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重视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也是不赞成的，这一点倒跟雪峰一贯的观点比较接近了。
我们再回到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领导的岗位上他兢兢业业，为文学出版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奉献，也仅仅过了六年多相对平静的日子，在1957年，中国知识界遭重创的这个年头，冯雪峰仍无端地被划为右派。他的所谓鲁迅著作那条注释的罪案，完全是存心整他的人，莫须有地强加于他的。他们先是请雪峰的一位老友做说客，诱使雪峰承认所谓“罪过”，许以宽大，而最后是彻底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其实，从反右初期内部下发的这册《冯雪峰言论》已可看出，那是做了很大的准备，要给雪峰算总账了。雪峰是唯一长征干部被划右派者，没有最高领导人拍板批准，当然是难以做到的。雪峰在中国作协召开的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大会上多次挨斗受辱后，曾一再表达自己的愿望，恳请留在党内。可是无论在政界、文界，他的仍旧保有权势的老友们，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说话，因为这明摆着有不便之处。
雪峰身陷缧绁二十多年，他从较宽敞的宅第，搬进了北新桥闹市一处普通干部居住的嘈杂院落，夫妇两人住着很小的房子。雪峰对生活标准的降低，安之若素。他出身农民家庭，习惯过平民清苦的日子。白天，在“人文”社一间孤独的小屋里，他仍然艰难地、尽责地做要他做的事。但屈辱和内心痛苦日夜煎熬着他，使他胃疼难忍，身体状况大不如前。“文化大革命”中，1969 年，雪峰以年近七旬高龄，下放咸宁干校劳动改造。那几年，他和舒芜、绿原、牛汉等所谓“有问题”的人在一起，开垦山坡上一大片菜地。我天天路过那儿，几乎天天看见雪峰，他扎起裤脚，有时赤脚挖土、浇粪、种菜，像个老农。有时是干的重体力活，甚至担粪。只见老人神情木然，沉默不语，汗流浃背。这样艰难处境的老人，我有时真要怀疑，这是曾经叱咤风云、人人尊敬的长征英雄、老前辈吗？这是为共产党立过大功的全国知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鲁迅的密友、大文化人吗？
雪峰（4）
70年代中期，雪峰的病情恶化了。他住的小屋，冬天寒冷，他咳嗽不止；院中有人在修整房子，吵闹不堪，却没有人关心哪怕稍稍改善一点这位垂危老人的环境。在他弥留之际，单位的军代表和业务负责人来了。老人说出了他最后的遗言：希望回到党内。那不了解艰难时势、复杂内情的军代表脱口而出，表态支持；而坐在他身旁一位复职不久的原文艺界人士，对这军代表连连使眼色又牵其裤腿，示意他在这事上免开尊口。这就是“四人帮”仍在肆虐时，当年的世情。雪峰辞世时，遗憾地仍未解决这位一直为自己终生信奉的理想奋斗的老人的心愿。
雪峰的一生，既坚持自己青年时代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英勇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并付诸实行。他认为这二者是不矛盾的，没有彻底的人民民主主义，尊重人、团结人，善意地帮助人的人道主义（他曾说过，战争是暴力，除非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人们才不得不暂停使用人道主义），中国不可能真正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从来没有官架子，无论对上级还是下级，都是平等相待。他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总是伸出援助之手，友谊之手。尽管这样做，在过去艰难、复杂的地下环境，要冒很大的风险并遭受不了解真相的人们的非议。他仍然我行我素，并不在意别人的非议。因为这是共产党人的良心、责任和义务要他这样做的，也为地下环境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董必武等所理解、支持，因为这样做，是对革命事业有利的。例如，对30年代被鲁迅批评过，有的也确实犯有大错或过错，社会上名声不大好的人，像姚蓬子、冯达、杜衡（笔名苏汶）、韩侍桁、胡秋原等人，他都曾善待，给过帮助；反过来有的人（如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姚蓬子、韩侍桁）也曾掩护、帮助过处于困境中的革命分子。进步作家骆宾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记述，1948年，他从南京国民党监狱放出来后处境仍很危险，没有去路。他秘密到达上海后，是掩护过雪峰的韩侍桁接待了他，将他安排在自己开的书店小楼上隐蔽起来，并迅速与雪峰取得了联系。韩侍桁因为信任共产党人雪峰，也善待雪峰的朋友，只有一面之识的骆宾基。
