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了微妙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他思想纯洁坚贞，安贫若素，培植了“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情感。像小说《贫贱夫妻》里说的：“物质上的享受，我们没有份，但靠着两个心灵真诚坚贞的结合，在某一个限度上说，我们的日子也过得相当的快乐，相当美满。”这种情操注入他的小说之中，闪耀着动人的光泽。另一方面，也使他勤于思索，富于对社会的洞察力，为他的小说创作开掘了不竭之源。
钟理和的居宅原是香蕉干燥工厂，面积虽不算小，但除开中间两间勉强还像个房间外，四围都是走廊，连厨房都只好隔开一段走廊来充设。在这种居住条件下，非但不用谈什么书斋，简直连书桌也没有的。家里除开有一张小茶桌，就只有一张可称是“四代功臣”的饭桌，桌面二处破洞“大得几乎碗都漏得下”，两只桌角已腐朽得不得不拿木头绑住。最初钟理和便在这上面写东西，单是那像摇篮似的摇摆不定，就够使人难过：“你必须时刻留心，稍一疏忽，或撇笔时稍用点劲，它便摇摆得吱吱作响，使你心惊胆颤，说不定你的灵感便会因此骇跑得一去不回头。是再伤心不过了。”钟理和当然也想拥有自己的一间书斋，那里面的摆设和装璜都按着自己的个性和审美趣味加以安排，一切都配合得十分得体，在那里面工作、休息或坐下来冥想，都感到自由、舒适和安宁。
钟理和家有一面宽广的水泥庭院，是用于晒香蕉干的。钟理和曾沿庭坎下种了几株墨西哥种木瓜。几年后木瓜树长得丈多高，一丛丛地伸张着茂密的掌形大叶。倘在晴天，树下就有几堆凉阴阴的树影。一年之中由秋分至春分的半年间，这树影便斜过庭边来。在一个冬日，当树影斜过庭边来时，那荫凉的黑块触动了钟理和的心机。于是他搬来藤椅及一条置放稿纸和钢笔水等的圆型几凳，便在那下边开始写东西。他的“书桌”竟是一块长不及尺、宽约七寸、厚约半寸多的木板，结实致密，沉甸甸的，发着暗紫的亮光，一端手托着，另一端则架在藤椅的扶手下。妻子外出劳动，他在家里带病操持家务，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常用背带把小孩子绑在门前树上，让小孩子在一定范围内玩耍。然后搬一张破藤椅，坐在树荫下，拿起垫板进行写作。树影时时移动，因而坐在下面书写的钟理和也不得不追随着移动，差不多每隔半小时便要移动一次。钟理和这样写道：
我极高兴自己的发现，它实在太美了。在那里写东西既写意、又痛快。那阴暗蔽塞的屋子和那窳破摇摆的桌子是连比都不能比的，就是世上所有的建筑得最华美最富丽的书斋，都不会比它更好吧！
你的书斋也许是明窗净几，雕金饰玉，也许案头有一盆古梅，壁间悬有名人的书画，但比起我面前壮大的山河，深邃悠远的蓝天，阡陌横斜的田野，就显得那么渺小寒酸，俗不可耐。
你的书斋也许华贵，而我的则简朴，但我不爱你的华贵而爱我的简朴。它因为是在天底下，光线富足；因为在山腰，居高临下，前边的山川、田园，村庄的云烟、竹树、人物，尽收眼底，眺望绝佳，你的书斋把你局限在斗室中，使你和外界隔绝；而我的书斋既无屋顶又无墙壁，它就在空旷伟大的天地中，与浩然之气相往来，与自然成一整体。有时我写得倦了，便放下纸笔，抬起眼睛。白云正悠悠地在舒伸、在变幻。有时它们集团地向西北方静静地移动着，云影在下边的山头和田野上驰走奔逐，一忽光，一忽暗，气象万千，变化无穷。
田野像一片绿色的海洋。如果碰在农忙时期，则一面尽是繁忙地蠕动着的灰色点子。他们在翻掘大地，给人类找寻生命的养料，那景象紧张，但是和平、勤奋，而且快乐。
还有袅袅的炊烟，远山如黛。
大自然给我装璜了一幅伟大壮观的国画，那是任何人造的书斋里都不会有的。那是一首宇宙的诗！
到了立春以后树影渐收，一过春分，它便缩短得容不下人了。但由木瓜树影所引起的灵感，使我走到别的树影下去。好在我家周围不会短少这种树影，不管草坡上、果树园，或屋后山腹，到处有的是。只要有一堆树影，再加上一张藤椅、一方木板，我就有书斋，就可坐下来写字，再不必为阴暗的屋子和摇摆的桌子而伤心了。
木瓜树在去年那几阵台风中不是被吹折，便被吹倒，一株不留。但马上我又往回种下几株小的，并且种得更靠近庭子，现在已三尺多高，也许到了明年冬后，它就会给我几堆深厚凉爽的阴影，于是我又将领有我那上好的“书斋”了。钟理和：《我的书斋》，《钟理和全集》第3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25—126页。
钟理和就是这样在满目山野田园风光的大自然“书斋”里，进入了他创作成熟和丰收时期，陆续完成数量可观、质量可贵的佳作。
