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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顾宪成浮出水面
万历十五年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当年的“京察”，加剧了因国本之争引发的君臣关系紧张，以及文臣之间的门户争斗。后来兴办东林书院、成为士人意见领袖的顾宪成这一年浮出水面。
所谓京察，是明朝对在京官员的一种考核制度。京官六年一考察，逢巳、亥年进行，京外官员三年一考察，万历十五年的京察史称“丁亥大计”。考察由吏部和都察院共同主持。五品以下由有司考察，不称职的降罚有差；四品以上的自己述职，去留由圣意决定。这当然是项好制度，至今对干部的考察仍然如此，但好的制度在帝制时代的人治环境下，很容易变味，最后演变成各派系互相攻击互相揭短、有权者报复政敌的把戏。
顾宪成是无锡人，在一个亦商亦农的小康之家长大，兄弟中行三。万历四年二十七岁时中应天乡试第一名，也就是俗称的“解元”，万历八年中二甲第二名进士，授户部主事。不久，他请了三年家回乡奉养老母，直到十四年下半年才假满回朝，升任吏部稽勋司员外郎，做到了副司长，这个司分管的是官员的勋级，人事档案以及因丧守制等事务，虽不如文选司权力大，但也很重要。尽管当时顾宪成文名已满天下，但在政坛上还没多大的动静。
这年二月，京察开始，都察院左都御史将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的名单中，京察“拾遗”指的是原来的考核有遗漏，不准确，让专司监察的科道官再议。显然，这是不给何尚书的面子。大凡工部尚书，必须要搞好和内宫太监的关系，因为工部主管工程建设，而宫内的建设项目是最多了，往往是工部官员和宫内管工程的太监一起勾结分肥。何尚书和大太监张诚很铁，张诚替何尚书运作，给事中陈与郊在授意下，上书将何起鸣和主持京察的辛自修放在一起评论，实际上是攻击辛而替何开脱，辛自修被攻击后托病辞官。御史高维嵩等人气不过，上疏弹劾何起鸣。正好万历帝听信了张诚的话，相信何起鸣怀疑辛自修，便责备高维嵩，说“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辄纷纷排击。”将高等人调出京外，一些官员又立刻上疏为高御史抱不平，遭到处罚。
顾宪成的上疏应当说是立场比较公允的，他主张这场风波的当事人“各务自反”，即每个人都反省，大家来找找自己的毛病。可万历帝看完大为生气，要求内阁拟票重重处理顾宪成和一起上疏为高维嵩鸣冤的王德新。首辅申时行开始还想和稀泥，票拟为罚俸——扣发薪水。万历帝认为处罚太轻，亲自起草处理意见，顾宪成被连降三级，贬为桂阳判官。
顾宪成曾经碰到同乡、内阁学士王锡爵，王锡爵对他说出自己的疑惑：“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顾的回答是：“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两人都看到了朝廷和民间意见的尖锐对立，但顾宪成认为责任在上面，是朝廷罔顾民意，和民间满拧。
这次贬官只是顾的一次挫折，几年后他又回到吏部担任要职。七年后他彻底得罪了皇帝，削职回家，完全淡出了政坛，一心一意讲学，成为东林士人的领袖，用舆论的力量影响朝政。此乃后话。
先进典型海瑞的凄凉辞世（1）
大明官员的道德标杆海瑞，他在万历十五年九月，死在南京右都御史的任上。
由于朱棣夺取皇位后，迁都北京，南京成为留都，保留了一整套政府班子。但掌握实权的自然是北京政府，南京的部院寺基本上是安排闲官用的。但饶是如此，南京右都御史仍是正二品的大员，政治地位很高。
海瑞这位高级官员辞世时十分凄凉，《明史海瑞传》记载，他没有子嗣，南京佥都御史王用汲去吊丧，只看到葛布做的帷幕，陈旧的竹箱子，虽寒士也难忍受的清苦情形，王用汲为之流泪，和同僚凑钱将海瑞装殓。百姓罢市表示对海瑞的哀悼，出丧时，长江两岸都是自发穿着白衣冠送葬的人，一路洒酒祭奠绵延百里。如此得民心的官员，万历帝也深有所感，加赠海瑞太子太保——属于从一品，一般只用来死后赠官，谥号忠介。一个举人出身的官员，得到如此高的政治待遇，明清两代，除了靠平叛卫疆，立下赫赫战功的左宗棠，再很难找出第二个。可见，当时不仅是百姓，最高统治者皇帝也肯定了海瑞的价值。
海瑞的价值在哪里？我以为是在腐败而畸形的政治场里，他用不近人情的行为，对自己近于严酷的要求，在一团漆黑中发出灼灼的道德光芒。夜越黑，一豆之火就显得越明亮。如果在一个现代政治体制内，固然不允许官员贪墨，但也要保证恪尽职守的官员过着富足的、有尊严的生活。你很难美英这些西方国家的部长级官员，日子过得比普通的中产阶层还差。如果一个清廉的、尽职的官员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和贪污横行一样，都是一种变态的政治。