即使被划右后，自己的处境那样不好，雪峰仍然始终关心他的老友、同事，30年代著名左翼杂文作家聂绀弩划右后又遭遇了新的冤案，被捕判刑，比他更艰难的处境。70年代，雪峰自己病重的一个中秋节，他还要自己的亲属去市场选择味道稍好，适宜老人吃的月饼专程送给腿脚不便，经常孤独地卧病在床的绀弩夫人品尝，使她欢喜地吃了月饼，得到了比月饼更加珍贵的人间真情的温暖。
在40年代，雪峰曾写作发表过他思考、论述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人类友爱，乡风和市风，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等著作。然而在1957年下发的《冯雪峰言论》中，也将这些虽然有缺点，却并不离谱，不乏好的见解的文章和著作，列入被批判的有问题文稿行列。
1957年9月16日，周扬在首都剧场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后经毛主席审阅、修改定稿，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于1958年2月在《人民日报》面世，《文艺报》转载。很快出了单行本，全国发行。当时听这报告，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扬除了点名冯雪峰、丁玲是“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后台和同盟军，还批评冯雪峰、丁玲、徐懋庸等人是参加民主革命斗争的个人主义者，因为坚持个人主义，就如同列宁论述过的，他们是革命的暂时同路人；社会主义就是要革个人主义的命，因此他们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周扬讲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词。但是今天回过头再看，不用我多饶舌，周扬的这些论点难以站住脚了。有什么事实证明相信民主主义，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赞成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人，就必定是个人主义者而不是集体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难道社会主义就意味着不尊重人本来应该享有的尊严和权利，而必须一部分人实行专制，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尊严、权利，去接受别人的奴役吗？难道民主主义、尊重个人和人必定具有的个性差别，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些好的词，都是邪恶，都要送给资产阶级独享，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就不需要尊重人和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全面发展，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吗？其实这真正是使社会主义走向了一条没有民主、人道主义，肆意践踏人的尊严、权利和个性的邪路。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是人们记忆犹新的典型例子。因之周扬最后有所反思，回到了接受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这道基础性的命题。某些仍坚持扭曲社会主义伟大理想，使之异化的人，历史证明，他们不过是小丘；而承受了风雨吹打的雪峰，是真正耸入云霄的高山。
2000年5月23日写完
6月13日改定
（载2000年第10期《山西文学》杂志）
沈从文印象（1）
有人说，要了解沈从文，就要了解养育他的湘西的山水、山民，我觉得这话有道理。
是沈从文，以他那珠玑般的作品，使偏远一角的湘西，在全中国、全世界出了名。然而要是没有湘西山水、山民的化育、点染，当然也就没有沈从文这样出色的作家。
我有幸走过湘西几个县，几位男女山民为伴，沿着沅水、澧水，穿越武陵山腹地。湘西山水到处皆美，闻名中外的大庸县张家界的奇峰异水，只不过是其间一处代表。看到湘西的山水人物，就让人想起沈从文小说中描写的某些场景。
1953年我调到北京，恰好下半年有位生得窈窕俊秀的中年妇女来到我们单位工作。她就是沈从文的夫人。由是我有机会去她家串门，认识了久负盛名的作家沈从文。
