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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眉的”和“微笑的”（2）
在60年代中期，杜鹏程和全国那些著名的作家一样，遭受了深重的苦难，身体也被搞垮了。粉碎“四人帮”后的这十来年，我听说他病得很重，身体状况很不稳定。他勉为其难地写了些短文，再也没有好的身体作后援，使他写成早就想写的长篇巨著。这真是作家和读者的不幸，令人惋惜唏嘘。
王汶石出生在黄河东岸的山西晋南平原的万荣县，与杜鹏程的家乡隔河相望。这是汾河流域的一块富庶之地，盛产小麦、棉花、河东盐，流传着崔莺莺、苏三的故事。人们喜欢听戏，流行着南路梆子、郿鄠等地方戏。农民都是戏迷，几乎一个村庄有一个戏台。我曾在一个酷暑盛夏，看见男女老少成百上千顶着烈日看戏，可见他们对文化艺术的热爱。这个农业区，历来商业发达，人们头脑活跃。王汶石正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所以他较容易了解与晋南接近的关中平原人民的生活、风习。王汶石的父亲是位商人，但他跟杜鹏程一样从小参加革命。他不同于杜鹏程。他是从小文工团员的生涯起步，生活在吹拉弹唱，跳舞、演戏的艺术氛围中。他本人也喜欢听戏，他的工作在全国解放前夕是以写戏为主。50年代初期他曾随一个文工团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写了一些小歌剧等。但那时还不太知名。50年代写小说才出了名。王汶石“微笑看生活”的小说风格，我觉得跟他生长的晋南平原的环境，跟他文工团员的生活经历分不开，这点同杜鹏程的战地记者生涯不大一样。但王汶石其人，你跟他接触，倒觉得他是个沉思、宁静甚至内向型的人，他较喜欢宁静的书斋生活，个人独处，与人初次接触，也较少言寡语。这点也不同于杜鹏程那活跃、开朗的性格表现。杜鹏程看上去很像一个实际工作者，能同各种人相处，王汶石则像一个有个性的、不大合群的艺术家。王汶石喜欢契诃夫、泰戈尔，他收藏有泰戈尔全集，泰戈尔清新的文字，沉思的风格是不是也给王汶石作品以影响？但王汶石“微笑”的风格也不是绝对的。60年代初期他发表的《严重的时刻》、《沙滩上》等小说，倒有点沉思、严峻的风格。
王汶石健在。我祝他晚年好运。
写于1991年
韦君宜与黄秋耘（1）
不久前去看“韦老太”（这是她所在出版社的人对韦君宜的昵称），她躺在床上。她说前几天刚摔了一跤，伤了腰，这下彻底不行了，只好卧床休息。往后恐怕一个字也不能写了。我知道一个喜爱写作的人，不能动笔，这是多大的痛苦！1986年4月21日，韦君宜在一个会上突发脑溢血，即刻昏迷，瞳孔散大。那年她已近70高龄，亏得抢救及时，经过一年多治疗、休息，1987年7月，韦君宜又开始写文章了，写的第一篇就是讲这次得病的情形，题目叫《病床上的困惑》，从此益发不可收拾。到1990年6月将近三年时间，她在病中共写作发表短文三十余篇。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海上繁华梦》，收录的大部分是这些病中之作。我发现在病榻上半坐起来的韦老太谈起往事记忆绝好，思维极清晰。这样好的头脑，要是身子不能坐起来，手不能写，太可惜了！由不得又同她谈起写稿的事。她说，摔伤前我已写了最后一篇文章，是回忆同时代人的，已寄给黄秋耘了。黄秋耘在广东。我知道韦和黄是知交。1935年两人同在清华大学读书，韦大黄一岁，一同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随后即入党，走向革命的实际工作。一在北，一在南，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全国胜利后，1954年两位老同学又相聚一起成为亲密的同事，共同主持中国作协的文学普及刊物《文艺学习》。以后还在一起经历着作协的风风雨雨……两人的友谊从青年时代直到白头，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这样的友谊多么可贵！我说你可以写写同时代人黄秋耘嘛！她望我笑笑说，这倒没想到！我其实是同她半开玩笑。我希望她的腰伤仍能康复，以后还能提笔。
第二次去看韦老太是在下午。只见她由刚下班的女儿杨团扶着，已在地上走动。虽是由人扶着慢慢地往前蹭，她是在活动腰身和练腿劲！她知道身体的康复不仅仅是靠药物和静躺，而必须靠自身自主的努力！
半个多月后再去看韦，奇迹出现了，韦坐在桌前写字！虽说手有些颤抖，字也有点歪歪扭扭。她交给我一篇回忆同时代人的短文。
这就是韦！向来不屈的韦，从来很精神的韦！我不由想起韦和黄（秋耘）在《文艺学习》，在作协，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些旧事。
