引人思索：这些批评是对人而不是对事的，也非与人为善的；那导致进行批评的因素，显然在作品之外。路翎的发言是有说服力的，这引起我和别的一些听众内心对他深感同情。这篇发言后来刊于《文艺报》1955年1、2期至4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但是事隔几天，“战线南移”。由批评《文艺报》、批评《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转为必须对胡风“集团”战斗。胡风、路翎很快（在来年春季、夏季）变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第一批对象。
一个作家就这样从人群中、从社会上、从文学界消失了，包括他的作品也从书店、图书馆，一切公开阅读的场合消失了。
我再也不可能见到路翎了。直到23年后，1978年夏季，我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它和《人民文学》杂志同处一楼）公布的选民榜上看见路翎的名字，这对我引起震动，也确实算个可以“奔走相告”的大新闻，当时虽未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落实政策，我想路翎既然没事（有公民权）了，作为刊物的编辑，我应当去看看他，遂向剧协的同志要来路翎的住址。
那天去看路翎的情景是我毕生难忘的。
他住的那地方名叫“芳草地”，一个好听的名字，是我早年居住过的。在一排简陋的红砖平房里我找到路翎的家。开门的是位面色苍白、手指粗糙的妇女，如同我在街角偶尔见到的一个捡拾破烂的妇女。她请我进屋去坐，那语气、眼神充满一种善良、平和、文静，我猜她是路翎夫人余明英吧？虽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她。是的，果然不差。女主人给我张罗茶水，说，“路翎散步去了，他脑筋不好，走不远，一会儿就回来的。”
我坐在进屋的那张单人床上，心里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在这九平方米的房子里，除了单人床，便是一张大床，床上堆着破旧的被褥，此外，便再也看不见什么了。没有书柜书桌，看不见书；看不见北京任何一个普通人家起码会有的那些必备的家具，像衣柜、箱子什么的，这真是家徒四壁。仅在门口有张小长条桌，堆放点杂物及锅、碗等厨房用具。能够想像这是曾经名声远播的一位作家的家吗？他们已沉沦在贫困线以下，属社会最底层的人家了。看看他们当时的职业，余明英在街道办的工厂缝补麻袋，月收入27元；路翎扫街，月收入15元。这样月收入四十几元的人家，北京也不多见吧？“四人帮”粉碎后才结束这种为生活所迫所进行的劳动，路翎才恢复在他的原单位剧协领取工资。
三个坚强的女性（3）
余明英很平静地向我叙说着她家这几十年的遭遇。1955年路翎被关进监牢，他们生有三个女儿，那时年纪都还小，两个上初中，一个上高中，她们聪敏，好学，上进心强，学习成绩优秀，可是却没有一个可以升入大学的。全被送去乡下劳动，两个远去内蒙古插队，一去就是七八年、八九年，不能上调。小女儿是最近才回来的，今年36岁，仍和父母住在一起，在果品公司当临时工。两个大女儿已经出嫁，一个在外地。那么，这几十年，支撑这个家庭，抚育孩子长大成人，给狱中丈夫以安慰和希望的，便是余明英一人了。我记得余明英年轻时是在电台做事的，从她那双又温柔又沉静的大眼睛，白净的皮肤，可以想见，年轻时也是个天使般的人物，同路翎挺般配的。而她那双手也定是柔指绕绕，不会像现在这样如树皮般老黑僵粗的。岁月的苦难将一个人的手指磨硬了，形象整个儿地改变了。不变的或许只有那颗善良、坚强，永远忠诚、永远信赖丈夫的心。
“路翎被送进监牢以后，起初他还抱有希望，以为很快会解决问题，把他放出来。因为他在旧社会经历简单，并且还是追求进步的，1949年解放时他还不到30岁呢……时间一长，他就不耐烦了，脾气变坏了，后来就得了神经病，跟管理人员吵闹，完全不能够控制自己，身体也越来越坏，直到被送进安定医院去住院。但总是时好时坏，脑子已经很难恢复了。延至1975年才对他宣判，判决无罪释放。他坐牢20年，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帽子也戴了20年。他放出来后，那时是“四人帮”时期，还是对他另眼相看，把他安排在街道上监督劳动，扫街，每月发给15块钱生活费，这还算照顾呢！跟家人在一起，他的精神好多了，只是脑筋还是不好，记忆力不行了，说话迟钝，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但他对扫街的工作倒是很认真的，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把他分管的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风雨无阻。直到最近，关系归属了原单位，他还去问，他不扫街了，由谁来接替他？那意思是，没有人接替，他还要坚守岗位。他就是这样一个老老实实、遇事一丝不苟的人，一生都没有变。”
