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在小结读者的讨论，实际上是批判肖平作品的一篇专文。由一篇《除夕》而及肖平的其他创作，包括他的一些较好的作品，通统成了“用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观点及人道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代替了集体主义的思想原则”，“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情感世界，不曾给革命风雨冲洗净尽”；“在1956年、1957年右派分子、修正主义者祭起风沙，把世界搅得一片灰暗时，作者从他那个小世界里探出头来自然更加迷离错乱”，“站在了富裕中农立场，变成了促退派”，对于战争，则“流露一脉浅浅的哀伤”……文章给肖平的作品扣了一大堆吓人的政治帽子而无任何有道理的分析和说服力，把实事求是地观察、描写现实，温情、情感、人道主义等等一概送给了“资产阶级”。文章因为是在权威刊物发表的，除了给作者们造成思想混乱，助长创作中的反现实主义、浮夸风，没有任何有益的效果。文章还有一个效果，就是使得本已在艰难处境（离开了故乡的生活基地，没有充裕的写作时间）中运作的肖平的创作，沉寂了数年之久。
肖平再次复出，是在1962年，他仍然有情于扶植了他而又挞伐过他的《人民文学》，他从内蒙向该刊投稿。不幸的是这篇稿件被责任编辑匆忙列入了退稿行列。有幸的是复审时被挽救出来，给予了充分肯定。更有幸的是执行主编（常务副主编）诗人李季，亦充分肯定了它的价值和艺术表现。这篇小说便是《圣水宫》，多好的一篇用奇特而真实的生活，用质朴的情感、精妙的语言再造的艺术品啊！如果可以比喻的话，它的艺术透明纯净得像水晶。不知出自何种审慎的考虑，执行主编将它放在该期小说的末条刊出。但是好作品总是掩藏不住的，《圣水宫》这期刊物在青少年和文艺工作者中争相传看。西安一位作家说：“以后读《人民文学》的小说，应该从后边往前边看！”那意思是说，发在头条的不一定是好小说，倒时常从“末条”发现可读的作品。这在60年代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理解，编者发作品政治上的权衡有时高于一切。其后，1964年，肖平又在《人民文学》发表一个短篇《于文翠》。据我所知，这篇作品发出后，读者反响是热烈的，编辑部收到来信甚多，纷纷称赞该作。
十年动乱中，已回故乡的肖平，仍遭厄运。1971年全国高等学校复学后，他最有影响的作品《三月雪》再次被挑出来，当作“糖衣裹得最厚的毒草”反复加以批判。1973年，我在体委《体育报》编副刊，趁便去胶东看他，那时他在一所师专任教务主任，默默地而又忙迫地从事教学工作，文学创作无从谈起。
粉碎“四人帮”后，肖平在《上海文艺》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这就是1978年的《墓场与鲜花》，这篇小说通过“墓场”与“鲜花”的象征形象，某种程度地状写了肖平这几十年的人生际遇和坎坷不平的文学道路：尽管某段时间，天空乌云翻滚似乎走进黑暗的“墓场”，而他对光明前途、对“鲜花”的热爱、信仰，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始终不变。这篇小说有幸入选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
肖平仍然在教学岗位，并没有成为专业作家。或许退休后，他在文学创作上，还会有一番作为。
写于1989年
陈登科“牛棚”题诗
陈登科写得最好的作品，是他的长篇小说《风雷》，这部小说是他解放后长期与淮北老乡生活工作在一起的收获。他经过多年酝酿，数易其稿才写成这部小说。起初作品的名字叫《寻父记》，后来才改题《风雷》。我还记得１９６３年某个时候，《人民文学》杂志缺好的小说稿。我们正犯愁得不行，忽接陈登科电话，说他已来北京改稿。自然，作为他的朋友和刊物编辑，我们要去看看他。去后陈登科谈起他这部即将完稿的长篇。我们请他选一段最精彩能独立成章的给《人民文学》发表，这就是不久后发于《人民文学》头题的《淮北风雪》。这的确是《风雷》中最好的片断。陈登科写风雪淮北荒原上一女子羊秀英摆的狗肉摊，真像枝神来之笔。狗肉烧酒扑鼻的香味、暖味，至今让我垂涎。至于围在女子羊秀英身边，乡村社会那些形形色色人物，也是教人过目不忘。作品刊出后，向编辑部叫好的读者、作家着实不少。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陈登科却因这部小说而苦难深重。某些整他的人深文周纳，硬说小说是歌颂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四清路线”，为其“树碑立传”。“材料”立刻又到了江青那儿，江青点名陈登科是特务。江青还不是金口玉言？她说陈是“特务”，新四军小通信员出身的陈便立时成了特务，不但关牛棚，挨批斗，还蹲了五年大牢。１９７３年我出差去合肥，想去看看陈登科，那时却气氛森严，当地文化部门管事的人说陈仍受管制，住在青阳县，不准看望。隔了一两年，我才在北京见到他。
