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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王莹夫妇渴望回到久别的祖国，来为人民事业奉献力量，这却触怒了美国移民当局。当时美国正值战后麦卡锡主义反共、反人民，迫害进步人士猖獗时期，王莹夫妇竟被投入监牢，关在美国纽约自由神像背后的“哀离思”岛上，身心遭到残酷摧残。但他们坚贞不屈，坚持要回祖国。在美国人民多方援助营救下，几经周折，美国政府于1954年冬，下令将他们“驱逐出境”。
王莹夫妇于1955年初春回到渴别的祖国北京。周总理曾当面赞扬她在美国的工作。她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我于隔年的初春，有幸拜访了王莹，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
那时我在《人民文学》负责编辑小说、散文稿。我早知道她不仅是有名的电影、话剧演员，同时也听说她还很能写，手中有不少稿子。恰巧当时王莹的住处离《人民文学》杂志社不远，我去拜访她很方便。
我在她的寓所见到她时，她大约有四十来岁，着一身蓝色的棉布制服，青布鞋，她的皮肤白皙，面色苍白；一对大大的有神的眼睛，眉毛秀美；圆圆的脸，丰厚的嘴唇，衬托出人品的淳朴、善良。她一见我，就向我诉说祖国的棉衣、布鞋之合体、暖人、舒服。这正像一位久别的游子回返故乡，即便是故乡普通茶饭，也比外边的珍肴美呢！当我问起她是哪里人氏，她便说是江南芜湖人。她向我生动地描述那座小城的风光。说起家乡的出产：河蟹呀，团鱼呀，水嫩豆腐呀，大米、青菜呀，如数家珍一般……流露出对故乡深切怀念之情。我也是江南人，当然听起来就更觉亲切。她对我这个年龄像她弟弟又是初次相识的人，敞开自己的胸怀，谈她在美国的见闻，谈她回国后的感受。假使读者读了她的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了解她在美国后期所遭受的那种种精神折磨和残害，就可以理解她为什么归至祖国后，对任何来访的客人，都会视若骨肉家人，谈话是那样无拘无束而又热情亲切了。她难以忍受的是一种冷淡，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距离。因为她在美国监牢里边，尝透了美国反动当局的“比冰还要冷”，受够了“斥责、凌辱”。记得她当时给我说回祖国后的观感，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深极了。她说：“回到祖国后，感觉大家都很热情。但有时却也感觉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淡，不知是为什么？”她说这话时谢和赓同志（他是一位体态健伟的中年人）也在场，他回国后被分配在我国外交部门工作。那会儿，他正待出门，对王莹的话从表情中流露了同感。当时我不大理解，王莹所说的“冷”。后来，从我国人民1957年以来在“左”的指导思想下所经受的种种曲折遭遇中慢慢地就能够理解了。原来王莹，这时所说的“冷”，实质是指在“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指导思想下，我国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人与人的关系，趋向冷淡、疏远。试想王莹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有海外关系”的，当时保持着“阶级斗争警觉性”的人，谁愿意接近他们呢！即使是过去的老朋友，恐也有冷淡他们的，何况是新交呢！后来的事实很快证明，王莹这位敏感的艺术家不幸而言中：人与人的关系岂仅是冷淡，而且发展到可怕的人整人，把同志当作敌人，他们夫妇也在劫难逃。
雪里红梅（2）
我问王莹写稿的情况，她就谈起，她正在撰写以他们夫妇在美国的遭遇为素材的《两种美国人》，已写出了一些片断。她告诉我，美国有不少对中国人民和新中国怀着同情和友好感情的人士，其中就有著名作家赛珍珠女士。在他们夫妇遭受美国移民局监禁迫害之时，赛女士主持正义，从道义上、财力上支援她们，营救她们。我问她还有什么要写的题材，她说，收集了很多我国华工、华侨在美国的生活遭遇的材料，很感人，有历史材料，也有现实材料。在美国，她接触了好些老华工、老华侨，他们有的于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被作为苦力卖到美国，为建设美国的铁路、工厂、商业，耗尽了精力，晚年却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甚至好些人终身未娶，打一辈子“光棍”，他们怀念祖国，都盼望祖国快快强大，自己有一天能够“叶落归根”。王莹说，她想写些关于他们的文章，让祖国的读者了解他们。（王莹的这一写作计划因后来的政治风云变幻，她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不幸未能实现。）当时各刊物正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我觉得王莹谈的题材都很好，便要她将正在撰写的《两种美国人》先整理一个独立的片断给《人民文学》发表。我回社后报告了领导，领导也表示同意。几个月后，王莹如约整理了《两种美国人》的独立片断，大约有数万字。我和责任编辑读后，感觉王莹文笔清新、流畅，叙事中带有一种亲切的情韵，挺满意的，便作为一篇有特色的作品推荐给领导。
