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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唐太宗和魏徵之间纳谏和直谏的关系，是中国帝制时代君臣关系的典范，唐以后的所有王朝中，读书人动不动就拿唐太宗和魏徵来提醒、要求正在台上的皇帝。历史，在中国人中手中，从来就是现实政治中的资源。而对唐太宗、魏徵这对样板君臣，一般的皇帝尽管做不到，但口中还得对两人的功业和品行进行肯定，若不这样等于公开否定了用以立国的儒家价值观。
而万历帝则不然，十六年（1588）的二月，他从道德的高度否定了李世民和魏徵。他让太监张诚拿着记载着唐太宗和众贤臣对话的《贞观政要》——这本书也是历代帝王治国的宝典之一，问申时行：“上问先生，魏徵何如人？”申时行当然按照传统的标准答案回禀：“魏徵事唐太宗，能犯颜谏诤。补过拾遗，是个贤臣。”
在太监的转述中，万历帝和申时行开始了“辩论”。他说：“魏徵先事李密，后事李建成，又事唐太宗，忘君事仇的人，不是什么贤臣。”
接下来申时行为魏徵辩护，饱读经史的他自然从历史中找论据，说如果用大义来责备魏徵，陛下说得不错。但他最后事唐太宗能尽忠。并举管仲先事齐桓公的政敌，后辅佐桓公一匡天下，孔子称管仲为仁。太祖开国时，刘基等人都是元朝的旧臣。
有理有据说得万历无话可说，于是他接下来否定李世民，说：“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唐代“玄武门之变”，武则天事太宗、高宗父子的史实后人皆知，这下申时行只得说，唐太宗于伦理又亏，而且闱门也多惭德，但虚心纳谏为帝王盛美之事，所以后人称赞。他顺便给万历送上一顶高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我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家法是最完美的，传之圣子神孙遵守，可保万代基业。皇上当以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王为师，唐太宗何足道哉？——意思是说唐太宗既然不行，陛下就应该超越他。万历能否定唐太宗，却不能否定自己的老祖宗朱元璋。不愧是状元宰相！
最后，万历帝坚持自己对唐太宗、魏徵的评价，经筵中停讲了《贞观政要》。
我们不能将万历、申时行之间的辩论看成一场普通的历史人物评价，历史总是为现实服务的，万历帝否定这两个公认的样板君臣，大有深意。因为他已经被群臣蜂拥而至的直谏搞得焦头烂额，而且这些文臣俨然以魏徵自居，当然要求万历帝学习唐太宗那样虚心纳谏。万历帝干脆从道德上否定这二人，让群臣的历史武器失去光泽。
本来传统儒家的道德观、历史观就多矛盾之处，从里面谁都能找到对自己有用的答案。当年李世民也烦透了魏徵，曾经说过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魏徵死后将人家的坟墓捣毁，直到征高丽失败，才又想起魏徵直谏的好处来。李世民的政治人格战胜了普通人性，大我胜小我，为了大唐的政治利益，他个人忍受了魏徵带来的不痛快，并不是他真心喜欢魏徵。万历帝当然也很聪明，但从帝王的职业标准来看，他远不如李世民。
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1）
不管万历帝你怎样隐居深宫，躲着众臣，也不管你如何从道德上否定直谏纳谏的样板魏徴、唐太宗君臣，众位文臣依然不怕罢官，不怕廷杖，不怕杀头，上疏直谏皇帝，而且言辞越来越激烈。
中国人大多 知道海瑞骂皇帝，“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是何等的刻薄。万历十七年（1590）快要过年的时候，有一位臣子上疏骂万历帝之狠，一点也不亚于海刚峰。
这位老兄叫雒于仁，是大理寺评事。大理寺掌管刑事案件的最后审核，《明史。职官志》说：“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推问狱讼，皆移案牍，引囚徒，诣寺详谳。”评事是个七品官，按理说你做好案件复核就行了，给皇帝提意见是给事中、御史这些言官的分内事，评事上书谴责皇帝有“出位”的嫌疑，即多管闲事。
在这份《恭进四箴疏》中，雒于仁毫不客气指出皇帝的病根是在“酒色财气”四方面，即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这年是万历十七年，皇帝还不到三十而立之年，照理说正是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可自从张居正死后，憋了一口气的皇帝清算完他这位首傅帝师，就开始逃避政务，雒于仁说他当官一年多，才朝见皇帝三回。——他应该满足了，当时万历尚是壮年，还不算太懒，一个七品官一年还能见三回皇帝。后来的万历更是懒得出奇，三品以上的高官一年到头都不能睹圣颜一面。