某次去合肥，说起他写羊秀英摆狗肉摊的往事，陈登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还在摆狗肉摊现场，作为被江青点名的大‘特务’，挨过示众、批斗呢！我写有一首诗，记录当年情景。”随即将他的诗抄在我的笔记本上：淮海战役炮声终南征途经宿城东城隍庙前吃狗肉随笔写进风雷中城隍庙里蛇神多牛头马面齐出窝阴差挥棒逞凶恶女吊摇扇唱赞歌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５日写完
我和赵燕翼的交情（1）
1962年初秋，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组长的我，有机会读到甘肃青年作家赵燕翼投来的短篇小说《桑金兰错》，是负责西北片稿件的小说编辑毛承志推荐给我的。在此之前，赵燕翼在全国文坛已颇有名气。茅盾先生评论1960年儿童文学时，就曾对赵燕翼的童话《五个女儿》的“艺术技巧”倍加赞赏。接着上海《文艺月报》连续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三头牦牛的下落》、《老官布小传》诸篇而为文学界所注目。而今他主动给《人民文学》写稿，我自然很高兴。当我仔细读完原稿后，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篇具有浓郁地域和民族特色、而且艺术上相当成功的佳作。三审顺利通过。《桑金兰错》在《人民文学》10月号发表后，立即得到文坛及读者良好反映。文学评论家陈、阎纲等在1963年第6期《文艺报》上，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是反映甘肃河西地区藏族牧民生活风貌和精神品质，“很有特点”的优秀作品。对国外发行的《中国文学》杂志用英文、法文两种文字将其翻译登载。越南编译的《当代世界短篇小说选》，也将其收入。迨至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大学编印的文学教材，也将其入选。可见其影响的广泛。
《桑金兰错》，讲述的是祁连山区草原上的藏族牧民，在上世纪60年代初收获牛毛季节里发生的一个生活小故事。主人公桑金兰错，是一位刚嫁到婆家，尚不为人所熟悉的美丽少妇。她身怀绝技，藏而不露。但到关键时刻，不得不“露一手”的时候，一鸣惊人，技压群雄，刹那间在驯牛场上，树起一座令人钦敬的巾帼斗士形象。作者摆脱了那一时代着力倡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羁绊，尽情谱写了一曲婉转悠扬的高原牧歌，放手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的藏区风情图画。作者通过人物个性的着力塑造及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展示，不仅给读者很高的审美情趣，同时还折射出中国固有的“柔能克刚”的哲理之光，以及彰显了谦逊美德映衬下的英雄本色。
赵燕翼这篇力作，具有属于作者创作个性的非常独特的想像力和表现力。比如长达万字一篇小说，主人公只说了六句话，每次只说了一个字，而这六个字都是重复的，实际她只说了一个字———“哑！”在藏语中，“哑”字是礼貌而谦逊地表示赞同的词语，包含着“是的”、“好”、“对啊”这样的意思。作者以其淋漓酣畅的笔墨，层层渲染，再加上这个一字千金的“哑”字，就把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桑金兰错》无疑是燕翼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改革开放新时期，曾任《人民文学》主编，很活跃、有实力的作家刘心武，在给燕翼的一封信中称赞他的《桑金兰错》是“精美的艺术品”（见《人民文学》创刊四十周年纪念册题词），不久前，中国作协的评论家雷达在其编选的（中国）《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一书中，也收入了《桑金兰错》。他们都是很有识见的艺术评论家。
1963年秋季，在主编张天翼倡导下，《人民文学》约请本刊经常联系的七八位青年作家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举办了一次小型创作座谈会，江苏的方之、陆文夫，甘肃的赵燕翼均应邀参加。常务副 主编李季，请来了茅盾、叶圣陶、张天翼、吴组缃、邵荃麟、叶君健等多位老作家同他们见面，讲话。茅盾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来自西部的赵燕翼的短篇小说《老官布小传》，对他表示关注。会议结束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来看望大家。有个有趣的小插曲，当大家的话题涉及王蒙时，周扬提议，可否将他从北京师院教学岗位上调出，放到生活中去，与群众接触，继续搞他的文学创作嘛！不久，王蒙果然去了新疆。后来燕翼据此写成了随笔《关于王蒙走西口》一文面世，对王蒙一波三折的坎坷人生，增添了一条他“亲闻”的史料。
