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潜伏下来的特务”，杜埃也冤枉被系狱中。但他坚定的信念毫不动摇，他这时思虑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委屈，而是痛惜党也在受难。也正是在狱中遭罪之时，他要写“华支”这段可歌可泣历史、还历史以真面目的愿望更加强烈。粉碎“四人帮”后，杜埃恢复了工作，他向许多人表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但不少人怀疑这样的题材是否可以写。是当时的广东省委的书记吴冷西第一个支持他，并劝他快写。但杜埃直到1980年初卸下了工作重担，才正式开始多卷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的写作，这时他已步入高龄，身体并不很强健。他不在大城市去找舒适的写作环境，偏偏离开家中亲人，孤身到广东增城县朱村，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写作。经常跟四乡的干部、群众往来。也许在这样的地方，他较易于追怀往事，触发灵感，进入自己的创作境界。经过数年努力，他终于陆续完成并出版了六十多万字的《风雨太平洋》第一、二部，第三部也即将写成。长篇小说出版后，菲律宾和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报纸争相连载或予以评介，在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杜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实际工作，无法像那些专业作家那样集中精力于写作，直到晚年才开始长篇小说的巨大工程。能够完成它，是多么不容易啊！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一部分，有其不会泯灭的历史价值，这就是这位中国作家了不起的奉献。至于艺术上还有某些不够精致完美的缺点，这是难以苛求的。
秦 牧
秦牧是全国知名的散文家。秦牧的散文写得多写得快写得好。
我对秦牧最初的印象是他个儿高高、体质强健，面目黧黑，像个整天在太阳底下晾晒的老农，一个胼手胝足的劳动者。60年代初期，我登门拜望他时，他刚从乡下返回。那时许多作家都下放农村基层担任职务，并参加体力劳动。秦牧告诉我，他一天挑担一百多斤，又忙着公社里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弄写作。不过我对秦牧很佩服，那时正当他的盛年，他真是能文能“武”。我第一次经手的是50年代中期他寄给《人民文学》的散文《土地》，那是一篇杰作，从北京中山公园的社稷坛五色土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之爱土地，老农之爱泥土……构思精妙，浮想联翩，视野极为开阔。后来又收到他写的童话《亲爱的妈妈》，这是一篇赞颂我们亲爱的大地的知识性童话。秦牧写作的路子是很广的，最拿手的是散文、杂文、随笔，但也写小说、戏剧以至童话，几乎没有哪种文学体裁他没尝试过。我常想古今中外写得多写得快写得好的作家，他们笔耕、运思，没有一个不像老农年年月月、风雨无阻，侍弄他们心爱的土地，没有一个不是辛勤的劳动者；不光有聪敏的头脑，并且有强健的身体做他们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的后盾。高尔基曾描写老托尔斯泰也是健康得像个老农。有了健康的身体又勤思勤读勤写，何愁出不来多而好的精神产品？作家就是要勤作嘛！不能光坐在家里不作。
岭南三作家（4）
秦牧并非出身劳动者家庭，他降生于一个华侨破落商人之家。但由于母亲是婢女出身，而且他在青少年时代曾度过相当艰难困苦的生活，曾在大都市的贫民窟里居住过，刮台风，屋子塌下来他被压在床底下死里逃生。抗战时期，在困顿的旅途中曾步行几千里，在公路近旁的茅寮中躺在草堆里，跟乞丐一起过夜，有时还要忍饥受饿。所以他决不是温室里成长的人物。正像秦牧自己所说：“这样的生活，加上优秀书籍的指引，使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有一种向往真理，向往正义，向往公正之心，追求民族翻身，追求社会解放，总想为人民的幸福出一点力。我就从这一点点儿觉悟开始，一步步走过自己的道路。”（见秦牧在广东省庆祝他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答谢和自白》）一位画家曾给秦牧画过一幅自画肖像。秦牧在画像之旁写了一首自题小照的诗，诗是这样四句：认真学习，不辜负做万物之灵，辛勤奉献，报答祖国的深恩。
倒不是为了什么名垂青史，重要的是，俯仰无愧于人的一生。
我想青年读者们可以细细玩味这四句话，以了解秦牧其人。秦牧已过古稀之龄，去年冬天我在广州有幸再见到他，他仍然精神矍铄，至今笔耕不辍。我想这真是一株不凋的老梅树，他枝头的繁花，正是来自一种辛勤的奉献，来自他深深扎根的大地。
写于1992年
文坛伯乐秦兆阳（1）
建国以来，我们有一些出色的文学期刊编辑，特别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他们长期地付出了无声的辛劳；在过去“左”的思潮对文学事业的严重干扰下，有人还为此蒙冤二十余年，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我觉得这些人的劳绩不仅不应该被埋没，而且他们的编辑工作经验，发现、培养文学新人的经验，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为此我写了本文。