韦君宜在全国解放初期原是发行量很大的《中国青年》杂志的主编。1954年她受命筹办《文艺学习》，由青年工作转到了文学岗位。紧接着黄秋耘由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调来北京，两人成了最理想的合作者。在他们主持下，一本文学普及刊物办得颇为活跃。我想主要是思想活跃，贯彻双百方针，因而很受青年读者欢迎，发行量最高上到三十几万份，在当时实属难得。现在仍然能记得的例如该刊转载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并发表评介文章，组织关于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这些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1957年2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肯定小说反官僚主义是对的。虽说小说难免有缺点，他劝说不要“围剿”年轻的作者王蒙。韦君宜和黄秋耘也经常在刊物上用“静宜”、“秋云”等笔名发表评论文章。挺有趣的是有的青年读者弄颠倒了他们的性别，写信到编辑部，称“韦君宜叔叔，黄秋耘阿姨”。黄秋耘，广东人，说话声音婉转、柔和。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除打过仗，还深入过敌营，做过军事情报员等危险的工作；还因为家传的缘故（父亲在香港开有一家西药房），懂点医药学，下放农村劳动时曾热心给人看病……这样复杂环境中的经历，有可能养成他待人接物的谨慎、柔性，也可以说他性格中有某种“阴柔”成分吧？再加上他自己说的“悲天悯人，多愁善感”的文人素质，这些必定在他的文风中也表现出来，所以有些青年读者把他误会成“女性”、“女作家”，情有可原。韦君宜原籍湖北建始县，出身北京官宦人家。“一二·九”运动使她成了旧制度的叛逆者，“民先队”中的急先锋。其后又长期参加地方工作、群众工作、青年团工作，这可能造就了她泼辣、果断、冲锋在前的性格作风，所以在她性格中，含有某种“阳刚”的成分。青年读者把她误会成男子，说不定有点儿“歪打正着”呢。两人共同主持一份刊物，韦的泼辣、果断、直率；黄的谨慎、小心、柔婉，这“阳刚”和“阴柔”恰好起着互补的作用。两人确实是很好的搭档。但在1957年的反右风暴中，其最后的结果，竟导致发行量很大的《文艺学习》停刊，韦、黄两人也分别受到党纪处分，下放劳动，其后重新分配工作。韦名义上是《人民文学》副主编之一，长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组织工人业余作者编写工厂史。黄后来调任《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实际上是降职了。他们为什么会受到处分并挨批判呢？主要是说他们“右倾”。什么“右倾”呢？说韦，是说她“包庇右派”。我的印象，作协的几份刊物中，像《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所划“右派”的比例，与单位全体人员相比，有的占了将近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大大超过毛主席说的百分之五左右，恐怕是全国划右比例最高的单位。而相对来说，《文艺学习》所划“右派”的比例最小，这恐怕跟韦、黄两人的掌握不无关系。他们两人无疑是政治运动中的“温和派”，今天看来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在当时，这不是“右倾”的表现吗？而且批评韦君宜“包庇右派”还有具体例子，是说她包庇了单位里一个替农村的人传递了一份诉苦信件的人。（这封信诉说一处农村因一平二调，农民生产、生活造成的困难，与形势大好的总估计显然不大协调。）这个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人，随即被划为“右派”。而韦君宜实事求是地为他鸣不平。我还记得，《人民文学》支部开的批评她的会上，韦君宜嘟噜个嘴，表明她是不服的。她当时居少数地位，而我们这些人都跟着批评她。她不怕孤立，因为真理在她那边。黄的“右倾”比韦君宜更“危险”，他差一点被划成“右派”，为了他在《文艺学习》上发表的一篇对个别文艺界领导人提意见，但有偏激情绪的文章。这篇文章反“右派”中被公开批判。韦君宜据理力争，说黄这样的人写文章出了错误，但不是“右派”。她大声地对她的上司，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说：“如果把黄秋耘划为“右派”，那也把我划为“右派”！我是《文艺学习》的主要负责人，论错误也不比他少！”这就是韦君宜，挺身而出，刚正不阿！后来有长者之风，实事求是的邵荃麟还是认真地考虑了韦的意见，严格区分了两类矛盾，保护了黄秋耘没划“右派”，但批评还是要批评，处分还是有。这些是摆在桌面上批的他们的“右倾”错误。为什么要停刊《文艺学习》呢？没有说出来的理由可能更严重，就是我上面说过的诸如组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小说的讨论之类。合乎逻辑的推想是：领导人犯了“右倾”，刊物还不“右倾”吗？小说讨论中涉及的王蒙，虽说毛主席讲了话，后来还不是被划为“右派”了吗？
韦君宜与黄秋耘（2）
