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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样，谷峪本人对待批评还是持积极的态度。二次全国作家理事会后，他很快去北大荒采访。他和另一位作家李準同行，跑了北大荒新垦区许多地方，直达中苏边境。李準回来后写了电影《老兵新传》。谷峪归来后，则写了《萝北半月》、《一个森林警察队员的笔记》两篇很有分量、热情赞歌垦荒队员和森林警察的散文体报告文学作品，均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实际上，这也是最早写北大荒垦区的佳作。1956年下半年谷峪去尼泊尔访问，又给《人民文学》写了一篇《梦晚会》的散文。
1956年下半年，谷峪还被选为党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说第一次的批评，其不够准确过火的一面，或许对谷峪的创作，也起了些消极影响，例如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他发表短篇小说，但他尚能挺住。组织领导方面，也还是信任他的。而第二次，由于反右的扩大化，把他扩进“右派”中去，那便是对他沉重的一击，他这个很爱惜自己名誉的农家子弟便再也承受不起了。划右后，他被送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加入他一向的敌人地、富、反、坏之列，这在他精神上是难以接受也无法忍受的，这且不说。而到了紧接着而来的60年代最困难的时期，农村缺粮，他这个食量一向很大的大个子，在肉体上也难以渡过难关了。精神上受冤、又填不饱肚皮，他这条大汉便率直表现为“火气大”，而这又被认为“态度不好”、“抗拒改造”，又斗又批，恶性循环。一个曾有作为的作家，便这样心力交瘁、一蹶不振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听见河北的作家朋友说，这个被开除公职的人，携带着众多的家庭人口（他的孩子较多），就这样在农村劳动了二十来年，靠挣工分勉强为家人糊口，至于写作之事，再也没法提起了。
他的冤案平反后，我曾代表《人民文学》杂志写信向他祝贺并约稿，他也给我写了亲切的回信。可是，他再也没有新作送给今天的文坛。又过了两三年他悄然长逝，身后萧条。
一个曾与李準并列，有才华、前途看好的作家，便这样寂然无声地湮没了。
建国后被湮没无闻的作家，还有一位韩希樑。他原是部队作家，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朝鲜战争。他写战争的作品，我现在还有印象的是上海的出版社为他出单行本的《六十八天》，是淮海战役的一部纪实作品，我觉得是写得很好的。书的发行量当时也是相当不错的。但自1957年以后，再也听不到这个作家的名字，更不用说见到他的作品。据认识他的文艺界人士告知我，是因为韩的作风有点问题，而被开除了军籍，当然，在那些年月，也就再不可能发表出版作品。数年前湖北襄樊市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寄我一卷材料，说是韩希樑隐姓埋名就住在襄樊，生活相当潦倒悽惶，但他告诉别人，他还在写作。我无法调查这事的真伪，也算一个“逸闻”吧。他湮没之彻底，超过了谷峪。谷还在作家协会历年编的作家辞书中榜上有名。而韩希樑是哪儿也见不到这个《六十八天》一书作者的名字了。
写于1984年
石果的《风波》（1）
—一篇被忽略的佳作
50年代初期，文学新人崭露头角的不多。拿《人民文学》版面说，1952年前后较引人注意的新人新作有蒙古族作者玛拉沁夫和他的《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云南部队作者白桦和他的《山间铃响马帮来》，这两篇作品后来都被改编成电影，影响也就更大。两位新人最初被发现及在刊物上推出他们的作品，都跟小说编辑秦兆阳的努力分不开。两位新人后来也都成为人们熟悉的专业作家。
而在1953年、1954年《人民文学》版面上，也有一位当时颇引人注目的文学新人，那便是来自贵州的石果。1953年第3期，发表他的小说《喜期》，这篇作品转载自《西南文艺》1952年10月号。一方面是那时短篇小说新作奇缺，再则，也表明了《人民文学》的编者扶植文学新人、鼓励创作之意。1953年上半年，《人民文学》的两位负责编辑是萧殷和陈涌。到了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新的主编、副主编、编委（主编邵荃麟、副主编严文井，编委有沙汀、张天翼等人）上任不久，则在1953年第9期头条位置推出石果的新作小说《风波》。1954年下半年第9期，仍在头条位置推出石果的另一短篇《官福店》。两个第9期两个头条，可见新作家石果那阵子在《人民文学》、也可以说在全国文学界，享受了何等的殊荣。
