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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的人生（4）
卢绪章那儿来人说，东北、华北工业正在恢复和建设，急需便于装置的机材和钢材。向日本采购是就近捷径。且东北、华北的设备原来多为日本制品，便于补足配修。而日本也需中国的农产、矿产，来复兴他们的民生及基础工业。他交给张宗植一份立即可从华北出口物品清单。张宗植觉得大豆、脱壳花生应是大宗，其他的不怎么需要。他希望来人回去调查了解开滦煤、铁矿石，盐有无可能出口。对于能够做成的生意，张宗植全力以赴去做。很快做成了来自华北、东北的大豆万吨以上，脱壳花生上千吨。回程的货有电机，大型水银整流器，大小不同的马达等。生意越做越大。张宗植手里握有进口大豆、花生的证书，总金额合588000美元，除新定十几万美元的钢筋，其余478000美元定货金额全部被日本富士电机所接受，为中国制造需要的电机。数年后老板和田对张宗植说：“你是富士电机的大恩人，那时手头没有新业务，银行里借不出钱，工资发不出全额，正处罢工前夕。拿到你那张“盟总”批准的出口合同，我们得救了。”香港（广大华行总部这时设在香港，它是后来成立的中资华润公司的前身）不断来的货单，大量要的有棒钢、竹节钢等，更有数千吨造船用五公厘厚的钢板。日本方面则需要中国的铁矿石。这些交易作成了，其后是中国出口数万吨盐，向日本交换东北、华北急需的大批钢材。这些钢材在1950年6至9月份，已陆续运往天津、大连。然而6月份突然爆发朝鲜战争，使10月份待运的无缝钢管、锰钢杆等受阻。美国人控制的“盟总”，公告一切可转作军用的物资，禁止出口中国大陆。10月末张宗植奉召前往香港。老朋友舒自清赞赏这不到一年半的中、日贸易成绩。他告诉张宗植，“北京方面非常满意。从东北、华北出口四百多万美元油粮矿产，换回四百多万美元电机、钢材和工业生产必需品，是空前好成绩。国民党政府从抗战胜利后，就派了几十位大员，动员了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但直到这时为止，包括台湾在内，也没有你老张一个人经手的那样多。”后来还有件事，笔者在这里说一下。张宗植自香港返回东京后，本想过几天清静日子，台湾方面的驻日“中国代表团”却盛传张宗植是共产党，是北京派到日本的，还通知日本警厅调查他的行动。他们调查了一番，对“美国来的张宗植”，未敢妄下毒手。几年后，张宗植才知道，他这样被人注意的原因。据日本统计资料，1949年全年，日本出口金额不过五亿二千余万美元。而1949年夏天至1950年初秋，张宗植一个人成交的出口业务，出口去中国的广大华行部分加代理部分及帮助日本出口去美国的货品，合计近五百万美元，接近日本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一。
张宗植是战后中、日贸易的先行者、开拓者，早于1954年廖承志—高崎民间贸易协议好几年，而此事至今鲜为人知。
却说1950年10月在香港居留数日，朋友们是很希望张宗植撤回港岛的。然而张宗植是不愿做事留下尾巴的人，中、日贸易的余额如何追回？被扣货物如何取出另找主顾？这些未了之事不宜撒手不管；再说在日本他也还有些私事牵连，不能一走了之。考虑再三，张宗植诚恳回答他的友人们：“任何环境下，不需过分担心。在中国来说，抛一粒散子在棋盘角上，棋局不发展到那一角，牺牲不大。发展到那一角上，说不定就会起一些作用。”啊，可敬的中国反帝爱国熔炉里走出来的勇士，你毕生的坐标是不会改变的。你语重心长的话，正是你的心声。你虽自此成了孤岛上的独行者，然而主意是你自己拿定的。虽说世事无常，有独立人格的你，你自己选定的路还得自己走下去。期待于你的朋友们且看，这条路你是怎样走过来的？
“我看得出在你们几位中，你不在乎金钱，我也有自信告诉你，我不考虑钱。我们年轻时做反帝活动，现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已经了解帝国主义的形成是工业的过度集中，如果能做一点分散工业到后进地域的工作，只需我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我也愿意协助你们。”（张宗植）
