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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的欧阳山除了继续完成多卷本长篇小说外，还应刊物之约写了一些短篇小说。照我看来，这些短篇的思想内涵、艺术技巧一点不逊于他的长篇小说。而最出色的是发在《人民文学》1961年的《在软席卧车里》和1962年的《金牛和笑女》。两篇小说均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中。
这两篇小说饱含着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人生况味，而作家运用的是轻松、诙谐、幽默的表达方法，艺术的概括也简练、生动，这正是作家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
欧阳山将小说手稿交到编辑部后，《人民文学》1961、1962年上半年值班副主编陈白尘很看重这两篇小说，将其发在较显著的位置。《在软席卧车里》写得很有趣。四位复姓的人司徒、欧阳、诸葛、端木同处一间软卧车厢，闲聊中涉及人的意志的话题。年轻的端木、比较年轻的诸葛认为尽管新、旧时代有很多不同，但人的意志所起的作用这点却是相同的，总是有志者事竟成吧？不意这看法引动司徒老先生讲出自己一番特殊的经历。这位早年学化学的人原在市政府任洋务秘书，官运看好，却突然爱上了“叫多少志士仁人粉身碎骨的文学”。这是造成悲剧的第一个来源。仅只是爱好倒也罢了，他又还相信自己有“天才”，到处写诗发表诗，一时名声噪起，这是造成悲剧的第二个来源。仅只做个业余作家倒也罢了，却又辞去政府的公职，一心想当个职业作家，专心致志地写诗，这就注定了“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结果诗写出来了，却没有任何一家杂志社、出版社愿意为其发表、出版。这时，他才若有所悟：“难道从前那许多人争着拉我的稿子，仅仅因为我是市政府的秘书，而不因为其他什么缘故么？”他太太十分冷峻地告诉他：“我想正是如此！”太太后来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他三天内再去市政府谋个差事。他觉得难堪没法去，太太因而同他离了婚。他就这样蹉跎岁月，直至抗战爆发才去一家牙膏厂当了一名配药师。解放后他的职业顺理成章地转到了化学技师方面。司徒老人的讲述，使三个复姓的同室人吃了一惊，但也由不得被他说服了，世上还真有“有志者事竟不成”、“无志者事竟成”这样的人生际遇……
这篇作品发表后，听到的反应可不一样。一位文艺领导同志说，这篇小说有影射之嫌，似有弦外之音。他仿佛在提醒编辑部的同志：你们发表作品可不能粗心大意呀，你晓得人家影射什么？编辑部的人琢磨了半天，仍然不知道影射的是什么。数年后，《文艺报》开始批评近年有不好倾向的作品，《在软席卧车里》被列为“散布对社会主义的消极情绪”，宣扬“没落阶级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的小说。这真是一个很妙的论断。它很笼统，叫你不好琢磨，但也够你琢磨一阵子。其实这篇作品现在看来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它的形象表现（那位司徒老先生讲述的自己的经历），只不过向你提供了多义的解释：也可以说是告诉业余作者，不要盲目地相信自己的天才，更不要急于做专业作家，说不定这是个陷阱，将弄得你一事无成（“粉身碎骨”）。也可以说是嘲讽那种不正的世风，一个人之所以发表出版作品，有时不是靠自己的真才能、真本事，只不过是凭借了自己的社会地位或某种权势，如那位市政府秘书那样。作品提醒这样的人，最好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别陷入盲目自得之中。再则，这篇作品写作发表于60年代，也可以说是对50年代末期盛行的“左”的唯意志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讽喻和善意的劝诫。各个不同社会经历的读者，读这篇作品，可能会有各自不同的感受体会。但不管如何多义，说到底，这篇小说仍然是靠它提供的内涵丰富的人生阅历，向你启示某种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它的效果总还是积极的，实在说不上它散布了什么“消极情绪”“虚无主义”的人生哲学。就说作品主人公司徒老先生或其他三个复姓人也好，他们通过对司徒老先生生活命运的反思，难道不是在异口同声地赞美：在新社会连“无志者”（原来没打算从事这项专业者）也可以事竟成嘛！
岭南三作家（2）
可见“左”的思潮泛滥之时，一篇作品的遭遇如同一个人一样，有时也会经受某种冤枉、不公正的评价。
