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表现联合抗敌的主题）《高渐离》（五幕剧，写于1942年6月，取材于《史记·荆轲列传》高渐离击“筑”（古代的一种乐器）反抗暴君，为正义勇敢献身的故事。《孔雀胆》（四幕剧，写成于1942年秋天，写元代云南一个爱情悲剧故事）、《南冠草》（歌颂明末17岁爱国诗人夏元淳慷慨殉国的气节，写于1943年3月）。这些以古鉴今，塑造了我国古代历史人物崇高形象，鞭挞了丑恶，充溢着浪漫激情的历史悲剧，是郭沫若对我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独特、杰出的贡献，在当年大后方上演（有的剧被国民党反动派禁演），对鼓舞群众抗日斗志，反对蒋政权黑暗统治，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同时，它们早已成为可供人们阅读品味的文学珍品。而在学术研究方面，郭沫若在抗战结束前后，出版了两册颇有影响的新著，这就是《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1944年3月，他还发表了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部队进北京三百周年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农民起义陷入失败的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信里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又说，“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记得我读《甲申三百年祭》小册子，是1949年春天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时，哥哥从解放区带过来的，书名是醒目的红底黑字。哥哥讲，解放区干部人手一册，毛主席号召大家都要读这本书，借鉴历史教训，避免因胜利而骄傲，使革命遭受损失，甚至失败。以上我仅举抗战期间郭沫若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业绩，我所知道的有限例子，即可见出郭沫若是一般作家和学者难以企及的创作巨人，他的创作激情，如火山岩浆那样喷发；他思想锐敏，笔锋如刀，直指黑暗势力；他的创作速度，可能只有巴尔扎克这类文学巨人能够相匹。
郭沫若、茅盾往事（3）
茅盾也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文学巨匠。他既是快手，又是多面手。他既是小说大家，同时又是文学评论家，散文、杂文能手，还是翻译家，中、外文学研究家，报刊主笔，编辑人。茅盾从鲜明地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中涌出，身兼革命者和文学家两重身份，参与以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来改造中国社会。正是东西方文化优长的融合，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汇合，复杂、艰巨的任务，造就了茅盾这样思想的文学家和文学的思想家，革命型、学者型作家和文学多面手。他的风格一向是沉稳、细腻而又快捷。不仅是无数的读者，几代中国著名作家的成名出道，许多也是受益于他。这是稍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知识的人，都可了然于心的。近年有人编中国二十世纪经典作家作品将茅盾排除在外，这无损茅盾的文学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受尊崇的地位，而只是表明编辑者的识见有限。
三、我所了解的郭沫若和茅盾在中国文联、作协的往事
建国后，我有3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我虽为一普通干部，有幸也常能见到文联主席郭沫若，作协主席茅盾，聆听他们的讲话；看到他们为新中国文学事业所做的工作，观察、感受他们的处境；因工作而跟随我的领导去看望他们，或被指派有事去他们那儿跑跑腿。现记下我了解的郭老、茅公的点滴往事。
郭沫若为《人民文学》创刊题写刊名。《人民文学》杂志是1949年10月25日创刊的，当年作为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的机关刊物，文协主席茅盾兼任该刊主编，并为刊物写了发刊词。而“人民文学”刊名，编辑部同志欲请毛主席题写。毛泽东谦虚地给主编“雁冰兄”写一短简，说他不合适，宜由“沫若兄”书写。于是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慨然允诺给刊物写了刊名。郭沫若的字一直沿用到1966年5 月，因“文化大革命”要“砸烂文艺黑线”，《人民文学》被迫停刊。将近十年后的1976年初，《人民文学》复刊，这时文化工作仍受“四人帮”控制，《人民文学》的刊名，改用毛泽东主席的字。这当然体现了“四人帮”一伙人的意图。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像郭沫若这样中国最有影响、国外也知名的文化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是一落千丈了。
