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场的故事多着呢！
所以袁世凯青年时代的遭遇，不是什么例外。他和长他十八岁的胡传（一八四一～一八九五，胡适之父）落第后的故事，简直如出一辙。胡传落第后去投奔吴大澂（一八三五～ 一九零二）；袁世凯落第后去投奔吴长庆（一八三四～一八八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据当年淮军遗族传言，世凯第一个投奔对象原是较高级的刘铭传（一八三六～一八九六）。刘不纳，乃改荐他去山东登州投吴长庆。从此便一帆风顺了。长话短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的工作和成就，大致可以归纳于如下数项：
一、敉平朝鲜“壬午（一八八二）兵变”一八八二年，朝鲜在日本暗中煽动下，发生兵变。清廷派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屡率陆军（庆军）六营赴援。终执大院君至华，并驱逐前来干扰之日军。此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任庆军营务处。几乎一手戡平此乱，而崭露头角，朝野众口交赞。事详不备述。
二、督练亲军、整理财政。再平“甲申（一八八四）之乱”此时朝鲜内部之糟乱有甚于中国。世凯为练军四千人以自卫；并为整理财政以自给。迨朝鲜亲日派勾结日人，于甲申十二月再度发动政变时，世凯临机应变，独排众议，加以镇压。日本势力，第二次被逐出朝鲜。
三、护送大院君返朝（一八八五年十月），出任商务委员，作驻韩“小钦差”，撑持危局此时世凯不过二十六岁。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鲜竟然大权独揽，做了藩邦实际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不但三韩朝野大为慑服，环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 亦瞠目结舌，无如之何。
——可惜的是大厦既倒，一木难支。甲午平壤兵败（注意：此非袁氏之过），世凯于最后关头，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时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 其下场不会比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时的交涉员蔡公时更好也！
打赤膊，持大刀，翻墙头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这段掌故，笔者在幼年期即耳热能详。因我家原是淮军遗族，傅闻滋多，而庐江吴家（吴长庆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男孩淘气，某次以竹竿捣下巨大蜂巢，被数千黄蜂追逐，几遭不测，如今记忆犹新也。——那时去古未远。我记得还看过吴长庆逝世时，朝鲜国王所遣专使致祭的礼品。
不过斯时的吴氏遗族对袁的评论，几乎全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袁对他们的延陵公是忘恩负义。
——吴长庆于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韩国宫墙…… ”，真是功莫大焉。谁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凯，在中堂（李鸿章）之前进谗言，化功为过，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师班上听到袁世凯的故事，再在各种参考书内发现袁世凯竟然是个“现代班超”，始豁然有悟。
——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内忧”（派系倾轧）、“外患”（五大帝国主义环伺）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墙头”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最后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
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李说“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五章末段），使我不禁联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来。
不过那时应付下了高丽那样复杂局面的人，又岂止那位打赤膊的吴长庆？纵是“大魁天下”的张状元（謇）；一代大儒的马建忠；学贯中西、官至宰辅的唐绍仪；身任驻朝督办的吴兆有；商务委员的陈树棠，也照样应付不了。国内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员，也找不出一个才能应变的官吏，可以肩挑此一重担。
量材器使，李鸿章找来找去，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一代“奇才”（吴大澂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袁阿瞒，足当此任——胜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
传统：“宗藩关系”的最后忠臣
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然志让的《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的紫（黄）袍加身》〔Jerome Chen， Yuan Shi…kai，1859～1916： Brutus Assumes the Purp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及其续编诸书，皆雅善敷陈；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则未言其详也。台海两岸史学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着，当以上引侯君（全传），最为翔实。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开于在朝鲜之一段，则讥刺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言其详，则千页巨着，不能竟意。— —今且试言其概念。
西方殖民主义之要点在强者剥削弱者。剥削方式容有不同，规模大小、深浅亦各异其趣，然其基本原则无异也。
须知东方（基本上是中国）的宗藩制度，实源自周初的封建制。据可靠史料如清人顾栋高所撰《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零～前四七六年），周天子之下有二百零九个“诸侯国”。其中与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国。国有大小；诸侯名位有高低（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与诸侯之间，都有若干义务要遵守，相辅相成。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剥削”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情势，就很像今天的“联合国”。
联合国今日有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大的会员国之下还有若干“附庸国”（depe ndent states），像英国的百慕大和香港；美国的波乡黎各和关岛。加起来也有二百一十七个代表单位之多。
——两者之间连数目字都十分接近。真是无巧不成书。
今日的联合国对它的会员国有许多义务，如解释法理、保护安全；乃至提升经济、卫生、文教、环保等等之工作。联合国如本身有力量，则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义务。这在我国周朝，便叫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如果联合国没力量，要由美国来代劳去打韩战、越战、波斯湾或台湾海峡……，这在周朝便叫“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诸侯齐桓公如美国，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也就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很像今日“联合国”和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义务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间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同之点便是，中国古代的“宗藩制度”里有一个“天子”，不像今日联合国里只有个宰相（秘书长），而没个皇上；中国古代有“王畿千里”、“带甲百万”， 今日联合国只有商地十余英亩，警卫数十人而已。