《金牛和笑女》的取材、结构、写作手法与《在软席卧车里》迥然不同，它不是撷取生活的横断面来描写，而是通过三个十年的纵向历程、今昔变化，采取中国传统的说故事的办法，对比有序地展现两个农村男女不同性格、命运的发展、结局。这两个人物，一个是老实、拙朴的金牛，一个是活泼、爱笑的笑女。在他们第一个十年青春盛年，金牛曾对笑女怀有未敢开言的热望与期待；可是在第二个十年的开始笑女不听劝告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兵痞；第三个十年新中国鼎盛发展，金牛在农村扎扎实实地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而落魄海外偶尔回乡的笑女却再也笑不出来了。当人们告诉她，金牛还叫金牛，“可是他早变成一个打打闹闹，爱说爱笑，人人喜欢的人了！”笑女一听，“登时像触了电一般，全身倒在椅子上……”她无法再见金牛了。作品讲述大时代里两个小人物由于选择人生道路不同（他们的性格优劣———例如一个踏实，一个轻浮，对于他们的选择，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导致不同的人生结局，不能不引起人思索。可是作者只不过用了六千余字的篇幅，好像在不经意地风趣地讲说一个平淡的故事，却生动地概括了不同的人生，取得了“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足见作家当年对短篇小说的表现艺术（包括选材、结构、剪裁、细节刻画、语言运用等等方面）已经是十分的“驾轻就熟”了。如果不是十年动乱的干扰，以写《在软席卧车里》、《金牛和笑女》这样的势头，作家的短篇佳作不也会蔚成大观吗？
杜 埃
未见面时读过杜埃1948年在香港出版、茅盾写序的短篇作品集《在吕宋平原》，知道他是位有异国生活阅历的作家，又见过他写的《人民文艺浅说》一书，知道他是个文艺评论家。见到他，向他约稿时，他已处在广东省的宣传、文化工作领导岗位，几十年如此。他仅是个业余作家。好几回去找他，我的住宿、吃饭以及返回的车票等他都亲自出面安排。有回怕我住的环境不安静，竟带着我接连跑了三处地方，最后才定下来。而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编辑，他年长我二十来岁，又是一位领导干部，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安。后来遇见一些编辑同行，说起跟杜埃打交道，都有同我类似的经历，我才深信杜埃就是这样一个与人平等相处不摆半点领导架子的人。杜埃出生于广东东北部偏远山乡的贫苦人家，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南洋谋生，所以他也算个侨属。他受进步文学作品影响，十几岁便外出漂泊，而后成为革命的实际工作者，编刊、办报、写文章。他见过许多大世面，40年代在菲律宾主编华侨报纸，参加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工作，两度在香港从事宣传、统战方面的公务。解放后，数次出访欧洲、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保持着一个人民公仆、一个劳动者纯朴的本色。80年代初期我再度去广州，这时他已卸下领导工作的重担，退居二线。他陪我去从化温泉看望在那儿休养的我以前的一个同事，又建议我去深圳特区看看，他亲自给我当向导。在从化，他首先去看望他的老相识，那些普通的服务人员、医生、护士等，同他们亲切交谈，还送他们一些小礼物。在深圳的宾馆，他去厨房看望大师傅，去车库看望年轻的司机。在广州的日子，有一天，他说要请几个客人吃早茶，让我作陪。他为我介绍客人，原来是机关里的理发师、幼儿园的教师、阿姨，他们跟“杜部长”无拘无束欢快地交谈着。在领导者和普通群众之间，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心的隔离。杜埃数十年领导过广东的许多文艺部门，他是位领导者，但同时又是个评论家、作家。他从未放弃过笔耕，不断发表评论、小说、散文、杂文，所以他也是文艺家们的同行、朋友。他就是以这样双重身份，跟老、中、青文艺工作者建立了融洽、谐调的关系。人们尊重他，也愿意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他也乐意到他们中间去，同他们打成一片。就像他乐意去看望那些服务人员、普通劳动者那样，他感觉他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并非高踞其上者，这已成了他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这样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自然能够使人们的关系谐调起来、融洽起来，增加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深圳时我曾参加他同《特区文学》编辑部的编辑和青年作家们的座谈，就是一种亲切、融洽的气氛，好像这位年长者、领导者和年轻人之间没有什么隔膜。