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积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从根本做起——其时日本旅韩侨民为华裔的十二倍：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得机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政府，割断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最后勾结法国，各取所需——法国占领安南；日本占领朝鲜。
——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未充。它两次发动政变，都受制于袁世凯，末得逞。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李虽然在“中法战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丢了安南，他却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国，缓冲了日本。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作了主权性的让步，许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鲜现场，却不遗余力的支持袁氏，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直至甲午战败为止。
第二个觊觊朝鲜的便是俄国了。但是和日本一样，它得先挖中国墙脚，扶植亲俄势力， 才能深入。这一阴谋也受制于我们的“小钦差”而中途泡汤。详情可参阅陈、侯二氏之巨着。
英国此时志在西藏、九龙、长江各口岸，和山东沿海。对韩则不欲打破中韩“宗藩关系”之现状。盖“朝鲜为大清之属国”，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对英为有利也。因此驻韩英使厄士顿（W。G。Aston）虽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独立”；驻华英使巴夏礼（Sir Harry S。 Parkes）这个火烧圆明园的老牌帝国主义，反而暗中协助李鸿章以遏阻法国和日本的勾结。另外他更鼓励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Sir Robert Hart），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摩伦道夫（P。G。Mollendorf），去朝鲜协肋袁世凯整理韩国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韩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五千亲军，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侧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老总统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为“天降大任”（manifest 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 Peter Parke r），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都是力主占领台湾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后来台湾给日本占领了，老美好不懊悔。
——这时五帝窥韩所共同讨厌的人物便是袁世凯。美驻韩公使孚特（Lucius H。Foote） 向不承认中韩之间有什么“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算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讨厌在朝鲜以主人自居的“中国人”。“中国人在朝鲜算老几？”这才是决定美国人对中韩关系的墓本要素——其情况与今日如出一辙，真是“历史比小说更有趣”。
——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耍弄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底牌，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们小钦差袁世凯赶出朝鲜。最后就要谈到中朝两国关系的本身，和袁世凯在朝鲜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了。
一个现代“班定远”的失落
前节已言之，袁初到朝鲜时才二十三岁。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的表现竟弄成支撑韩局，“非袁不可”的局面。
——读者知道，武昌起义后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时期（详见下篇）。那是第二次。在这第一个“非袁不可”时期，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并无心恋栈；他的堂叔袁保龄也劝他不要干。他在一八八五年二度去韩时，是李鸿章勉强他去的。李鸿章何以强人所难呢？那是因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支撑韩局——有传统训练而大魁天下的张謇（一八五三～一九二六）状元；有欧洲留学归来，精通数种西语的文法大家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零零）……，他们都是吴长庆之下的要员，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都干不了这差事呢！
李鸿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认为应付朝鲜那个复杂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这不是李鸿章的任用私人吧！后来因为忌袁者众（包括张、马），朝廷派有边事经验的吴大（胡传的上司，久驻宁古塔）去加以詧查。吴的报告是正面的。他认为世凯是不世奇才。
按理朝廷派往朝鲜去主持要政的，应该是个钦命大员（钦差）。但是袁老四才二十六岁，又没“功名”。因人设官，他只能戴个“三品顶戴”；官阶只能当个“商务委员”，算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下的一个附属机关，不能代表大清皇帝。
可是这个娃儿小官的权责，那可吓坏人了。
第一，他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训练、用德式操法、欧美配备的朝鲜亲军五千五百人——这种现代武装，小站之前，中国都还没有呢！韩王李熙在阅兵之后大为赞赏。他要封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统领（大元帅、总司令）。世凯固未谦辞，而阻力却出自国内。李鸿章怕他太招摇，会引起国际反感。袁只顾整理朝鲜；而李则困于中法战争，在搞其以夷制夷也。
第二，世凯替韩廷整理财政，亦大有成绩。李熙对世凯的忠诚服务称赏之余，竞根据咱中韩老传统，赠世凯“宫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娅之情。四人中有一姬为韩国贵族，李熙之内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成为世凯之第二、三、四房如夫人。其后共生子女十五人（七男八女）。世凯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袁家骝教授也，夫人则名扬海内外之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也。
幼年颇受祖母宠爱。余尝戏问家骝兄；“祖母也说汉语吗？”
“啊，说得很好呢！”
我又戏问曰：“大脚呢？小脚呢？”
袁教授说他祖母晚年常卧病在床，总是盖着被褥。大脚小脚，就不知道了。
那时在韩国的宫廷之内，大院君与国王李熙的父子之间，以及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间，都时有争执。韩国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员，亦不大协调。社会上的士农工商亦至为复杂。但是袁君指挥其间，以宗邦监国自居，上下亦尚能悦服。