张宗植将中、日物换物贸易期间，货款的余额追回；被禁止出口的钢管转卖给澳大利亚一商家，收回货款后，还略有赢余，一并汇给广大华行，为他替广大华行做的中、日贸易，划了个清清白白的句号。他留在了东京。先是一个美籍华人，邀他合伙经营一家小小的“咨询公司”，后来他又买进一个小吃茶店；依靠自己不厚的收入，过起平静、清淡，有几分寂寥的日子。这时因朝鲜战争阻隔，他与大陆亲友中断了音书联络。他原先认识的广大华行纽约分行的一些熟人，其中有几位是在1948—1949年之际，国内形势迅猛发展，公司收缩海外业务，而决定不回国的，留在美国组织了一个小贸易公司。他们都是高学历，又在广大华行积累了丰富经营经验的人。他们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毕业的萧人存和王澄清，还有老清华毕业的夏承铎。他们的公司名叫SUMMIT，直译是顶点，绝顶，却暗寓着“集合麻省理工大学”的含义。中文发音接近“森美”，故叫“森美公司”。他们与张宗植原先就有业务往来，1954年，他们数度来日本，会晤张宗植。起先是王澄清两次来，拜托张宗植帮他追回一位韩国商人欠他们的货款，又请他成立一家承担“森美”在日本业务的小公司，他们出一部分资金。这就是后来日本“森美公司”的由来。按照张宗植的脾性，他并非道地的生意人，所以一向是“你不求我，我也不求你”，在做生意方面，从不主动提出与人合作。这小公司成立以后，虽也帮他们推销美国药品，他对长期合作，仍有几分踌躇。直到萧人存10月份再次来日本，两人相聚深谈，很投契，才下了决心。他们谈话的中心意思是，都是从反帝爱国的抗战中走过来的人，想法、看法是相近的。虽说在国外环境，要合作，便需赤诚相待，而不为金钱、利欲所分裂。这样就能够有所建树。张宗植说，“我看得出你不在乎金钱，我也有自信告诉你，我不考虑钱。我们年轻时做反帝运动，现在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已经了解帝国主义的形成是工业的过度集中，如果能做点分散工业到后进地域的工作，只需我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我也愿意协助你们。”就这样，从50年代中、后期起，直到70年代初期，开始了他们之间长期亲密的合作。森美公司的主要建树是，利用一家跨国石油公司贷款，日本的设备、技术，以台湾和东南亚华人、华侨工程技术人员为主，泰国的华裔建设公司承包，在泰国建起了该国最大、设备最新的炼油厂———“挽节炼油厂”。60年代后期，森美公司的业务，围绕石油而有很大开展，在好些东南亚国家设立了分公司。70年代初期，他们又应新加坡政府邀请，在新加坡建起了以华人资本为主的新的炼油厂，成立了新加坡石油公司。第一届董事长是新加坡的陈文德，总经理是萧人存。萧人存因筹办这两个炼油厂，长年奔波于美国、日本、东南亚国家之间，积劳成疾，于1974年在新加坡遽逝，随后他的家人也离开了森美公司，连股权也没保留。他真正做到了不是为钱袋而工作。但两家石油公司其后有长足的发展。挽节炼油厂屡有扩建，1982年被泰国收归国有经营。新加坡石油公司拥有十亿美元以上资产，成了东南亚唯一能和国际石油大资本抗衡的企业。张宗植作为新加坡石油公司开创人之一，深孚众望（1994年我去新加坡时，承张先生介绍，曾登该公司耸入云霄的大楼，短暂参观），至今仍在那儿兼任重要职务。二战以后，抓住机遇帮助东南亚国家发展本国民族工业，张宗植和他在森美公司的朋友们，功不可没。1993年，张宗植先生将他完稿的回忆录《长空五百万公里》寄给我，这是纪念他已逝好友萧人存的，文中生动写了萧先生为建设两个炼油厂作出的贡献，同时写了建设两个炼油厂艰辛曲折的历程。该文载《传记文学》杂志1993年第6期。
不平凡的人生（5）
“此情岂待成追忆，只今犹在燃烧中。”（张宗植）