1991年的最后一月，我有幸参加广东省为杜埃举行的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的纪念会、作品研讨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杜埃故乡大浦县的领导人和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还有杜埃住在那儿写长篇的增城县的领导人和乡亲的代表都热心来参加这样的盛会。大浦本是个穷县，却像增城一样还为大会主动提供赞助。其原因是这些乡亲和基层领导者们不一定都读过杜埃的作品，但“杜部长”的为人，他的公朴形象，他对乡亲父老的挚爱和帮助，却使他们觉得自豪，在他们心上占着很大的分量。杜埃当年在华侨支队的一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他长篇小说中的一个模特儿、老战士）也远道从贵州赶来参加大会，对他表示祝贺并在会上做了很精彩生动的发言，介绍“华支”和菲律宾人民并肩抗日的光荣业绩。这就是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人民作家杜埃和人民之间的关系。
岭南三作家（3）
杜埃很长时间是个业余作家，直到80年代初期，他退休了，才成为一个专业作家，这时已经66岁了。数十年他出版了不少小说、散文集子，广东还为他出了一本厚厚的《杜埃自选集》。他的作品题材都来自他丰富的生活阅历。他写得最好的作品，如发在《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十二月的街》，以及发在其他刊物的《老贫农们》、《自梳女》等，均是宣泄了他对以往地下斗争生活和掩护了他的普通人民的深情。如《自梳女》一篇就是写来自顺德乡下一个普通女佣———“自梳女”（指从破产的农村到大城市，靠自己的劳力谋生，终生不嫁的女子）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帮助一群地下革命者脱离险境的故事。这是杜埃30年代在广州的一次亲身经历，这位自梳女的形象，他始终未能忘怀，直到将近40年后的1979年，才写出《自梳女》这篇小说。小说的结尾写男主人公往顺德乡下探望，他对“自梳女”仍然怀着深情：
他多年来一直怀念那个曾经掩护过、救助过他们的自梳女……心里很懊悔当年怎么没弄清她的原乡住处……
眺望一个个稠密的村庄，他心里叹息道：哪怕是她不在家，或者已在艰苦的战乱中离开人世，但只要知道她出生长大的村庄名字，也该有多好。
是生活养育了作家，这话一点不假。杜埃正是从革命的实际工作中，从生活的激流漩涡中推涌出来的作家。1940年初，他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廖承志之派和一批同志渡海赴菲律宾国华侨中宣传抗日，任华侨报纸《建国周报》主编。当时这一行动通俗的说法叫做“八仙过海”（“八”隐含着“八路”之意）。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菲岛的美军不战自退，日军占领马尼拉等大城市，杜埃他们下乡组织华侨抗日游击队（杜任游击队的宣传部长）与菲律宾人民共同抗击日寇。菲岛从中吕宋到南吕宋燃遍了抗日烽火，“华支”（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的简称）与当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勇挫侵略者的毒焰。在菲律宾朝野和友军（反攻回来的美军）中建立了崇高的威信。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华支”的人员才在菲国人的热烈欢送气氛中陆续撤回大陆。杜埃于1947年返回香港。这番在异国他乡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经受血和火的冶炼，见到的人和事，使杜埃毕生难忘。1947年、1948年在香港办报，遂利用工余之暇，写出一些短章，如《番娜》、《丽达的道路》、《萨克林田庄》、《法布尔的家》等作，后辑成十余万字的集子题名《在吕宋平原》，由香港人间书屋出版。茅盾为其写序，称这些作品，“是他经验的产物”，它的艺术特色是“情绪真挚而行文质朴”，“细致的描写与热烈抒情”相结合。但这些毕竟是些片断的采撷，杜埃绝不满足。写出长篇巨著，反映菲岛太平洋战争的史诗式画卷，才是杜埃的心愿。史诗未及写，而十年动乱到来。廖承志等老同志在北京遭受迫害，“华支”在各地的成员也无一幸免，“四人帮”居心叵测，把这支受人民爱戴的抗日队伍，打成“潜伏下来的特务”，杜埃也冤枉被系狱中。但他坚定的信念毫不动摇，他这时思虑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