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皇帝居然说什么也不出兵，对他们来说，大概很是气馁吧。既然他们曾对唐朝这么请求过，未必没有对大食这样请求。我们的史书中不可能把他们的事记得那么详细，而且他们不可能傻到把对大食说的什么话来告诉唐朝。但从史料来看，他们似乎依附唐朝更多一些。
而唐朝为何不出兵呢？是不是实力上的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唐不出兵，体现了唐在中亚霸权的衰落。看来是有些不济了。其实从实力来讲，唐朝从来就不惧怕战争，如果真没有实力，也不会东征西讨了，这些节度使也就不会这么活跃了。然而战争的消耗必定是很大的，怎么也要考虑一下，花费这些精力到底值不值得。也许，这些蛮夷之人并未引起唐朝的足够重视。在唐朝看来，他们应该臣服于自己，应该向自己进贡，而不该触犯大唐的尊严，否则，化用陈汤的一句话就是“犯盛唐者，虽远必诛”。高仙芝请求讨伐石国的理由就是“劾其无蕃臣礼”，也就是这个意思。但唐无论如何无法体会这些小国的难处，因为唐从来没受过这种罪，他们是站在强者的立场，来把玩弱者悲哀的呼救。此外，距离太远，也是唐不肯出兵的原因，太难，太多消耗了。而且，唐朝有着农耕文明崇尚安定的内在追求，像草原游牧民族那样骑马长奔、跑到天际也无所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再有，大食并未招惹唐朝，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唐也确实找不出正式理由来讨伐大食，譬如“抗美援朝”的后面还有一个“保家卫国”，如果单纯以“保护某国，打倒大食”为出兵借口，只怕士气都会泄气的。
同样，大食也没有出兵攻打唐朝。开元之初，大食还曾经派使者来到唐朝，不过这几乎是英国使者不肯跪拜乾隆皇帝事件的前身，大食使者也不肯给玄宗下跪。玄宗却也豁达，没有在礼节问题上不依不饶。不久大食又曾派人前来，这一次总算让大食使者的膝盖，跪到了大唐宫殿的地板上。如果我们据此而下“大食向我们臣服”的结论，似乎也不尽然。《旧唐书》中有这样一句：“其时西域康国、石国之类，皆臣属之。”唐对此是清楚的，似乎又是默认的——两国的关系比较微妙，微妙的友好。公元八世纪四十年代大食内部发生着变化，到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代替了伍麦叶家族的委玛亚（一作倭玛亚）王朝。如果说这个变化给大食带来了什么，除了从“白衣大食”变成“黑衣大食”之外，事实上这个新兴的大食还来不及达到它最鼎盛的时期。
而当唐朝的野心无限制的扩张之后，这种交兵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是必然。
唐战败后，一时间很多小国依附于大食，但，怛逻斯之败没有阻止唐向外扩张的欲望。两年后，也就是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打吐蕃，“拔洪济、大漠门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北庭都护程千里追击叛逃后又攻击唐朝的阿布思，约葛罗禄接应，葛罗禄最终将阿布思抓起来交给了唐军；同一年，新任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大破大勃律，受降而回。这些也算是报仇了，而且说明，怛逻斯之败后，安西的实力并未动摇，唐朝仍是强大的。
那么，前面不是说唐朝因为玄宗在天宝年间的懈怠，已经有衰落的征兆了吗？不错，是这样，但往往有一个规律，就是无论什么事物，在它极大发展的时候，并不是它的最盛时期，而它极盛时期，就会产生很多导致以后衰落的问题。譬如细菌的生长，其中对数期是极大的发展，细菌数量呈对数规律上升，而稳定期则是细菌群整个生长过程当中曲线最高的一段，可说是全盛期，但细菌的芽孢（细菌在不利环境时形成芽孢处于休眠状态）也是产生在这个时候。唐朝此前的发展犹如是对数期，而开元盛世到天宝年间则像是稳定期，既强盛又存在很多问题，那么天宝末年无疑唐的稳定期也将要到头了。如果以我的理解，就是发展的时候尽力的发展，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尽力的挥霍，而发展的脚步则慢慢在停止，后面就单纯是挥霍原有的基础了，直到有一个时间把它挥霍殆尽，于是就衰落下来。衰落的时间从表面来看，或许比它停止发展要延迟很多，但实际上离开了发展，衰落是早晚的事情。天宝中朝廷存在很多问题，在达到了唐朝的极盛之时，它必然会慢慢衰落，不过纵然盛世不再，也总不至于一下子跌进深渊。唐有着很好的积蓄，尚足以支持唐朝的对外扩张。。