默默的耕耘
你见过这样的主编吗？他不是徒具虚名，不干实事。他不是等待下属人员给他送复审稿件去，他只在稿件上简单地批上“用”或“不用”一两个字。他有一种直接到堆积如山的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寻找佳作，发现人才的乐趣。秦兆阳就是这样的主编。
1956年我在他底下干编辑。记得夏天的一个早晨，他把肖平的小说《三月雪》的手稿给了我。他是手稿的第一个读者，是我们编辑下班后，他从一个编辑案头堆积的稿件中挑选出来的。这篇小说很快发在《人民文学》当年第8期，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影响很大。肖平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过《海滨的孩子》，对于《人民文学》的编辑不算陌生。但在《三月雪》发表前，他的名气不算很大，他的来稿从编辑手中漏掉并非没有可能，假如这个编辑粗心大意点，或者没有鉴别出来的话。秦兆阳这种眼睛向下，丝毫不烦看普通投稿者的来稿，深入、细致的作风，无疑对每个编辑是个鞭策。还有完全是无名的作者，被秦兆阳从浩如烟海的稿件堆中，“沙里淘金”地“淘”出来了。50年代中期的读者，或许还记得中篇小说《总有一天》，曾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七、八期连载，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作者黄远是泉州医院的一位医生，在这以前，没有写过什么有影响的作品。寄到编辑部的这部手稿，可不像个样子，是写在几册六十四开很不整齐的笔记本上，蝇头小字，写得也不规整。以往碰见这样的来稿，编辑可以不看就退回去的，一则它是好几万字的长稿；二来这样小的字写在小本本上很难吸引人读下去。可是秦兆阳耐心地读完它（作为这部手稿的第一个读者，这部小说，也是他从编辑案头“拾”去的），并亲自为它整理加工后送到工厂发排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秦兆阳断断续续在《人民文学》干了五年小说编辑及执行主编，比他专业搞创作的时间长多了。不论是当编辑或主编，他总是花去绝大部分精力，在来稿的“海洋”中辛勤地耕耘、播种和收获。要统计他发现、支持的作品和人才吗？在如今的知名作家中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来。例如建国初期，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都是经秦兆阳之手发出的。曲波的《林海雪原》出版前，秦兆阳选登小说的精彩片断《奇袭虎狼窝》，并写编者按语，对这位即将面世的新作家，给予及时、热情的肯定。有的人知道是秦兆阳发现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有的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
我要说，这是一种道地的鲁迅所称赞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在文学编辑岗位上，我常见有两种编辑：一种人看稿很细，也有水平，但只愿为知名作家服务，不大看得起无名作者的来稿，因而在他们的编辑记录中，很少有发现人才的记录。还有就是像秦兆阳这样的编辑，他们也善联系知名作家，但绝不以此为满足。好像半年一年的编辑工作下来，不发现几个新的名字，不从大量废“沙”中“淘”出有希望的“金子”，那就还没有完全尽到编辑的职责。这样的编辑更可贵。
识——胆——思
一个编辑要有“识”，还要有“胆”。他的“识”表现在极其敏感地发现作者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新探索和思索，以及这种探索对于我们社会生活的意义，对于文学创作发展的意义，而给予及时、明确的肯定。他的“胆”，表现在发现这样的作品后，能够大胆、果断地予以支持，有魄力将它发表出来，而这往往要受到旧习惯势力的反对，要冒些风险，甚至编辑个人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所以并不是所有编辑都能做到这一点。想过“平安”、“太平”日子的编辑，当然不会这样干。但他们编辑的刊物也往往“四平八稳”得很，在文学创作发展史上留不下突出的痕迹。