谁知几个月后风云骤变。反“右”开始了，王莹的稿子，领导觉得无需申述任何理由便令我退回给作者。次年初，王莹长期患难相共的丈夫、30年代的老党员谢和赓同志不幸被错划为“右派”，送去北大荒劳改。王莹便迁至香山乡下，租了几间农舍，孤寂地住着，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王莹。
粉碎“四人帮”后，我才知道王莹夫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小人江青的疯狂的、直接的迫害，与夏衍同志同“案”被陷狱中。那是小人江青的“作为”。谁不知道30年代江青因争当《赛金花》主角不遂，而怀着极端的嫉恨心理呢！只此一端，就够王莹受了。王莹于1974年终，被江青的爪牙百般折磨，屈死于狱中。
王莹一生命运坎坷，这与她那善良、正直，热爱真理、正义，倔强地追求真理、正义的人品性格是分不开的。王莹短促的60年生命中，至少遭遇过三次大的灾难。第一次是童年时期，10岁丧母受后母虐待，后又被父亲送去当人家的童养媳，小小的年纪受尽了精神和身体的折磨，终于忍无可忍，逃出樊笼，投向了革命洪流。这些经历的素材，被王莹花了几十年心血，写成长篇小说《宝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我认为这是一本传世之作。今天的青年读者假如想了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下的家庭结构，普通妇女的悲惨命运，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佳作。第二次是壮年时期，在美国遭受迫害，这也是令人难以想像的非人的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王莹将这些素材写成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我以为这也是对今天的青年读者特别有益处的一本书。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呀，法律和秩序呀，掩藏着对一部分人的冷酷无情，镇压迫害。这也就是这些动听的东西有其虚伪性、褊狭性的一面。读者如果还存疑问，可以读读王莹的《两种美国人》这本书，看一看美国的民主制度，法律和秩序，曾经怎样残酷地迫害无辜的外来移民、有色人种以及少数民族。第三次是老年时期，遭受“四人帮”一伙法西斯式的残害。这一回刚在美国备受精神和身体摧残，还没有完全缓过劲儿来的王莹，本来就是多病之躯，（60年代，夏天她要盖三床棉被，身子还发抖。70年代被“四人帮”投入监牢时，身体已瘫痪）。便再也经受不起了。不要说王莹这样一位弱女子，便是身体强健的男子汉，能经受得住这三次大灾难，恐怕也不容易吧！
王莹一生艰苦奋斗。从家庭狭窄的小天地，走向革命的大洪流；从中国，走向世界；从普通演员，走向艺术家、著作家……即使在逆境中也决不气馁，不妥协，不失去奋斗的勇气、信心。我以为这些精神，也特别值得今天的青年学习。王莹的两本传世之作的长篇小说，可以说，便是在逆境中坚持写成的。1958年初，她心爱的丈夫被错划为“右派”，她一个人孤寂地住在乡下，身体又有病，可是她从未放弃两部长篇小说的整理、修改、写作，经过八九年的呕心沥血、终于在1966年“浩劫”的前夕，将两部书稿整理誊抄完成了。而王莹自己却没有机会看见自己这两部心血书稿发表、出版。
王莹和她丈夫在患难中始终相守，相互信赖、忠贞不渝的关系，是人间一首美好高尚的爱情诗篇。谢和赓被错划为“右派”后在北大荒劳改，王莹曾寄诗给他：
教导莫忘周董叶①
热忱关怀有克农②
平生最爱是“九秘”③
万苦滴甘也相从！
这“万苦滴甘也相从”真是了不起，我读了谢和赓同志那篇回忆王莹写书的文章（见长篇小说《宝姑》后边的附文），感动得掉下眼泪。
王莹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我读这两部书，每每想起王莹这位出色的女性，她的音容笑貌、精神风貌，重又活生生地出现我眼前。
雪里红梅（3）