石果的三篇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篇是《风波》。石果的小说写的都是解放初期西南农村（贵州、四川边境地区）生活变革的故事。具有生活气息、地方色彩浓郁，语言生动等共同特点。而刻画人物突出，描写深刻，艺术上见功力者，首推《风波》。《风波》让我们想起鲁迅的那篇同名小说，它通过张勋复辟在农村生活中引起的一点点风波，刻画了九斤老太、赵七爷这样一些人物，写了旧思想阴魂不散，而给人过目难忘的印象。石果的《风波》写的可以说是我国解放初期新、旧思想意识在农村进行着反反复复冲突、较量的风波。它通过母女两代农村妇女争取婚姻自主和一位农民出身的“族长”企图对之施以惩罚的中心情节，展现了广阔的农村社会生活画面，描写了众多各不相同、有个性特色的农村人物，包括先进的和落后的青年男女，开明的和守旧的形形色色中老年妇女、老汉、农村干部，教私馆、摆八字摊的先生，二流子，地主阶层的人物等等。不仅主要人物（如“族长”杨永成老头子，丫头出身，泼辣、果敢的农村姑娘杨春梅）写得细致、生动，连一些次要人物如“闹三湾”杨左氏，“酱油嘴”荣三嫂，“生铁锤”杨根生等，也有极简省的勾勒，而各具特色。作品中有名有姓的人物，我粗粗统计了一下（包括未出场的），达20个。作品就是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深入真实地绘制了建国初期农村新、旧思想错综复杂、矛盾冲突以及新思想取得初战胜利的生活画卷。作品描写准确，叙事从容有致，结构匀称，虽三万字而不显长，实际上是将丰富的生活浓缩了的一个小中篇，这在当时实属难得。作品耐咀嚼，让人想起四川老作家沙汀的某些写乡场的小说。小说发表之时，受到邵荃麟、严文井、沙汀等老作家和读者的赞许。石果那时由《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唐祈负责联系。记得1953年9月开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石果作为贵州代表来京，我曾在会上见过他一面，是个方头大脸的人，已经三十六七岁，不算年轻，阅历也不浅，曾参加过解放前的地下斗争。
但是自从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表最后一篇小说《官福店》之后，石果很快销声匿迹了。陆续有人用信函或口头打招呼，以后不要再发表石果的小说。这不言自明。编辑部听到的传言是说发现了他政治历史上的“严重问题”。
就作品论作品，石果的《风波》是建国初期一篇上乘的小说佳作。但在其后中国作家协会编的小说选中没有收入它，文艺领导人的报告、讲话中，也不提它。好像从来没有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似的。直至粉碎“四人帮”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文学》编辑部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包括半卷增补本）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仍然没有选入它，大概还是因为其人“情况不明”吧。
这里，我还讲个小插曲，60年代初期，提倡写人民公社史，贵州的文艺刊物发表了一部猴场人民公社史———《小王朝的末日》，这实在是一篇艺术质量上等、独一无二的“公社史”作品，说明白一点，它是一篇可读性强、写得很精彩的小说，尤其反派人物刻画得很生动，地域特色强，情节也引人入胜。《人民文学》那时正缺少好的小说，于是编辑们动了转载它的念头，但作者无署名，是一份“集体创作”。尽管这样，《人民文学》还是转载了它。后来听熟知内情的一位贵州作者说，此篇的主笔人是石果。但他不能署名发表作品。我听后不免有点小小感慨，果然是“石兄”之作，出手不凡，可惜不能署他自己的名字。
1988年，我从重庆出版社一位年轻编辑同行那儿，接到他寄送给我的石果的一部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拂晓时节》（沧桑三部曲之一）。这真是个喜讯，看来历经坎坷的石果仍在继续笔耕不辍。他已是71岁的老人，仍可以期待他写出沧桑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经过了三十多年隐姓埋名，他现在可以恢复原来的笔名发表自己的作品了。
石果的《风波》（2）
过去长期被埋没的他50年代初期的小说佳作《风波》，我想也该重见天日了。