在明朝中后期变态的政治生态中，海瑞自己种菜，自己老婆织布，不受一分钱的礼物，冒死直谏皇帝，等等这一切行为，除了反衬时政的隳坏和同僚的不堪外，也仅仅成就了他本人道德标杆的光辉形象。越是腐败的年代，越需要这样的模范人物，因为他太稀缺了，太不容易了。
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海瑞只能成为挂在墙上做摆设的葫芦，不可能践行自己的政治抱负。因为，整个大明朝文官集团通行的运转规则，不可能有海瑞一展平生才学的空间。
嘉靖死后，海瑞从大牢里放出来。因为他直谏皇帝那惊天动地的一举，已经在朝野树立了极好的公关形象，从此很少有人敢直接打压海瑞，他官运亨通是自然的事情，这样的人不升官，有司和朝廷是要受到舆论压力的。
从嘉靖驾崩，到隆庆三年，短短三年时间，他从一个正六品的主事，升到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考虑他连进士资格都没有，说是坐火箭也不为过。而且，他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巡抚应天十府——成为南京周边包括苏州、松江、常州等最富庶地区的最高长官，掌握的实权。可他在这短暂的掌实权期间，得罪了既得利益者，搞得鸡飞狗跳，没法干下去。
海瑞到应天后，干的事情对朝廷，对百姓都是大有好处的。比如他抑制土地兼并，打击豪强地主，说明他看到了明朝中叶后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但这类矛盾解决起来何其难也，能兼并土地的大地主谁是等闲之辈，哪个在官场没有靠山？抑制土地兼并他首先拿松江府的徐阶开刀，而徐阶是他的恩公，救过他的命，此时已罢相在家养老。不分亲疏恩怨按章办事固然是很好的政治品格，但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如此难免落下忘恩的非议。而且海瑞办事过于刚硬操切，自然会带来负面效益，比如南直隶的富豪害怕海瑞，携带家财逃到外面去了，本地的经济会因此凋敝，而你海瑞不可能把手升到其他的省。而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很复杂，很多是小户为了合理避税，自愿名义上将自家田地归于大户所有——因为家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免税，名曰“寄田”。田还给小民，小民还得交赋税，更陷入穷困，海瑞又没有能力改变整个明帝国的土地和赋税制度。更有一些刁民，利用海瑞打击豪强的运动，诬告陷害大户人家。这样搞得士大夫阶层怨声载道，而话语权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于是就有言官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皇帝何尝不知道他一心为公，但不能为了海瑞得罪整个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半年后，又被调任一个闲职。
先进典型海瑞的凄凉辞世（2）
万历登基后，深谙官场运行规则的张居正当然也不会用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海瑞。万历亲政后，和他父亲隆庆一样，很看重海瑞，屡次要召用海瑞，都被内阁大臣想办法阻挡。万历帝对海瑞的器重，我以为是他看透了也恨透了满朝文官的阴阳脸，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私下里为自己牟利手段百出。在他的心中，自己曾经敬畏和仰仗的老师张居正也是这样，教导自己要勤俭要体恤小民，连少年万历想过年放焰火也不允许，可查抄张家发现张居正本人大肆收受贿赂、生活奢靡。在阴阳脸的众官中，只有海瑞自始至终是一张面孔，对自己对别人对皇帝对百姓都这样。尽管海瑞办事有些迂，但在皇帝看来这正是海瑞比其他官员更忠诚的原因。可是设想一下，如果万历真的重用海瑞，按海大人的办事风格，在政坛内引起大风波，皇帝怎么办？说不定还是叶公好龙，为了平衡还会弃用海瑞。
皇帝要召用海瑞，下面阻挡的官员总得给皇帝一个面子，就这样海瑞去世前两年，做了南京右都御史。没实权的他只能对手下的官员严格要求，可人家不能像海老爷那样过日子。一个御史喝酒时请伶人来唱曲，这在当时太正常了，委实算不了什么。可海瑞照着两百多年前的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的规定，要对这人实行廷杖，这吓坏了南京所有的监察官员，大骂这老头太死脑筋了，如果都按太祖的成法来办事，当时的皇帝、百官都不合格，都要受处罚，于是有个御史房寰先发制人，上疏弹劾海瑞。海瑞因此乞休未被批准，直到辞世。