我还记得1956年初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刘宾雁，将他的第一篇文学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寄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刘宾雁长期担任记者，接触面广，头脑敏锐，又爱思索。1956年春节，他将长期积累的感受，用文学特写的形式表达出来，一吐方快，只一个星期，《在桥梁工地上》便完稿。文笔犀利、深沉，可以说在我们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上，第一次这样锋利、深刻地触及官僚主义、保守主义的时弊；而且不只是官僚主义、保守主义，还第一次大胆、尖锐地触及了某些领导干部的风派气质和风派行径，这比单纯地揭露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更见深刻。后来的事实不断证明，像罗立正这样一个风派气质、“一贯正确”的人物，在我们风云多变的政治生活中，实在是个难得的典型。在这以前，刘宾雁写过大量新闻特写，翻译过苏联作品，但利用文学形式反映生活，在他还是头一次。《在桥梁工地上》是他文学的处女作。而秦兆阳作为这篇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一下子发现了刘宾雁，他立即给他去信，以简短、鲜明的语言，肯定了他的探索。接着在《人民文学》四月号，以头条、通栏、极为显著的地位，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秦兆阳为作品写了编者按语：“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的、批评性和讽刺性的特写已经很久了，希望从这篇《在桥梁工地上》发表以后，能够更多地出现这样的作品。”他还在编后记中写道：“在现实生活里，先进与落后、新与旧的斗争永远是复杂而尖锐的，因此我们就十分需要‘侦察兵’式的特写。我们应该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边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落后的事物以致命的打击，以帮助新的事物的胜利。本刊这一期所刊登的《在桥梁工地上》就是这样的特写。像罗队长这样的人，像曾工程师这样的人，像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我们的生活里难道是很少的吗？我们怎么可以对他们视而不见呢？怎么可以看见了而不写呢？”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觉得新鲜，没有失去它的意义。
文坛伯乐秦兆阳（2）
以《在桥梁工地上》发端，随后秦兆阳又发表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上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耿龙祥的《明镜台》等作品，在正视现实，反映现实生活的复杂矛盾方面达到了新的深度，形成了新的文学浪潮，对贯彻双百方针，促进革命现实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新贡献。《人民文学》因而受到人民特别是青年的热烈欢迎，短短时期内刊物销数增涨了将近一倍。当然这新的文学浪潮很快被打了下去。编者秦兆阳和作者们“蒙尘”二十余年。但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沉冤得以昭雪，作品成了“重放的鲜花”。
在发现人才和对创作中健康的新倾向的大力支持上，秦兆阳堪称有胆有识。这里至关重要的是，“胆”是建立在正确的“识”的基础上的。而正确的“识”从哪儿来？是建立在对生活真理不断的思索和探求之上的。秦兆阳是这样一个勤于向人民的生活学习，勤于观察、思索的人。在观察、思索中，他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建立了热烈分明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情感。因而刘宾雁等人的作品一来，他能从人民的需要出发，迅速地、准确地抓住它们的新颖、优长之处，而大胆地、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肯定。可见，没有学习、观察、思索，就谈不上有正确的“识”，更谈不上“胆”。常见有的同志，在编辑工作中自以为“大胆”、“敢放”，思想“很解放”，但他们缺乏正确的“识”，更谈不上正确的观察与思索。“思想解放”而不用思想，结果放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们的文学运动“帮了倒忙”。这不叫“大胆”、“思想解放”，而只能说是不负责任地瞎干。这种不负责任的“大胆”，不能说是有胆有识。
看不见的工作
一般新作者初次写成的作品，总难免有幼稚、不够成熟的地方。有的是思想敏锐，但艺术不足；有的是艺术还可以，而思想有偏颇之处；有的思想、艺术都有些缺陷。一开始就思想精深、艺术老练的作者，实在不多见。新作者的作品还有个特点是往往优点和缺点掺和一起，不大好分割。编辑收到这样有缺点，但有思想、艺术闪光的作品，既不能求全责备，因为它有缺点而看不见它的基本优点、基本长处，轻率地予以否定；也不宜放弃思想、艺术上应有的要求，明明可以争取改好的地方，也予以迁就。有时一篇作品，恰好就是思想上或者艺术上缺少那么一点点什么而不完善、上不去。这就需要具体的指点、具体的帮助。譬如登山，在最难登的那几步，需要有经验的人拉一把，扶一下。需要细心地肯定作品的优点、长处，具体地指出缺点、不足，这样新作者才有所遵循，不致迷失方向。可以说，没有中肯的意见，必要的修改，有的作品就发表不出去。秦兆阳在具体帮助新作者修改作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