茅盾先生一尘不染的为政风格和高尚品格。建国后，茅盾身为文化部长，本来活动、应酬等事务就多。50年代他不胜其扰、没完没了的一件事，便是回复那些做着作家梦的人慕名寄给他的信件和稿件，有的人连句子都写不通，有的别字连篇，但是还要写他们的小说，甚至长篇，要茅盾先生给以“指点”。历届《人民文学》负责人，像邵荃麟、张天翼、严文井等，他们期待茅盾先生写出自己的小说新作（如作家已有所准备的《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续篇）；不忍看见这位大作家宝贵的时间、精力，耗损在回复来稿来信这类普通编辑能做的劳作上，总是对他说：您将这类来信来稿交给我们编辑部处理吧。但茅盾先生律己甚严。除了明显写着“人民文学主编茅盾收”这类信、稿，有的他亲批“请人民文学编辑部处理”（50年代初期、中期，我曾处理过茅盾先生转来的这类信、稿，大多无法采用，稿件只好退回了事），仍有大量直接寄给他的无名作者的信、稿，是他亲自处理，而不由秘书代劳。老人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他细心地、一丝不苟地，答复那些想当作家实际离文学写作还远的人们的提问。此情况一直延续到60年代中后期。当我阅读80年代后期出的一本《茅盾书信集》，看见茅盾先生花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给那么多未见文学成材的人们回信，我更多的是痛惜。为什么茅盾先生无法发挥他的创作专长，反而将时间耗费在不必由他去做的这些事情上呢？但从茅盾先生给别人的回信上，却可以见出先生的为政风格和一尘不染的高尚品德。例如1957年一位从事茅盾作品研究工作的年轻学者给他写信，讲到自己新写成一篇研究论文，可否由茅盾先生帮忙介绍出版？这位年轻学者有这样的设想可以理解。然而茅盾先生是这样答复他的：“您的论文，是花了工夫写的，富有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精神。恕我不能提供什么具体意见。作为一个被研究的作家，我向来是只愿意倾听批评，而不愿意自己说话的。同样的理由，我也不便把您的这篇论文介绍去出版；如果我这样做了，特别是因为我还是文化行政的高级负责人，便有利用职权、自我宣传的嫌疑。”
茅盾对青年作家一贯的关心、爱护、支持。茅盾先生对于文学青年、文学人才，总是不倦地关心、扶持，还包括他从浩如烟海的来稿及各种文学出版物中直接发现优秀人才及作品。他对有才华年轻作者新出炉作品，总是持宽大、支持和欢迎的态度。
1957年4月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和放。但是到底“放”到何等尺度？有何标准？大家都没有经验。谁都跃跃欲试，谁也没有把握，谁都不敢吃第一口螃蟹。当年《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从作家和投稿者中挑选出六七篇把握不定的小说稿，先在编辑部大家传阅。结果有的稿子发生争议，有的稿有一定艺术质量，但是否可发，连编辑部的头儿也拿不准。于是作协领导人、原《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建议我们送给茅盾先生（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委会改组，茅盾不再担任主编）一阅。我们送去东四头条老文化部西边小楼茅公家。没过几天，茅公就全部看完，将稿件交给我们。我印象深的是茅公在我们争议最大的两篇稿上，明确批了字，认为“两稿都可以发表”。这两篇小说，一是常给我们写稿的北京市青年作家林斤澜的短篇《一瓢水》，这篇小说我记得是写建国初期西南一家小旅店里发生的故事，意境、气氛都造得不错，只是文字略嫌晦涩。编辑部有人不主张发表，认为如发表，岂不是提倡晦涩？另一篇是卫生出版社一位徐铁铏编辑的来稿，约3000字。小说题目叫《爱的成长》，用的是“蓝珊”笔名。故事是讲一个小男孩起先不认他后妈。后来由于这个后妈对小孩细心呵护，投入自己真诚爱心，结局是小孩深受感动，最后唤了一声“妈”。作者采用白描手法，文笔细腻、生动，入景入情，是一篇可读之作。然而这篇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小说是鼓吹人性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作品，不应发表。编辑部的人还是尊重茅盾先生的权威，尽管有个别人不欣赏也不赞成这两篇，还是同意将两篇都安排在《人民文学》发出。这件事的余波是“反右”开始后，徐铁铏在单位被划为右派，发配青海劳改。一篇提倡爱心的小说，竟让作者蒙冤遭祸。
郭沫若、茅盾往事（4）