说来也奇怪，在当时，我只知道沈从文很有名气，却一点也不了解他。解放前，我是个自命不凡的“左倾”青年，没有怎样读沈从文的作品，倒是读了进步文艺界人士不少关于沈从文的言论，先就对这位作家有个很不好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沈从文嘛 ，北京大学的大教授，郭沫若先生声讨过的“反动”文人嘛，属文艺界的“右翼”。可是1953年冬天，我第一次见到的沈从文，却大出我意料：那时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一家四口人住着两间小平房，沈从文着普通的蓝布制服，见了人一脸的笑———我觉得那是一脸的诚恳、质朴，而且操一口湘西乡音，连喊我“坐、坐”。家中的摆设也很简朴，唯书架上有一些旧书，桌上有一些泥塑、古董、彩色织锦之类，表明他这位文士，现在正在从事古文物研究的新工作。我问他为何不再写小说，他笑了笑，说：“要改造思想嘛！我还有精力学些新东西！现今的工作，虽说是打杂，也蛮有意思的！”他满有兴致地向我这个对古文物一窍不通的人讲说他的新工作；夸耀祖国悠久的文化创造，说这值得他花费精力去整理、考证，而过去在这方面好些还是空白，例如中国纺织品的发展，中国古代服饰的变迁历史……正讲在兴头上，他的夫人提醒说：“人家客人是来看看你的。你讲这些他们未必有兴趣。你少讲点不好吗？”沈从文呵呵地笑了，一脸的天真。“啊，我讲多了，你们不高兴听？”我和同去的同事连忙说：“高兴听！高兴听……”
沈从文在他的夫人面前真像个大孩子，而他夫人在他家中，素有“政委”之称。我的观察，这种情景，差不多符合他家中的实际。
与一般人们想像相反，沈从文身上丝毫没有大作家、大文人的架子，倒是保持着孩提般的天真纯朴，我觉得那是一颗赤子之心。正因为如此，他在小说写作上是那样敏感、细腻，富有童心、同情心，能深入到纯朴的山民心底里去、灵魂里去；而在为人处世上，他也是挺天真、单纯的，一点儿也不“油”，似乎不谙世故。所以，少不了身边夫人那样的“政委”。与一般名作家在解放后的遭遇不大一样，他虽是名作家，人也在北京，却没有资格参加1949年秋天在首都举行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
在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这位知名作家、大教授，没有继续保持他那教授的身份、地位，却是像我们这些普通知识青年、或来自旧社会的中小职员一样，进入一所革命大学，接受短期的政治训练，过着紧张的军事化的生活。其后由“革大”分配工作———分配到历史博物馆。起初完全是做事务性的打杂工作（1953年冬天我见到他时，才开始做点研究性质的工作），而且解放后连续数年，可以说完全跟文学界的活动“绝缘”。
历史是公正的。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全国不少出版社竞相出版沈从文的选集、文集，美国人邀请他去访问。一时形成海内外的“沈从文热”。他的极富地方风格和个性特色、在艺坛上独树一帜的璀璨的作品，重又为广大的读者，尤其中青年读者和文学工作者所接受、欣赏、喜爱。在有些中青年作家写得成功的作品中，明显的可以看见沈从文的影响。文学创作事业是有一定继承渊源的，是需要借鉴前人的，要不然，岂不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然继承、借鉴不能代替创造。我常想，在全国文学界，这几年“湘军”的崛起，自然是因为有了有利的“气候”、“土壤”等等诸多的因素，但难道跟湖南诸位前辈作家，例如沈从文、周立波、蒋牧良等“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分得开吗？
至于沈从文解放后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写成，用中、外文出版的洋洋大观的《中国古代服饰史》，亦可以留传后代；且使他跻身于中外著名文化史、风俗史的专家、学者的行列，而毫不愧色。
我觉得沈从文作为一个人，正是始终保持了他那湘西山民纯朴、健朗、倔强、认真的性格。而他在创作上、事业上的辉煌成就，正跟他这种山民性格分不开，而且得力于这种山民性格。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是十分淡泊的，长期底层生活的锻炼与健康的体魄，使他能够忍受各种低水平的甚至困厄的物质生活。早期他住在北平的穷公寓里，以两个烧饼充饥，开始他的写作起步，曾经成为广泛流传的佳话。他的精神状态则是健朗、达观的，所以，也能够以“大而化之”的态度，对付生活加给他的“厄运”。（在我国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那些年月，他的两个儿子都被错划为“右派”。在“十年动乱”中期，国家文化机关全部“砸烂”，沈从文夫妇虽属明显的“老弱”，也被动员下放，和我们一起到湖北咸宁的农村。）
沈从文印象（2）
如今沈从文已迈过八十高寿，居住在北京一所极普通的寓所里，三间不大的住房，家中没有电话，出门没有小车，比北京文化界那些新上来的四十岁、五十岁的“司、局级干部”，条件差多了。但是老人的生活态度仍然是沉稳、乐观的，他对自己一生创造了这么多精神成果，大体取满足态度，他对生活别无所求。
不幸他在去春突发了中风症———左边身子偏瘫。今春我去看他，他躺在靠背椅上，但头脑仍是极清醒的，记忆力极好，也能说话。（幸亏患的是左偏瘫，要是右偏瘫，便无法说话了！）他兴致颇高地与我说起往事，回忆着与我共事过的那些熟人，毫不费力地说出他们的名字。
话题转到他的故乡湘西。沈从文兴致勃勃地追忆了前年与他的夫人一起回故乡之行。说起湘西奇特的山和灵秀的水，别致的风情，生活中正在发生的新变化……我看见八十老人的眼珠奇亮，似有泪水在其间颤动。老人似乎已“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