假设唐朝继续这样恢复下去，或许在将来的天宝二十几年，会有一场向大食报一箭之仇的复仇之战。然而，唐朝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有了安史之乱，唐朝即使胜利，出了这么一件大事，也必将失去原有的胜利果实。
三、第一番较量的失败
玄宗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以皇子为主帅，另择一人为副帅，这几乎是唐朝的一个传统，兵权不可旁落给外人，说明唐代的皇帝们很清楚兵权的重要性。不错，他们如此的谨慎，兵权确实没有落在朝中大臣的手中，然而，却不知怎么后来跑到宦官和藩镇的手中去了。藩镇好理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独自执掌一方土地，又是天高皇帝远，何况皇帝后来根本就是想管都管不了。令人费解的是宦官。宦官手中的权力是皇帝赋予的，然后皇帝们又为赋予出去的权力所制约，而且不单是唐朝，东汉、明朝的后期，也都存在宦官之祸。按说，把权力收回来不就行了？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那么好办到的。唐朝后面的皇帝中，有几个很能干，绝不比纸上谈兵的我们差，然而又怎么样呢？宪宗，素有“小太宗”之称，可惜最后死于宦官之手。这倒有些令人怀念起代宗皇帝，铲除了三个宦官的代宗，如果放在后来可谓英雄矣，考其杀掉这些宦官的过程，一个派人暗杀，一个贬官，一个政变杀掉，也不是很难，似乎难的就只在于代宗的决心。如果说代宗时期尚可顺利杀掉宦官，而后来却当真是想杀也不好杀，或者是杀了一个，又蹦出来一个，一个一个的总也杀不完，化用一句诗句，那就是“宦官代有才人出”，任谁不头疼？皇帝自己手中没有兵权，宦官却掌握着禁军；皇帝只有自己一个人，后宫的嫔妃显然派不上用场，而宦官却是一个大的集团，而且围绕在皇帝周围的，就是他们。唐代的宦官最终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也非一朝一夕所能办到，后面涉及到时会再细说，这里只简略提一下，不过跑题有些严重，还是回到高仙芝当副元帅这里。高仙芝可以算是唐朝安史之乱中第一任副元帅了，他不知道，在他身后，还会有一连串的副元帅……
由于已经有了去应急的封常清，因此高仙芝可以比较从容的在长安招完兵再去洛阳了。高仙芝招兵的情况也相当不错，当然，这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玄宗库房里的钱，“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效率比洛阳提高了近一倍，但是所招募的兵士质量似乎就更差了，“皆市井子弟也”。最后跟着高仙芝去洛阳的人只有五万，几乎少了一半。在短短的十天内，能招募到十一万人已是不易，更不会有精挑细选的时间，何况，危急时刻重要的是先把军队派过去，就算军队训练素质不高也比没有人来应战要强，因此裁军的可能性不大。那么，那六万人哪里去了呢？从后来潼关被破玄宗立即出逃来看，那六万人不大可能被玄宗拿来守长安。所以说一种可能，是原来招来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像两唐书都没有提到招十一万人这么个说法；另一种可能，是高仙芝先带五万人当先锋，其它人等整饬之后再去支持前线。我倾向于后者，一来是唐书写的比较神出鬼没，在高仙芝的传中没有提到招多少人，不定从哪个地方突然蹦出来一句也不好说，不过由于检索的比较认真，漏掉的可能性不大；二来，从后面“兵亦稍集”来看，也当是慢慢集齐的。 五万，加上封常清的六万人，唐军一十一万人马，比安禄山的十五万叛军还是要少。即使是大家都站在沙场上一个对着一个的砍，唐军也还是没有优势，更何况，相对于唐军的未经训练来讲，叛军的确可称为以一当十了。这么算来，当真是为难唐军了。
当高仙芝领兵到达陕郡的时候，遇上了退败的封常清，这两位老搭档如今又碰到了一起，可惜“人是物非”，虽然依旧是当年的大将军，但已不是当年封常清欢迎胜利归来的高仙芝那样的情形，而是高仙芝迎来了节节败退的封常清。封常清的失败，无论如何对于唐军士气来讲都不是件好事，原先认为叛军很容易对付的想法无疑会因这一次失败而矫枉过正，使唐军士兵产生一种“叛军很强大”的想法。从后面的情况来看，唐军溃不成军并不单单是实力的问题，也与这种害怕的心理有关。