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跨入80年代门槛，与故国隔离数十年，思乡之心愈炽的张宗植，便飞抵他最想念的北京城。1980年1月末，气候的寒冷阻挡不了他，他参加几位华侨的经济访问团到达北京。他挤出有限的空余时间，托联络人员为他安排，在第三天上午，会见他最想见的清华学友蒋南翔（时任中国教育部长）和清华同学、表兄何凤元（他是30年代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曾在1950年香港的两家中国航空公司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国民航第四局局长，于1977年在国内去世）未亡人张滢华女士。这天上午9时，张宗植住的房间便有人敲门，原来是蒋南翔提前一个半小时来到。他知道张滢华将在9时到来，他提前来，是想聚谈的时间长一点。宗植一见南翔就说：“我是让联络员约好10 时半去看你的，哪有一个政府部长跑到旅馆来访问商人的道理？”南翔笑着说，“小朋友怎么见外？”宗植的心一下子热乎起来，好像回到了当年。他们共同回想起1939年在重庆的最后一面。那时他在民生公司任职，南翔打听出来，在繁忙、紧张的地下工作环境，仍专门去他的宿舍看望他。两个朋友，睽别已四十一年矣。相见是欢悦的，只恨时间太短。同年8月，蒋南翔有事赴东京，两人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再次欢谈。这头一回来北京，张宗植也有机会重见了老友，曾长期领导中国外贸工作的卢绪章。可惜另一个卢（作孚）早逝，他见不着了。
自此以后张宗植与他清华时代的老同学、老战友陆续联系上了，其中还有几位当年文友，而今已是著名作家的徐迟、端木蕻良、叶君健、韦君宜。
1990年5月他来京，会见了宋劭文（当年是北平“社联”负责人，曾鼓励宗植向左翼报刊投稿。解放后从事经济工作）、高承志、王作民（女同学）、马家驹、张滢华，端木蕻良夫妇、叶君健夫妇等，又专程去韦君宜家看望病中的她。我就是在君宜家，君宜介绍我与张先生相识的，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长期的交往。
1992年5月张宗植再次来京。这次除会见老同学、老朋友，还去天津看望了老同学高承志、唐宝心、吕元平，广大华行的老相识高平叔。同年11 月，他有事来京，经王作民介绍，还去会见了中国工业界的元老、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十高龄的沈鸿老人，两人很谈得来。
在张宗植看来，他清华的老同学、老战友，这是一代人，他们的人生轨道是在30年代民族危机深重，救亡图存的时刻定下来的，不管在什么处境，在国内、国外，那种反帝爱国的情怀，始终是他们强大的驱动力，使他们的心紧紧相连，永远互相牵挂。战后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不变的，是他们青年时代形成的友谊。1988年5月3日，蒋南翔不幸病逝。在当年8月写的深切悼念蒋南翔，题为《永远的青年，恒久的友情》文章中，张宗植写道：“我对南翔的感激是我当年想说而没有说清的话，他很响亮地叫了出来。我当年想做而因为受了一点打击就不能继续做的事，他挺身做到了，而且毕生在做。我说当年这种青年的热情，是出发点，也是永远继续的动力。“此情岂待成追忆，只今犹在燃烧中”。不到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了的富裕繁荣、筑成世界和平的基础的国家时，这个热情的火种是永远在强烈燃烧着的。”而蒋南翔呢，在他心中，张宗植是他早年的引路人，这是不可更改的。他曾对别人说：我们的友情是永恒的，因为凤元是我的革命的引路人，宗植是凤元的引路人，也等于是我的引路人。而韦君宜对张宗植，也有类似南翔的看法。因为她当年刚进大学一年级，年纪小，是张宗植他们这些长她几岁的大哥哥们的言行，将她卷进这革命的时代潮中。虽说当年在学校，他们并不算很亲密的。但我观察，他们现在仍情同手足。每次来北京，张宗植都关心病中的韦学友（当年他们唤她“小魏”），前去看望她。每当他在《传记文学》发表新作，他就写信嘱咐我，稿酬不必劳神寄发，交给韦君宜，给她补补身体。
关心中国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