茅盾对青年女作家茹志鹃的发现、推荐。1958年《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有个倡议，每年让茅盾先生为刊物写一篇分析、评论全国短篇小说的文章，这有助于提高小说创作水平，同时也可以推出、奖掖文学新人。白尘说，他同茅公讲了，茅公答应写，正在读作品，做准备。我那时已调评论组工作。我们问白尘，要不要评论组提供作者和作品线索（对有些为刊物写评论的作者，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白尘说，不用了，文学杂志茅公那里都有，他读作品比我们多，并且读得仔细，有的他读过的作品我们未必读过，甚至也不一定知道。不久茅公交给《人民文学》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其中他颇为兴奋地推荐了上海青年女作者茹志鹃发表在《延河》上的小说《百合花》。这之前，编辑部的人除知道茹志鹃是上海一位文学编辑，并不了解她小说写得好，也没有人留意她在《延河》发的这篇小说。且这类风格细腻、含蓄、诗意的小说，是颇不合当年那大喊大叫、“意气风发”的调儿的，所以作者曾屡遭退稿。茅盾先生真是慧眼识珠。大家找来一看，觉得小说果真是好，茅盾的评语“清新俊逸”也很准确。于是白尘作出决策，1958年第6期除登茅盾先生文章，同期还转载茹志鹃小说《百合花》。这一期杂志出来后，社会人士观感甚好，觉得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注重作者不同的个人风格，茅盾先生为文学界开了个好头，做出了榜样。而青年女作家茹志鹃从此脱颖而出了。
茅盾支持青年作家陆文夫、胡万春表现工厂生活的新作。苏州的青年作家陆文夫，1957年因参与发表探求者文学宣言，被长期下放劳动。他在工厂扎扎实实地工作，向工人学习生产技术，同他们打成一片；几年时间，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于是在1961年、1962年之际，他陆续给《人民文学》寄了几个短篇，这些作品很熟练地写出了工人、技术员的形象，情调健康、向上，有的则轻松，谐趣。执行主编陈白尘、李季很看重他的新作，有的发在头条，如《葛师傅》、《二遇周泰》。1962年，茅盾在《文艺报》发表文章，对陆文夫写工厂生活的新作和他长期在劳动者中认真体验生活，给予肯定、赞扬。也就在这期间，上海工人出身的作家胡万春，写了一些反映工厂生活变化的小说，也引起茅盾先生注意，写信给以鼓励；同时指出了年轻作者易犯的毛病（如写作中会出现概念化），希望勤于思考、学习，继续提高自己（此信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
茅盾是现实主义小说大家，但他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取材、人物选择、写作方法、技巧等，从不拘泥，狭隘，一向看得很宽广，他自己的小说实践也是如此。就拿他小说的人物画廊来说，是很多样化的。因为社会的人物是复杂多样的，小说的人物怎么能够简单、单调呢？
茅盾与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开小说创作座谈会。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会，邀请作协主席茅盾出席指导，夫人孔德沚女士同行。到会的有北方、南方、东北的十几位作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到会，同大家见面讲话。我是会议的记录之一。会议的目的，是与作家们共同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反对创作中的浮夸风，虚假的“浪漫主义”，以使创作回到实事求是，正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塑造真实可信、而非虚假的人物形象，回归现实主义健康轨道上来。会议气氛宽松、活跃，作家们畅所欲言，讲到前几年说大话，鼓虚劲，对创作者造成的压力和有害影响；讲述自己对生活和创作的思考，也诉说着创作中的苦闷。茅盾先生每天到会，认真倾听作家们意见，和会议主持人邵荃麟一道，以发言或插话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同大家交流。在谈及现实主义应当坚持和深化时，茅盾、荃麟，根据创作规律和中外作家成功经验，提出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应多样化，英雄人物是需我们格外注意的，但广大的处在中间状态的人物也不可忽视，也宜放在我们视野中，观察、研究、塑造。这既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也使我们的作品便于深入一个更广大的读者群，使这些读者从中受益。茅盾、荃麟的意见，针对了作家们提出的问题，求是而切实、中肯。
60年代茅盾在新作散文《海南杂忆》里抒写他的历史感慨。茅盾先生是中外知名的中国左翼作家，也是一位信仰坚定、熟谙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家。他谨言慎行，总是在冷静观察着、思考着。对社会生活，他很少发表自己见解，也不人云亦云；但并非没有自己成熟的思考和见解。1963年上半年，编辑部约茅盾先生写散文，他赐给我们一篇《海南杂忆》，发表于《人民文学》当年第6期。茅盾先生是写散文、杂文的能手，建国后却很少施展。《海南杂忆》实际是一篇杂文，它言简意赅，凝重、深沉，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我至今记得，他从海南岛“天涯海角”奇拔的岩石，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