韦君宜的特性是，尽管在逆境中，她毫不动摇、毫不气馁而努力做出新成绩。下放长辛店机车车辆厂一年多，她辅导工厂业余作者编出了高水平的工厂史《北方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她运用下放农村劳动的生活积累，在60年代写出一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佳作《月夜清歌》。这篇作品风格清新，意境深邃，后来收入建国以来优秀短篇小说选中。从长辛店归来，她被安排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她和严文井领导下，文学出版社这期间仍出了许多好书。我的印象当时还是业余作家的马识途第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的出版，就跟韦的支持分不开。“文化大革命”开始，她被打倒，丈夫（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也冤枉遭难，身陷缧绁之中。后期她担任14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制）指导员，我和她是邻居，差不多时常能见到她。她白天参加农业劳动，一身泥一身水的回来，晚上则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忙着为运动中冤枉遭整（包括“五·一六”扩大化遭整）的人落实政策、核对材料、澄清事实等，直至深夜。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周总理提议下已部分恢复业务。作为连队领导者，韦君宜热心推荐一些编辑上调回京工作。可是人们很纳闷，为什么像韦君宜、严文井等这些文学社的主要领导干部反而迟迟不被上调呢？后来当然知道了，是北京的单位里有人从中作梗。而后韦君宜调回了北京，作为成员参加了社里的领导班子，在“四人帮”肆虐时期，她所受的种种新的磨难不必细说。可贵的是，她在近年病中写的文章中，不但率直地批评了“左”的种种危害，以为鉴戒；还有极为清醒的自我反思、忏悔。我曾读过她发表的《编辑的忏悔》一文，深受感动。她在这篇文章里，没有讲她为作者、读者做过的许多好事、成绩，而是深沉地忏悔在“四人帮”的高压下不得不做的那些违心的事———出版的某些胡乱编造，实际上是诬陷知识分子、诬陷老干部的虚伪“作品”。当初为什么搞文学呢？“是觉得文学可以反映……动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记。”而现在，“我在干这些，在当编辑编造这些谎话，诬陷我的同学、朋友和同志，以帮助作者胡说八道作为我的‘任务’。我清夜扪心，能不惭愧、不忏悔吗？……”我从来未见过一位处在领导岗位的文艺干部如此袒露自己，批评自己。我还想起读过的她的另一篇文章，是悼念一位刚刚得癌症死去的同志，他叫李兴华，是个好人，好编辑，却在《文艺学习》被错划为“右派”。君宜的文章带着沉重的自责。其实，李兴华当年划不划“右派”，哪能完全由君宜做主呢？她痛切地责备自己，当年没保护好他。我也从未见过一个领导干部这样真挚、沉痛地向被错整的下属检讨。这些都表现了君宜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她有一颗高尚、纯洁、赤诚、无私的心。
在“四人帮”被粉碎的这十多年，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岗位上，她对我国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的贡献甭多提了。这是许多新、老作家，广大的读者有目共见的。更令我佩服的是80年代，她已年逾花甲，工作照样繁重，却以不息的奋斗精神，写出了一批好小说，如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以独特的视角具有开创意义地写出了真实的老干部形象的中篇小说《洗礼》，还有长篇小说《母与子》，以及中篇小说集《老干部别传》、《女人集》，使她跻身于中国当代优秀小说家之列而毫无愧色。冰心因而称赞她“是一位极好的作家，她的作品非常质朴真挚”。是的，只有具备真挚、纯洁的心和不倦追求的人，才能使自己艺术常新，宝刀不老。
再说说“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韦君宜的同学、同事黄秋耘。黄秋耘自从1957年批判了他的“右倾”，那沉重的精神负担，可以说一直背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他成了文艺界“右”的代表人物。他被贬为《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后，人们流传着一个说法，《文艺报》编辑部的三个领导，某某某代表左，某某代表中，而黄秋耘代表“右”。这位在生活中温文儒雅循规蹈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