只是不幸值此“转型”时代，千年不变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须转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现状既然维持不易，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二策。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废封建、立郡县，改土归流。徙韩王于国内，使半岛郡县化。然大清积弱，自身难保，此策断难执行。退则包包迭迭，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任朝鲜自主独立。无奈此策亦不可行。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而五帝环伺。宗邦遽撤，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如此进退两难，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作个小班超，在五强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斯时五帝的驻韩公使，都以“钦差”自命。纵是北美合众国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称钦差。—— 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真也难为他了。—— 最后落荒而走，形势之必然，非战之罪也。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一九九六年四月六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五期 第三章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第三章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袁世凯的一生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在朝鲜他虽然铩羽而返，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却是其后毕生事业的基础。
举其大者：袁在朝鲜学会了与东、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领。在他那个时代，慢说是与洋人办外交、耍国际政治，一般政客对洋人都是一无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务，便手忙脚乱，乱来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灾难也是至为惨痛。笔者在另篇谈“八国联军”之役，就说过大学士老进士徐桐父子，因不谙外情，便弄出减门之祸（一家女眷十八人集体自杀）！那时的西太后和她的亲贵四人帮，竞也胡涂到对十一个帝国主义同时“宣战”的程度——这都是对洋人毫无所知；一旦面临紧急情况，便方寸大乱，胡干一泡的结果。可是袁世凯经过朝鲜那一段，他就是个“洋务专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会那么胡来了。
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前文已百之，袁在朝鲜为韩王练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现代化亲军，使藩邦朝野大为叹服。韩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韩军总司令，还送他美女四人以为奖励呢！
二十几岁的袁老四，一个科考落第的秀才，哪来这大本领呢，说穿了也没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凯，我们还得看看转型之前的中国旧式兵制。—— 须知咱中国人搞军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你看诸葛亮，连匹马也不会骑。指挥大军作战不用指挥刀，却坐着独轮车，用把鹅毛扇，摇来摇去。等到上帝宠召了，那个“死诸葛”，还能吓退“生仲达（司马懿）”呢！——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国重文轻武传统中，文人的骄傲和牛皮；谁知到了清朝，它竟变成了事实和制度。
原来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当那位不祥的人物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万人。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二十四旗。最高额亦不足十五万。那时中国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亿（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亿。十五万“旗兵”何能统治上亿的“汉民”呢？所以清初的“外来政权”，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为地方警卫武装，以维持各省治安，“ 以汉治汉”。
——这一大明遗规，我们今日还剩个“威海『卫』”。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卫”；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国府统治大陆时代，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所”，和乡、缜公“所”。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
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原为国防军，约一百万人；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绿营”。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人；中叶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部较少；安徽最少，不足万人。（见《清史稿·兵志》）
这一绿营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乱”（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后，清室乃蓄意约束；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其后不但“绿营”如此，连“八旗”都统，亦更调频繁，将不专兵。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
——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头搭出租车的趣事。在行车途中，那位青年司机正在收听台语“地下电台”。余亦倾耳细听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个字却听得极为清晰，那就是了“……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 吴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颇为不解。后来听朋友相告，说我的哥大小友，民进党籍的张旭成博士也曾说过，所有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是吴三桂。闻之不禁大笑。
——历史的发展，真是日月如梭。时间和历史自会解决其“历史问题”。很快的这些目前小故事，就会变成历史上的小掌故，供读史者笑乐一番。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总之，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不但汉族再无藩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做起诗来，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一八零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天才横溢的文学作家。
——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 天台仙子送刘阮还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西厢记》，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迟眠……。”（真是依依下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倍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成“进士”。
头戴红顶花翎作战的淮军
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