海瑞这样的官员，哪怕皇帝欣赏他，也不能在政坛有所建树，因为皇帝得依靠更多的文官来维持帝国运转，最高统治者想用而不能用，这何止是海瑞个人的悲剧。道德是救不了国的，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评价海瑞“不过是一个正统的、严格的儒家信徒，他要求其下属像他一样厉行俭朴。”“这里既非贬低一个正直之士，亦非宽免官员腐败，而是强调制度的缺陷在明代后期已经变得日益严重，道德重建已无力回天。”
死后的海瑞享有大名，四百多年来他成为清官的代名词，不同时期屡屡被赞美被怀念被争论。当人们还不能平静地对待海瑞时，只能说明政治生态和海瑞在世时并没有根本的区别。
用私人武装干涉司法
万历十五年还发生一件对后世产生恶劣影响的事，皇帝用私人武装去干涉司法。
尽管在帝制时代，朕即法律，皇帝言出法随。但在明朝，具体的司法审判，还是很讲程序，严格地按照《大明律》审判，皇帝不能随随便便干涉个案。因此皇帝办事很不方便，碰到那些较真的官员给万岁爷讲程序、讲规矩，皇帝还真没办法。所以朱元璋、朱棣父子俩人给自己留下一个后门，先后组建了锦衣卫和东厂，派自己的私人，比如太监去管理，这些人只听命皇帝本人，可以自行侦缉、逮捕人犯，关进不由刑部控制的诏狱。但这类案子一般比较特殊，大多数案子还得交刑部等法司处理，锦衣卫和东厂不得干涉。
这一年十一月，大兴县县令王偕得罪了太常寺。今天的北京大兴县和明朝的大兴县名虽同而管辖地域不一样。明朝的北京城城内由两个县管辖：大兴和宛平。大兴县衙在今天的东城区，现在做了东城公安分局的办公场所。至今还有条胡同叫“大兴胡同”，笔者曾在这个胡同一个大院里住过三年，据说那个大院是明朝大兴县官员的私邸，也许这位王偕老爷和他的妻妾就在里面住过。县令在外地是百里侯，威风凛凛，可在京城，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的芝麻官。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几个官方的歌舞团演员——乐舞生放肆，被王县令给打了几鞭子。当时的伶人地位是很低的，可是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些人归太常寺管辖，太常寺主管朝廷祭祀礼乐，主官太常卿是正三品。王县令的鞭子虽打在几个演员的屁股上，却伤到了太常寺老爷们的脸面，这不就等于小小的地方官敢藐视朝廷大员的权威么？太常寺控告王县令，罪名很好找，说他破坏朝廷的祭祀大典，这个帽子很吓人，倒霉的王县令被抓到吏部审讯。这本是件很小的案子，可万历帝听说后，派两名锦衣卫校尉去当堂听审，而且要求详细记录。——这就是不放心刑部审理，派人干涉司法。刑部的文官们当然不干，但又不能公开驳皇帝的面子。尚书李世达先推托，说人犯、证人还没到齐，延迟到明天审理。心想这一折腾，皇帝不好意思再派锦衣卫来听审了。可万历帝也很倔，第二天又让两个校尉来了，刑部巡风主事孙承荣说祖制没有锦衣卫校尉听刑部审案的先例，干脆直接拒绝。校尉大怒回宫向皇帝添枝加叶地禀报，皇帝很生气，下旨要将此案移送锦衣卫镇抚司审理。并责问刑部，说你们如果秉公审案，没有私弊为什么怕听记？——这是强词夺理，刑部官员所争是维护独立审判的制度。
孙承荣被罚俸，尚书李世达上疏谢罪，皇帝也不再坚持。事情本来平息了，可刑部的都给事中——监察局长认为孙主事被处罚不公平，上疏说锦衣卫校尉自行侦缉不可施于部院，且听记非祖制。皇帝说刑部严尚书时允许校尉听审，那是校尉押送犯人到刑部，庭审时站立一边，不是听记。——用现在的话来说，那不过是几个法警，和听审记录有本质不同。这有点得理不饶人的味道，反而激怒了皇帝的牛脾气，坚持还要校尉听记。其他言官一窝蜂上疏和皇帝争辩，请皇帝尊重祖制。当然，最后是皇帝胜了。
到了万历后期以及熹宗朝，锦衣卫、东厂派人监控刑部审判、干涉司法已成惯例，魏忠贤就是因此才能很方便地害死诸多东林人士。
否定样板君臣的奥妙
中国人喜欢夸耀汉唐气魄，唐代的强盛，主要是在太宗李世民之治下奠定了基础。“贞观之治”也是除了缥缈的上古尧舜禹三代之治外，历史上政治最清明的时期。唐太宗在位时政治如此清明、国力空前强大，史家归功于他的虚心纳谏。在中国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太宗手下有一个敢于直谏的诤臣魏徵，而且也熟悉唐太宗把魏徵喻为一面镜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