不过，在乡下过着“简单淡泊、没有变化、与人无争”的生活，又因所居之地交通不便，平时深居简出，与外界绝少往来，故对外面的事情尤其是对台湾文艺界的情形十分隔膜，就是原来在北平从事创作时用的笔名“江流”亦已另有他人使用，于是次第更改用过“钟铿”、“钟铮”、“里禾”等笔名。当时文学创作的环境很不理想，政治风暴及文艺政策压制了台湾本土文学的生存空间。从历史上看，光复初期，台湾文坛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复苏时期。在日据时代受尽日本侵略者压迫的台湾作家，接连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积极投入文学活动，和那些由大陆赴台的作家一道，为在台湾重建和振兴中华民族文学而辛勤耕耘，各种刊物亦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但是，这种热切的期待和努力，很快为国民党政权的高压政治所破灭。国民党执行残酷的“肃清”、“清共”政策，许多人因言论触动了国民党当局而身陷囹圄，如从大陆去台的老作家许寿裳和台湾省籍作家杨逵、朱点人等，还有作家遭到杀身之祸。这无异于给满腔热情的台湾作家当头一棒，使他们噤若寒蝉，开始高涨的文学热情冷却下来，一度出现的文坛生机很快沉寂下去。加之历史的巨变带来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大多数台湾作家来说都是陌生的，一时还难以在文学作品中做出迅速的反映，尚处于对新的现实生活了解、审察的过程之中。除了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那样能迅速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之外，大部分创作还是揭露日本殖民统治、控诉异族野蛮的压迫。光复初期的台湾省籍作家遇到的再一个困难，是在短时间内无法逾越语言的障碍。在整个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明令禁止使用中文和汉语，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文、日语，造成了许多台胞不懂中文。因此，光复初期，除了个别年纪较大的作家外，包括在台湾文坛已经颇有声望的杨逵、张文环、吴浊流等，都几乎无法用中文进行写作。在台湾回归祖国之后，需要重新磨练中文写作的能力，学习中文就成了台湾人民特别是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的“入门第一课”。所以这时候，除了杨逵、吴浊流等少数作家外，其他作家都趋于沉默。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当局全面推行“反共复国”政策，严密控制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以“反共抗俄”、“反攻复国”为任务的“战斗文学”就是国民党当局在文学领域的强制统治的具体表现，也是50年代台湾文坛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台湾作家吴浊流在《要经得起历史的批判》一文中说，写“战斗文学”的人“出入有关机关，蝇营狗苟，玩弄文艺形式和政治口号卖钱，并以此为正业”，读他们的“反共八股”，“味同嚼蜡”。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侧重个人潜沉的心理描写、逃避现实的现代主义也开始在台湾风行。对于现实题材，大家惟恐避之不及，许多小说、新诗都有意无意地与生活脱节了。赖和等早期台湾作家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面临着一个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钟理和深居乡村，躬耕田亩，并与农民日夕相交，得以深刻地观察了解并亲身体验农民的生活与心声，在艰难的环境中默默地耕耘，坚持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不仅在台湾当地文学史留下了华采篇章，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宝库留下了珍贵的文学遗产。然而在5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未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流，少有钟理和创作的那类乡土文学作品的容身之处，多年来都是写好就往哪一家杂志社投寄，但寄出去的东西十之八九总原璧归还。起初，有足够的热情支持着勇气，所以在经过一番修改或重新改作后又再寄出去。常常一篇作品改了再改，作过又作，写五六遍不算稀罕。但是结果也不会好过多少。有时看看杂志社发出来的作品觉得还不在自己之上，于是更是信心百倍，鼓起精神又写、又寄。让钟理和感到有点不解的是，有的杂志社似乎更不把作者的流汗水绞脑汁当一回事，虽然也附上“贴足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但一寄出去就杳无下落，任你去多少信查问也白费。个中味道，只有自己明白。投稿、退稿、改写、再投稿，便是钟理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文学生活。几年间终于有一篇纪念亡儿的五千字文《野茫茫》被《野风》杂志采纳，数日后稿费发下来了，是一张写着新台币贰拾圆整的银行汇票，还得到相隔五十公里的高雄去领取。可是这数目连来回的车费还不够。真叫他张口结舌，欲笑不能，欲哭无泪了。