封常清对高仙芝说：“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叛军兵锋不可当，潼关没有守军，一旦丢了潼关，那么长安就危险了，因此封常清建议退守潼关。高仙芝听了封常清的话，意识到与叛军是没法硬拼了，如果自己再去打也只能是再败一次。高仙芝没有傻冲上去，而是率领兵马西向潼关，“仙芝急，乃开太原仓，悉以所有赐士卒，焚其余，引兵趋潼关。会贼至，甲仗资粮委于道，弥数百里”。可见高仙芝用的是坚壁清野的策略，由于当时陕郡太守和百姓都逃跑了，所以陕郡的府库的确不该留给叛军。然而在退守潼关的过程中，安禄山率叛军追了上来，唐军狼狈而逃，不成队伍，士兵与战马互相践踏，伤亡很多。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多半是没想到叛军会这么快赶到，仓促之下无法御敌，再加上在高仙芝坚壁清野也就是让士兵们尽情分享仓库的政策下，士兵们都忙于争抢仓库中的东西，心思当然不在御敌上了。比之于第一次封常清的败退，这次败退更惨一些，因为封常清起码是边败边战，还抵抗了一下，而这一次，却是连打都没打，就让人家给赶到了潼关。这大概是高仙芝第二次这么狼狈，可是这也不能责怪高、封两位将军——“天要灭我，岂我之罪？”当年项羽对天一唱三叹的说出这句话来，司马史公尚可批一句“岂不谬哉？”如果这两位将军要是这么对天长叹的话，我们也只有陪着一起感叹。这也奠定了二位将军命运的悲剧色彩。
唐军退到了潼关，整饬防守器械，虽然叛军随后赶到，但仍然被挡住在潼关，无法进入。可见潼关确实是重地，是一道大门，从封常清“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这句话来看，唐在战略上是有失误的，像潼关这样的地方怎能不派重兵把守呢？将重军放在洛阳这种四面受敌之地，实在是失策。假如，唐从一开始就把重兵放在潼关，只要有潼关这个基础，进可夺洛阳，不利则死守住长安的东大门，还是很可行的。像洛阳这些地方，也只好该放就放了，若说的好听些，就是“欲取先予”，只要关中在手，又何愁东都不下？唐初就是先拿下关中，然后把关中周围的障碍打扫干净之后，最后才去攻打洛阳。而一开始就打开大门向前冲，打不过后才仓促回防，唐朝的这个办法怎么看都有点蠢。
好在，此时犯蠢的不只是唐军，安禄山的脑子也不很清醒。所以说唐与安禄山此番较量倒也势均力敌，只要有一方有出众的谋略，情况都不会是这样。假如安禄山这时趁唐军立足未稳，猛攻潼关，相信以潼关天险也无法抵住他的势头，可能玄宗就要早些逃亡了。然而，苦孩子出身的安禄山，胜利之后开始大做皇帝梦，在洛阳做登基的准备，高高兴兴的放弃了这个绝佳的机会。
如果事情一直是这样，以高仙芝和封常清二人的才能，再有玄宗的鼎力支持，把安西、朔方等都护府的军马都调过来，那么这一次叛乱也就有惊无险。然而玄宗随后的表现不但让人失望，而且令人痛心，他的一连串失误，给我的感觉是：他疯了。
四、安史之乱的第一批烈士
在世界通用公元纪年的第一个世纪里，中国东汉的将军马援如此说道：“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
作为将军，功成名就也好，战死沙场也好，前者有成功的喜悦，后者有慷慨的悲壮，都是很好的归宿。而悲惨的将军，则情况各异，有的是功成身败，像韩信那样；有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像宗泽那样；还有的将军，没有死在战场上，没有死在敌人手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这样的将军，譬如岳飞，譬如袁崇焕，连写史的人都禁不住为他们大声喊冤，“呜呼冤哉！呜呼冤哉！”这是《宋史》中岳飞传的最后两句话。那么我也要这么大喊两声，一声送给高仙芝，一声送给封常清。
还记得跟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的那个宦官吗？对，此人名为边令诚。也许是玄宗想起他和高仙芝曾配合过，所以这一次又派他监军。说实话，这实在不是件好事，将军出征，身边总有个宦官盯梢，多难受啊？不过皇帝要想掌控军队，不至于让朝臣将在外不受自己号令，也只能派身边的人去。这就不多说了，反正这是一个弊病。在那次小勃律之战中却也幸亏有了边令诚，他帮了高仙芝大忙，说了几句公道话。而这一次，事情就恰恰坏在他身上了。
据说“监军边令诚数以事干之，仙芝多不从。”究竟边令诚请求的是什么事呢？一般说有什么“请求”，无非是两方面，一是对军队的决定，比如军队的进退等等，二是要钱财之类的东西。从钱财上讲，高仙芝开放陕郡的仓库，边令诚或许请求过他要多拿一些东西，如果曾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根据后面的结果，高仙芝应该是没有答应才说的通。唐书上写边令诚“数私于高仙芝，仙芝不应”。好一位正直的将军！但是，有问题。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