正说着，一个穿一身黑衣服，背微驼，中等身材，胡子巴叉，满头灰发的老年人来到了门前。不用介绍，来人便是路翎。这跟当年我见过的那个路翎，怎么也连不到一起了！要是方才在街上，我肯定认不出他来。他那年58岁，脸上有深深的皱纹，动作是迟缓的。说话，也是半天想不起来一句。抽烟，表情呆滞。我提起一些往事，虽然反应缓慢，但还算是能够呼应的，尚能够与我应答几句。余明英是高兴的，说他比以前大有进步！以前有客人来，他可以一坐半天不做声呢！当他注视我时，我发现老人眼里那份善良、纯朴，似乎重又唤起我对过去的记忆。这双眼睛还是我熟悉的！只是永远消逝了青春的光芒。
明英送我出来时，她是乐观的！她明显感到，“四人帮”被粉碎后，党正在进行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她们这些过去遭受冤屈的人，处境一天天有所改善，往后肯定还会更好！随着境遇的改善，路翎的精神好了，脑筋也会慢慢地有所恢复。
其后几年，我常去看看路翎夫妇。他们的住房、生活待遇，都大大改善了。住房，经过三迁，而今完全恢复了作家路翎应享有的待遇。路翎的脑筋也渐渐恢复些，时有诗文发表，不久前还发了短篇新作，令人欣喜。只是在1981年，中国剧协在春末组织一批剧作家去山东农村访问，路翎也被请去，余明英陪同，这真是一件大喜事！可能由于太兴奋，可能是几十年承受的太沉重了，一旦解除，精神松弛下来，肉体反证明早已毁损却还不察，余明英在半路上，突然得了脑血栓，半身瘫痪。这几年经过治疗，也有所恢复，能勉强走路。只是脑子、手脚，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了。
本文最后，我想说的是，李克异和他的夫人姚锦。
李克异。1953年我来北京工作时，同宿舍有位比我年长的编辑，他也是东北人，与克异是朋友，常有来往。那时克异的住处离我们不远，他在工人出版社工作。因之我与克异照过几次面。那时印象，圆圆的脸，正处盛年，从气质上看，像是个厚道的人。但我跟他并没有个别的接触、交谈。我知道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朝鲜通信报告选里，那篇《不朽的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写得非常出色，刻画了真实的英雄人物，当时各报竞相转载，后来还编进了教科书。
从同室编辑的一次偶然谈话中，我知道了李克异以前笔名叫袁犀，这唤起我久远的一个记忆。那还是解放前我上中学时，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本小说集《森林的寂寞》，作者正是袁犀，我一看就放不下了。至今仍有印象。小说写北方农村的生活，那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那浓郁的乡土气息，对我是全新的。小说作者好像极会创造艺术氛围。走进他用艺术的笔触创造的那个真实的世界，你就再也不会忘记。因而我对李克异又多了一层敬重。
可是不久，紧跟着反胡风的那场运动，李克异也被审查，“汉奸作家”这顶帽子，竟也飞传到我们单位。其后好些年再也读不到李克异发表的作品，只记得他出版过一本翻译的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小说《党生活者》。60年代初期，他发表了《杨靖宇》这个电影剧本，仍是显露了他的创作才气，并且表明他生活的根底颇深，尤其对沦陷时期东北地区的生活非常熟悉。他有很大的创作潜能。但因他这个人“经历复杂”，据说拍片困难。
三个坚强的女性（4）
我认识李克异的夫人姚锦是前几年的事，那时克异已经去世好几年。姚锦给我讲了好些克异的遭遇。那场运动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