长篇小说《笠山农场》是钟理和最心爱的一部作品，以其与钟台妹的爱情生活为素材，展示了日据时期台湾的社会生活画卷。这部作品也被《自由谈》、《晨光》等杂志以“限于篇幅无法安排”为由而拒。1956年11月，《笠山农场》由于参加征文比赛，获得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主办的国父诞辰纪念长篇小说第二奖（第一奖缺），一时文名大著，也算是终其一生最感骄傲的事。1950年3月1日，在台湾成立以张道藩为主任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主持设立当时台湾文坛上最主要的奖项“中华文艺奖”，经费由国民党宣传部第四组支持，其目的是“奖励富有时代性的文艺创作，以激励民心士气，发挥反共抗俄的精神力量”。每年公开征求文艺创作，经过评审，发给奖金，并出版部分作品。所征集的文艺创作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以及戏曲、电影、绘画、文艺理论等八大类，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政治色彩明显，其中有反共的内容，但也有些像《笠山农场》这样的纯文学作品。以“文奖会”名义创办的《文艺创作》杂志，以发表获奖作品为主；成立的文艺创作出版社曾出版“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丛书”等。“中华文艺奖”在台湾文坛上活动了六年多，于1956年12月宣告结束。它对50年代台湾文艺思潮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这部成名之作，却因同年奖金委员会及其专刊《文艺创作》相继停办，以致失去发表机会。钟理和曾三度向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写信呼吁，又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提出陈情，但都像水滴大海，了无反应。钟理和“不晓得它几时能从那漫长的无期徒刑解除苦役，重见天日”，令他伤心至极。钟理和在致友人的信里发泄了满腔愤激之情：“说到拙著《笠山农场》真叫人伤心，既然是自己的心血结晶，何异自己的孩子，珍爱原是每一个作家应有的心情，然而仅仅一万元奖金便把它死死扣住，不再让它重见天日，何异于儿子让人用小可钱买去了打入丰都地狱，永不超生？人心同此，为父母者的心情，兄可想象而得。去年（按，指1957年）9月间，我曾遵从清秀兄的指示直接写信与张道藩先生要稿，信，寄出去了，我等了再等，却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实在不知道它几时才得被释放出来。私人的刊物是少数人的专有，官办的机关又不负责任，我们的文坛，漆黑一团，几时澄清？思及于此，不禁令人投笔而叹。”钟理和：1958年2月4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4页。经过各种渠道，终于在1958年7月索回《笠山农场》书稿。钟理和曾为《笠山农场》印书一事到高雄去跑了一趟。那些出版界的老板们不是摇摇头，便是摆出晦气的脸色，言下之意大有这年头大作家的名作还卖不出去，凭你这无名小卒？于是来几个“对不起”，拒人于三千里之外。有的干脆一看见原稿就摆手，连说话的工夫都不给你留下，只好怆然退下。1959年，钟理和又抱着试一试运气的想法投寄香港的亚洲出版社，也遭退稿。《笠山农场》在钟理和生前始终未能出版，成为他一部生前没有读者的代表作品。
这件事的影响当然不限于《笠山农场》一书，它对默默笔耕的作家精神上的打击更大。钟理和暗自思忖：我们写来写去，到底为什么？如果只是自我玩赏，那岂不是在做“天地间最不智”的事？何不干脆来卖杏仁茶、油炸鬼（油条），至少还可以喂饱肚子。面对当时台湾文坛“主流”的“反共八股”和所谓“现代潮流”的文艺，他无奈地说：“战斗文艺满天飞，我们赶不上时代，但岂是我们的过失？何况我们也无须强行‘赶上’，文学是假不出来的，我们但求忠于自己，何必计较其他。”钟理和：1958年11月19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6页。在钟理和看来，“在我们中国，‘卖文为生’已经是最没出息的了，倘写了文章又卖不出去，那该多么可怜！”钟理和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容于时下的杂志，并不是有意如此，若说这是清高自赏，那是冤枉的。他说：“我写作之为发表，为争稿费，和别人不会有二样，甚至我愿意多多获得稿费，所以也未尝不力求迎合他们。虽然如此，当我执笔时，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