雒说在外面闻见的理由是皇帝身体有恙，而我知道皇帝致病是由原因的。雒于仁接着分析：“臣听说嗜酒就会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就会丧志，尚气则戕害身体。陛下每天面前摆着美味佳肴，沉溺于美酒之中，白天喝还不满足，持续到深夜，这就是病在嗜酒；宠爱十俊这类太监以开启佞幸之门，溺宠郑贵妃，不听逆耳忠言，摈弃忠直之士，太子之位久悬不决，这就是病在恋色；传旨索要财宝、搜取钱帛，有所进献则罢了，无所进献就怒斥，李沂（一个未进献的太监）被拷打的伤还没好，张鲸进献的贿赂又接受了，这便是病在贪财；今日拷打宫女，明天鞭笞宦官，罪状不明，立刻死在杖下，又心里痛恨直言敢谏的大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等一经罢黜，就再不让人复官还朝，这就是病在尚气。四种病缠绕身心，哪能是药石可以医治的？！”
这简直把皇帝说成一无是处的混蛋了，最后雒于仁还搬出祖宗社稷警示皇帝：“陛下独不思忠直之臣不利于陛下，不便于陛下的左右，却有利于祖宗社稷。”最后表了个态，说明自己是为大明朝为皇帝才敢说逆耳忠言：“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使立刻杀掉臣，臣虽死犹生。”——大多数文臣喜欢摆这种矫情的pose，皇帝真听取你的意见，还杀你干什么？
试想一下，别说对皇帝，一个小单位里今天谁敢这样对上司说话？
雒于仁这份火药味特浓的“炮弹”送进宫里，皇帝看后的震怒可想而知，可正好碰到岁末要过年，简直让皇帝新年里添堵。大过年的，不便处罚他，万历将奏折留了十天。过完年万历帝准备给这位骨鲠之臣算账了，他召见申时行等内阁辅臣，把雒于仁的奏章给他们看完后，替自己辩驳一番，然后说要重惩这位放肆的臣子。
《明神宗实录》记载的皇帝言语多未经加工，所以有很多口语，和今天的白话几乎没什么差别，笔者直接引用这段话。皇帝给众内阁大臣诉苦道：“他（雒于仁）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舞刀弄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侍奉勤劳……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所以用他，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之在斗，斗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们也有童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者。如何说都是杖死？先生们将这本去票拟重处！”看完这段话，觉得当皇帝的也满腹委屈。
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2）
此时首辅最难做，他不能和皇帝对着干，但如果不为这位直臣求情，传出去后将惹起物议纷纷。于是他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说：“这个奏章不能发到外廷，否则的话外人信以为真。愿陛下对雒宽容，臣等传谕大理寺卿，让雒于仁辞职算了。”万历帝表示同意。不久雒于仁借病辞职。
首辅大臣这个和稀泥的办法，引起后人的责备，因为如此开了个恶劣的先例。在此之前，无论上疏内容如何狂悖，皇帝如何生气，但奏折的内容必须发给台谏官员讨论，那么公道自在人心，这对皇帝也是个约束。而从此后，皇帝将奏折留中，无限期扣押下来不予处理成为惯例。
朝廷多的是雒于仁这样的臣子，当皇帝的再怎样重处，还有人跟着后来提意见，如果动辄生气那就有生不完的气，渐渐地万历帝修炼出了油盐不进的脾气。
明末清初的张怡在《玉光剑气集》中记载：万历帝当皇帝年岁多了以后，习知人情。每见到台省上来的条陈，看两眼就说“这是老套子！”即使有臣子直言指责，全不动怒，很平静地说：“这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许多文臣叹服皇帝的宽宏大量，而吏部尚书宋纁听到后大为揪心地说：对时事得失，言官做过激的评论，正要皇帝动心。宁愿皇帝对言官动怒，毕竟说明皇帝还有儆省。若一概置之不理，就如痿痹的疾病，全无痛痒，无药可医。