王莹在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中，写有这样一个细节，非常感人：美国移民局的三个特务来女主角叶兰家逮捕叶兰，“叶兰提着小皮箱，站在她的书房里，她的眼睛忽然落到窗台上那几盆开得美好的小红花和一排油绿肥大的常青叶和‘母背子’（一种常青的植物）上。这些花草，是她一年多来小心灌溉的成果。她知道这一去，它们———她的美丽而无声的伴侣们的寿命将不会长久了。念头在脑子里一闪，她放下皮箱，往厨房跑———‘你又做什么？’那女特务急追出来，惊慌地问。
‘没有什么，我倒点水浇浇花。’“三个特务连连摇头‘这真是！真是！’……
‘我想让它们多活几天，我没有了自由，我的花不能让它枯萎，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得到它们。’”———这就是王莹，多么善良，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美！
写于1987年（载《女作家》杂志）注：①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②指李克农同志。③指谢和赓同志。在地下工作时，他曾当过八任秘书。开玩笑说，要给王莹当第九任秘书。
美术家蔡若虹的小说
文学、艺术的门类常常是相通的。有不少小说家、诗人擅长作画，我们已经听闻了。但是有的艺术家写小说并且写得好，似乎鲜为人知。美术家蔡若虹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也是60年代初期，重申了贯彻“双百”方针，调动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作为一家面向全国作者的文学刊物编辑部，我们曾设想了调动学术界、艺术界的专家写小说、散文作品的可能性，并付诸实施。如学者、诗人冯至曾写出了历史小说佳作《白发生黑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2年某期（该作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优秀短篇选第五集）。再就是美术家蔡若虹的短篇小说《路遇》，他用“雷萌”的笔名发表，所以不大为人所知。该作刊于《人民文学》1962年某期的头题，并被收入建国以来优秀短篇第五集开卷第一篇。
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蔡若虹是我的熟人。在我同他不多的接触中，觉得他思想敏锐，对人和事的观察深刻，说话富于幽默感，有时甚至有点儿尖刻，也许这跟他早年画漫画有些关系。再说他的夫人夏蕾原是延安的一位诗人，全国解放后从事文学编辑和文学研究课题，可见他同文学不是没有姻缘。
且说我们向蔡若虹提出了写稿要求，不论是小说或散文。在1962年下半年，他果然写出一篇稿件，不是散文而是短篇小说，这使编辑同仁大喜过望。
这篇题为《路遇》的小说，一开头就有点儿与众不同。作者开门见山地说：“读者一看这题目，也许心里就在捉摸：‘这是古代传奇中常用的标题呀，写的不外是少男少女在邂逅中发生的爱情纠葛；什么穷小子在槐树底下遇见了神仙，什么单身汉在旅途中结识了美人儿……现在你也借用这个题目，难道也曾遇见过什么神仙美人儿不成？’是的是的，不瞒读者说，我的确有过一次奇遇。如果说神仙是具有高尚的品德、而又不容易认识他的本来面目的人物，那么，我遇见的的确就是神仙；如果说美人儿是一见之后就叫你心花怒放；而且对他永远不能忘怀的人物，那么，我遇见的恰恰是个美人儿。我兴致勃勃地写下这段亲身的经历，就因为我要纪念这样一个人物，他又是神仙又是美人啊！
“那是1946年夏末秋初的时候……”
随着作者第一人称的亲切叙述立刻把我们带进战争中撤退、行军的一个特殊环境。本来是八九个人的队伍，随着敌机的数次袭击，人们分散开了，不久就剩下“我”一人，在原野里孤身赶路。“我”一边走一边看风景。但随着风景的不能吸引“我”注意，“我开始发觉有一种东西在折磨着我的脚，刺痛我的脚掌。”原来不过是布鞋里有几粒小小的沙子，于是脱鞋抖沙子，不久脚掌又刺痛，于是脱鞋抖沙子。这样循环往复数次，“我”已经失去了耐心，索性蹲在地上，赌气地大声拍打鞋子。
作者这样细微地描写了主人公在行军路上的独特心态，不用问，我们大致可以猜出“我”的身份，是八路军队伍里，一个从事艺术行当的知识分子吧？作者并不避讳这种身份，接着如实地告诉读者“我”的身份：“我是一个不事劳动的读书人，我是一个拿着笔杆儿参加八路军的人……我头戴一顶八角帽，身穿八路军的军衣，因为讲卫生的缘故，深灰色的衣帽都已经洗得发白。我腰里挂着一个挂包，里面装着两种干粮———圆的馒头和扁的诗集……”
这样大声地拍打鞋子，自然跟严酷的战争环境有点儿不协调。于是引来青纱帐里一个农民的盘查、诘问。农民怀疑“我”是从城里跑出来的敌人。一旦弄明白了“我”是自己人，脸上才露出了笑容。但是仍然在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