1964年初夏，编辑部派我去西北组稿，我先到兰州赵燕翼家。他一家四口住的是城里老旧的平房，室内陈设简朴，惟他的书房有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上面放着笔墨纸砚，还有根雕艺术品，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文化氛围。赵燕翼说他爱用毛笔写作。得闲常去山林里拣一点枯树的根，自制成具有一点审美情趣，有生命动感的工艺品。可不，眼下我看见他桌上现摆着的根雕，是一座直立的人形狐狸，细腰丰乳，曲臂长腿，作舞蹈状；形象天成，很少斧凿痕迹，题名《山狐妖女》，给我印象甚深。谈吐中我觉得他多才多艺，知识面广，是一位纯朴的西北乡土知识分子。我请他同去青海，写作或采访，他慨然答应。一路上我对燕翼了解多了些。他家曾是官吏兼书香世家，但到曾祖父去世时，家中已是“空留藏书万卷，却无隔夜之粮”。父亲只好带着全家回到农村老宅躬耕以养活全家。而耕作之余，家中仍不乏弦歌之声。祖父能诗文，擅长绘画雕刻。在家庭环境熏陶下，小燕翼自幼喜欢艺术。九岁时他拣到一根造型奇特的树根，七雕八雕，将其做成昂首奋蹄的一匹木马。祖父观后大加赞赏，特为其题写了百字铭文，中有句云：“举足凌空，不借长风鼓翼；睥睨骀驽，等闭志在万里”。祖父的题词，终身鼓舞着燕翼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燕翼的家乡，靠近藏区的天祝草原，故从小就熟悉藏、蒙、裕固等游牧民族风习。抗日战争时期，他少年投笔从戎，在山丹军马场服役五年，更加深了同少数民族的交往，为他后来写民族风情的文学作品，打下了扎实基础。建国后他成了专业作家，仍背起行囊，深入到河西走廊扎喜秀龙藏族牧区，重温青少年时代度过的游牧生活，激发灵感，开始写藏族生活的小说。收入《草原新传奇》（196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版）一书的诸篇章，就是这样写成的。
我和赵燕翼的交情（2）
到达西宁，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宣传部长午人都对《人民文学》来青海组稿表示热情支持。因为我是初次来青海，他们建议我们先去看看青海湖和游牧湖畔的藏族牧民，然后再去参观著名的塔儿寺。前一阶段的日程，就这样定了。由宣传部提供交通工具，青海省文联派诗人王歌行，陪同我们到青海湖。我们坐在渔场的小轮船上，在湖上畅游了大半天。举目望去，辽阔的青色的“海”，连接着远处的雪山；幽蓝色波光浩渺的“湖”面，映衬出墨绿色的海心山；还有水天一色的落日夕照，至今还萦绕在我梦中。船上的两餐，主人饷我们以现捞的新鲜的青海湖无鳞鳇鱼，还有炒大雁蛋，无不鲜美无比，别具风味。非亲身品味，难言其妙！
然而最难忘的是换了一只小木船后，在黄昏时将我们送至著名的奇境胜地鸟岛。那时鸟岛四面都是水，不像若干年后成了连着陆地的半岛，昔日风光不再。鸟岛有守护人，住在岛上的小帐篷中。我和燕翼、歌行三人也挤住这小帐篷里。外面不时传来海风呼呼和岛上咕咕雁叫。这样一个独特的夜晚，谁能成眠？淡淡的月色，我们走出帐篷，在岛上自由游荡。遍地是大小不同的鸟类下的大小不一的蛋，大都是一窝窝的，但也有零星散落地上的，据说是鸟儿自动逐出的不能孵化的“废蛋”。我们走出帐篷门时，守夜人嘱咐我们小心翼翼，不要踩着了蛋。他说零星的蛋不能孵化，你们可以拣一两只留作纪念。这个鸟岛上的“居民”，最多的是灰黑色斑头雁，翅膀张开时泛翠蓝色，很好看。还有个头小些的棕头鸥，再就是鱼鹰，别名飞贼，常偷抢其他鸟类窝中的食物。我们在时正值初夏，正是鸟儿“生儿育女”繁殖季节。它们似乎总在忙个不停，往返海面和入海的小河口捕捞小鱼，或带回来喂食还未出窝的小雏儿。还有雄性这间为争夺配偶，强弱之间为叼抢食物或霸占地盘，纷纷攘攘，充满了活跃的生存竞争景象。但也有在一角安静孵卵的母雁，而雄的往往取站着半睡方式，以卫护其伴侣及后代。同一种鸟类，各占一方，同飞同息，具有它们的群体性，维护着各自的领地，免受外敌侵犯。我们是在鸟与鸟层层包围簇拥之中近距离观察它们。但我们很安全。对我们这几个陌生人类的闯入，它们似乎绝不介意，不予理会，从没有攻击之举。当然你走到它跟前，它要避开，为你让路或展翅起飞。鸟类是善良的，是人类的朋友。由此我想到我们要善待鸟类，还是这样和平共处好。人们不要带猎枪侵害它们。鸣声、起降，伴我们短暂入眠，但不久又为它们的鸹噪而惊醒，直至天明。燕翼很满意这特殊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