50年代因“石果历史有问题”，而使其长期不能发表作品。但改革开放之年查清了的石果历史是怎样呢？原来他1935年红军到黔北就参加了，后来做过游击队分队长、政委、中共县工委书记等职。历史表明他一直是革命的。此段真历史，1999年版中国作协书记参加主编，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的最新中国作家辞典中均有记载。
写于1989年
汪曾祺和短篇佳作《羊舍一夕》
汪曾祺是北京市有威望的老作家，最近十年来（即从他的花甲之年开始），他的创作力尤其旺盛，写出了全国获奖短篇《受戒》等一大批有自己独特风格、有广泛影响的小说、散文作品。
我很早就知道汪曾祺文学功底深厚，艺术修养也好（他对京戏有特殊爱好），他是西南联大时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50年代初期，沈先生的处境不好，但他仍同沈家保持密切来往，亲昵地称呼沈夫人为“三姐”。
1956年，在一次文学编辑工作座谈会上，我对汪曾祺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他正主持北京文艺的编政。他有一个发言，我觉得他见解不凡，编辑水平很不一般。此时我才知道南京有才华的青年作家方之的成名短篇《在泉边》（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建国以来全国优秀短篇选第二集）是经由汪曾祺从来稿中发现并给以发表的。这奠定了方之和《北京文艺》的特殊交情，所以，在粉碎“四人帮”后，方之将他创作成熟期的一篇最好的小说《内奸》交由《北京文艺》发表，这篇作品后来获全国优秀短篇奖，可惜它竟成了早逝作家最后一篇得奖作品。这些是后话。
我没料到的是汪曾祺这位热爱文学艺术颇有素养的专家却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离开了他的编辑岗位，随后下放至北京西北张家口地区的农场劳动。
他从农场归来后即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不久摘掉了“右派”帽子。
对于汪曾祺这个文学艺术的有心人来说，下放劳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与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劳动大众的亲近，必然激发着他的灵感，孕育着他文艺的再创造。
最早我似乎是从同事沈从文夫人张兆和那儿得悉汪曾祺手头有小说稿，遂安排编辑去同他联系。那是60年代初期，物质生活较困难，国民经济在调整，上级部门重申了文艺的“双百”方针，广泛团结知识分子、专家，所以作为一家全国文学刊物的编辑，我们敢于去向摘了“右派”帽儿的作家约稿，为此并制定了一些计划。
1962年某天，汪曾祺交来他的小说稿《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人民文学》编辑部读过这篇小说手稿的人，是怀着怎样喜悦的心情啊！汪曾祺的精心构思、精妙的文学语言，将四个可爱的农场少年不同的性格、生活命运和一个诗情画意的羊舍之夜联系在一起，他创造了人物个性，创造了诗意，创造了美。他的创作如一帧舒展自如的连续的画轴。这诗这美，是饱吸了生活之蜜，酿造而成，所以它又富有来自生活的醇美、甜美。这些农场少年的形象———像拙诚的牧羊少年“老九”，机灵的果园小工“小吕”，文静的“留孩”和好动的“奶哥”———“丁贵甲”———呼之欲出。我当时揣想作家描写的人物，很可能有他十分熟悉的“原型”依据。小说也使人想到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的那篇《白净草原》，诗境和构思有某些相近之处。但我以为《羊舍一夕》所写少年是完全不同于旧时代的，它更显示了新生活的美。这篇小说遂以显著地位发表在《人民文学》1962年第6期，发表后颇受好评，在那时无异给小说创作吹进一股不同流俗的清新之风。印象中《中国文学》曾将它翻译成英文向国外介绍。其后，汪曾祺还在《人民文学》发表过短篇如《王全》等。但《羊舍一夕》应是汪曾祺在文学界奠定其应有地位的一篇作品。
这几年人们常说汪曾祺是以散文笔法写小说，他的散文、小说文笔优美。这自然是褒意。但我觉得，更确切的说法，汪曾祺是以文学语言、文学笔法写小说，他精心追求文字、语言的美（这美也包含准确、生动的表达），并用洗练的美的文字语言创造美的意境，这在小说《羊舍一夕》中也是随处可见的。例如小说第一段写农场少年眼中的夜行火车（“216，往北京的上行车”）：
……先是一个雪亮的大灯，亮得叫人眼睛发胀。大灯好像在拼命地往外冒光，而且冒着气，嗤嗤地响。乌黑的铁，锃黄的铜。然后是绿色的车身，排山倒海地冲过来。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每回看到灯光那样猛烈地从树墙子上刮过去，你总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