——但是他们在园际关系上所发生的“作用”（function），则极其相似也。
中国古代这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本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他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的少数民族之间，却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着，至今未废！
——细说需有专书，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历经秦、汉……，通过唐、宋、元、明、清凡两干余年，虽时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质，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丧、教育、文化、考试等等）一样，根本没有变动。
若论其“历史作用”（historical function），则是一个东方“文明整体”（cultu re entity），或“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 中，“细流”（tributaries）逐渐融入“主流”（main…stream） 的“历史程序”（historical process ）。
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熔炉”（melting pool），是一种“自然的组合”（natur al course）。其中绝少经济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
——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有时且十分激烈。但这种宗藩之争的“频率”（frequency），却远不及“藩藩之争”（war between vassal states）或少数民族内部的“部落之争”（tribal wars）的百分之一！ 而且有时是为维持“区域和平”（regional peace） 所发动的“保安战争”（peace …k eeping wars） ，如今日联合国之在波斯尼亚，及非拉等地所发动者。均颇有其苦心也。盖有时用和平方式，如发给西藏之“金瓶”，让其以抽签办法解决政权“继承之争”（w ar of succession）；解决不了，则以“武力仲裁”（milit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笔者曾有拙著专论之，不再重复。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庆帝如仍在北京，当有明诏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诏，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惩”之。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激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拼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拼法？就可思过半矣。
“唯利是图”竟成国际道德
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正和中国国内一样，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转型”期首先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朝鲜为大清之属国”（早期韩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便是如此自称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读史，尤其是今日南北韩人民读史，读到这一段，那真是深恶痛绝，认为韩王何以如此下践。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做“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读史治史，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现时”价值观念，去强奸古人。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晋文（现代的罗、邱、史），不但不以“大周属国”为耻；且以大周属国为荣。韩“王”自称为“天子”属国，已逾两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而痛恨韩人之横加阻扰呢！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三韩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虏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韩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 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就如这次海峡危机吧！美国政府送来两组大炮舰，气势凌人。你问它所为何来？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咱为维护民主，伸张正义而来！
——多冠冕堂皇啊！它不此之图，在国内宣传的主旨，却是曲不离口的“维护American interest； American interest！” （为着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它不如此宣传，便会使美国选民，怪他们政客“师出无名”——下流吧！
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并不如此。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96～1527）。“马基雅利主义”一出笼，有能力的西方的政客，都变成“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孟德了（威尔逊博士可能是少数的例外）。
——毛泽东很欣赏尼克松。就是因为尼克松“美国利益”不离口，反倒是一个坦白的真小人。
——其实毛公有所不知，自马氏哲学（包括马基维利和马克思）风行之后，伦理学中的义利之辨，已经换了位置。我们孟夫子所讨厌的这个“利”字，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尤其是政治学中，早已变成了一个“道德名词”（moral term）。因此“保护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r own interest），以至保让你国家的利益，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
——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绝对命令论”（catego rical imperative）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
五帝窥韩的底牌
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韩国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各派分别搞亲清、亲日、亲俄、亲英美法……，各是其是，动荡不停——但是却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动。
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积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