这位宋尚书很有先见之明，他说这番话，大约是雒于仁骂皇帝以后两年的事情。万历帝到了晚年，再来几个雒于仁这样的奏疏，也惹不怒他了，皇帝和他统治的帝国，真的得了无药可医的癌症。
为册立太子君臣继续较劲
姜应麟于万历十四年，上疏请尽快册立长子为东宫太子，惹得龙颜大怒，被贬斥。当时朝廷许多官员上疏替姜应麟说情，其中包括礼部尚书沈鲤（字仲化，河南归德人）。万历帝看到朝野的舆论不利于自己，于是敷衍两句，说皇长子年纪小，身体弱，等两三年大一点再说。
这样的托辞，着实能看出皇帝的偏心。那时候医学水平不发达，即使是皇家，也未必能让子孙平平安安长大，但以此来推迟册立东宫，让人寒心。难道年龄大几岁，就能保证顺利继承皇位？朱元璋册立的太子朱标，以及万历的爷爷嘉靖最初册立的太子都在盛年时，死在父亲的前面。册立东宫无非是安定人心，杜绝了不必要的政治争斗，至于太子可能出现的病灾，这是谁也不能保证的，而且并不妨碍帝位的传承。即使太子夭折，自有其他皇子按长幼秩序递补。
臣子们把皇帝这句话当真了，所谓君无戏言。到了十六年九月，沈鲤上疏提醒皇上，陛下两年前所说的“俟二、三年”，现在期满了，请履行诺言。在皇上看来，这简直就等于年底债主拿着债务人的欠条，上门收账一样，大伤自尊，当然不高兴，太监也趁机说沈鲤的坏话。沈尚书被皇帝斥责一番，按照当年官员对皇上表示不满的流行方式：提出辞呈。照理这样为国本而争的大臣，应当被挽留，可首辅申时行讨厌沈鲤太耿直，不依附自己，在拟票时同意了沈的辞职申请。——一般说来，首辅草拟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免诏书，事前应当和皇帝取得一致意见，皇帝照准，否则就显出君相太不和谐了，拟票的阁臣也很没面子。
怎知皇帝虽然不喜欢沈鲤这次请册立东宫的提议，但对他本人一直十分欣赏，看到申时行所拟的票，大惑不解地说：沈尚书是个好官，奈何让他离开？并且派太监上沈鲤家，暗示他不要辞职，皇帝很喜欢他。可这个人死倔死倔的，认为自己没错，皇帝要留自己为什么不明白说出来？因此说宫中太监的话不可信，坚持辞官回家。——他应当知道，皇帝如果下旨挽留他，等于承认自己错了，这何其难也。但沈鲤尽管常常惹皇帝不高兴，不知为什么一直投皇帝的缘法，回老家后皇帝一直念叨他，到二十九年拜大学士，入阁当了次辅。看来万历帝在对大臣品行才能的判断上，眼力不错。
皇帝不喜欢长子，但又不能明白地提出让郑妃所生的第三子即位，这不但违背了祖制，将会引起惊天的风波，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母亲慈圣太后还在，老太太一点也不糊涂。大凡母亲，往往不喜欢和儿子感情太过亲密的儿媳妇，像郑妃这样的人在老太太看来，几乎就是狐媚之人，而生育长孙的恭妃是自己身边的服务员出身，更靠得住。有一次她对儿子万历帝说，外廷议论该早立老大为太子，你如何打发老大？万历帝说，老大是都人（宫女）的儿子。意思是说他母亲的身份太低微。老太太说：你不也是都人的儿子么？母以子贵，哪分什么贵贱等级？这让万历帝无话可说，因为他母亲也是宫女出身，照他的理由，那么自己也没资格当皇帝。
因此，皇帝只能拖下去，拖一天是一天，心想没准会出现什么转机。因为名分一定，要改动起来就太难了。
较劲变成了赌气
沈鲤的去位，并不能让册立东宫的君臣矛盾得到解决。状元宰相申时行是个最会搞平衡的高手，他自然不会像一般大臣那样直白地逆龙麟，得瞅准皇帝高兴的时候进言。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万历帝在宫内召见申时行等内阁大臣，并让皇长子和皇三子出来和各位先生见面。——万历的次子出生不久就夭折，郑贵妃所生的三子实则就是次子，如果长子无份于储位，那就非他莫属。好比现在几位高级职员上老板家拜年，看到老板的儿女，照例要夸赞一番，申时行趁机恭维皇长子是块美玉，要早加雕琢，使之成器，并请皇帝早定册立太子大计。这种场合下，万历帝就算不高兴，也不能发作，耐心地向大臣们解释自己已有主意，并替郑贵妃撇清，说她也劝自己早立储君。——显然，只要早立东宫，只可能是长子。
但这仍然是皇帝在各位大臣的压力下，不得不委以虚蛇，他不甘心就此顺顺当当让长子当了太子。不久阁臣王锡爵、许国、吏部尚书宋纁先后上疏请皇上尽快选定接班人，并以引病辞职来施加压力。这些人可都是朝廷柱石，远非七品言官那样好打发。皇帝不得不表明态度，传旨内阁说，册立储君，按伦序已定，再等一段时间，侯旨意举行，到时候还得有劳各位爱卿决策。——这道旨意明确了按长幼伦序，但就是不直说将立长子为太子。
这道旨意刚下，第二天礼部尚书于慎行（字可远，山东东阿人）便上奏疏说，皇长子册立拖延至今，册立东宫的大事，是臣礼部的职掌，如果臣等不言，那便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