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大，也不应妄自菲薄，我们是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将来台湾文学之能否在中国文坛上——乃至世界文坛上占一席之地，关于我们的努力耕耘，可谓至深且大，依此而言，我们之间岂可无一经常而恒久的联系？弟明知这事需要不少的努力，但弟不敏，愿为效犬马之劳区区微忱，敬祈谅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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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以文会友”，至今引为美谈，何况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愿我们在精神上联成一气齐一步伐，互相策励，争取光荣的一天。参见（高雄）《文学界》5期所辑《文友通讯》资料，1983年1月。
钟肇政的想法得到了包括钟理和在内的大多数台湾省籍作者的热烈反应，用钟理和本人的话说就是“心中喜慰莫可言状”，使钟肇政深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兴奋。不过也有一位朋友不以为然，并暗示“此举恐干禁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环境在人们心中投下的阴影。钟肇政闻此言，形容道“这真不啻是一盆冷水从头浇下”。为此，他苦思了一整夜，自问此举动机纯正，且个人亦有毅力承当一切责任，但若给每个文友惹来无谓的烦扰，则这个罪愆又怎么担当得起呢？钟肇政陷入极度的矛盾当中，无所适从。
钟理和对此明确表示：“只要我们立场清楚，不干涉政治时势，则有何干犯可言？那位文友，显过杞忧。只是人数太少，还是希望所有省籍文友们能全部参加。”钟理和：1957年5月16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3页。他还对廖清秀说：“我们不可因有一两个人的反对就改变原来的计划。”钟理和：1957年5月18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9页。
《文友通讯》终于问世了，只是范围缩小了，并采用私函的形式，仅负传达各文友的创作动态及对轮阅作品的意见。参加《文友通讯》的台湾省籍作者依年龄的次序排列为陈火泉、钟理和、李荣春、施翠峰、钟肇政、廖清秀、许炳成（笔名文心），后来又有许山木、杨紫江加入，共计九人。《文友通讯》对像钟理和这样住在僻远乡间深感寂寞的作家，意义是很大的。钟铁民回忆说：“得奖后最令父亲开心的是他得到了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在这以前他是多寂寞呀！他们使他恢复了他的信心。他是全心全意敬爱着这些朋友的，我们可以从他接到他们的来信时愉快看出来。”钟铁民：《父亲，我们》，（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陈火泉以后这样说：“在《文友通讯》期间，每次他（指钟理和）对文友的‘轮阅作品’所下的评语最仔细，句句中肯，针针见血。看到一篇好作品，他就高兴得赞不绝口；看到一篇坏作品，他就毫不隐蔽地指摘它的缺点。他没有私心，更没有分彼此，朗朗襟怀，山高水长，已不足形容了。”陈火泉：《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
1957年，廖清秀利用休假的机会到台湾南部旅行，打算过高雄时顺道到美浓镇去看望钟理和。钟理和得了信非常高兴，常言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于病中的他来说，更需要友情的安慰。
11月13日，廖清秀前往竹头角。当糖厂的小火车到达美浓镇时，他发现一个人走上车来，用流利的闽南话和自己打招呼，于是便认定这个人就是钟理和了。廖清秀觉得面前的钟理和比相片上还要年轻些，第一个印象是态度沉着，像是得了道的仙人一般，和蔼而庄严的脸上表露着历尽沧桑的痕迹，既往那些风暴已经过去了，现在只有风云过去后的宁静。之后，两个人从美浓租汽车来到了钟理和家中。
廖清秀在钟理和家中受到了热情的招待，与钟理和谈了两天两夜，就写作、处世、异性、命运、宗教等方面都交换了不少意见。钟理和告诉廖清秀自己的身世时，露出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他说乡人对他的任何批评，他都能坦然处之，丝毫不受影响。当时，几位文友中除杨紫江外，廖清秀都已晤面，诸文友共有的特征是外表柔而内心刚，许多见解与世人是那么的不同，所做的行为像社会的叛逆儿，对世俗是那么的不妥协、那么的倔强，但大家都是心地善良而富于正义感的人。见到钟理和，自然也没有让廖清秀失望。
此次南下，廖清秀本存有安慰并鼓励钟理和的念头，然而他发现被安慰和鼓励的反倒是自己。在处世上，钟理和说，只要自己认为是对的，只管做下去，不必理睬其余一切。写作上，两人的看法也较为接近，即认为要不断地写，但不必斤斤计较于发表，也不必为稿费而勉强写，作品的发表尤其要慎重。钟理和劝廖清秀慢慢地写，不必着急，而且他们这班人是属于所谓“过渡时期的作家”，如果能对优秀的后人有什么帮助，自己的使命也算达成了。
11月15日那天，两人要分手了，却感到实在还有许多话要说。因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廖清秀还是单身，钟理和还再三叮嘱他对女性要采取主动，不要等她们主动任何；对任何人都可以不低头，独对小姐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廖清秀在高雄另有要事，便忍痛分别了，还相约明年同到台湾东部去。
廖清秀回来后将会晤钟理和的情形讲给梅逊听，说钟理和身体虽然衰弱，但并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忧苦，心情很旷达，好像修行得道的老僧一样，曾经从大风浪中经历过来的人，把一切世事都看淡了。梅逊却觉得，一个人之对世事“看淡”，只是他受了重大刺激，悲哀到了极致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示罢了；倘不看淡，即没有生活下去的勇气。
某一天，负责《文友通讯》的钟肇政发现，文友们情绪似乎有低落的迹象，于是给诸文友印发意见表征求大家意见。经反馈后发现，绝大多数文友仍对这份油印“刊物”持关心爱护的态度。《文友通讯》的优点是加深彼此认识，联络感情，鼓励创作，切磋砥砺；但它不能发表作品，甚至难以向出版物推介，其“存在意义毕竟是消极的”，因此大家的兴趣由热趋冷亦属在所难免。钟肇政甚至担心是否由于在轮阅中对有的文友的作品提出严苛刺激的意见而致。他在给钟理和的信中沉痛地说：“如果我们之中有了这种裂痕，就必须立即反躬自问，务必将不愉快的感情摔掉。我们的阵容是这么贫弱，为台湾文学的前途着想，实在不堪任何精诚团结以外的心理因素存在。至少目前我们必须互相鼓励，互相扶持，彼此关爱，以谋求发展的，否则台湾文学的建立，只有委诸下一代的人们，我们只好成为没出息的人们了。”参见（高雄）《文学界》5期所辑《文友通讯》资料，1983年1月。钟理和在信中给予了钟肇政以安慰，说：“一年来虽然兄以无比的热诚，不辞劳苦，不避万难，肩负起文友间的通讯工作，然而到头来却不能不发出呼吁，能无令人痛恨？我们既无刊物，若果连一个起码的通讯也维持不起，那就不免教人灰心了。这是我们惟一的园地，我不愿看它无声无息地就此结束。意见表中，四项下所列二点意见，系最起码的要求，若此也办不到，那就只好‘寿终正寝’了。至于第二点意见，是因顾虑文友中有一二自尊心特强的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品受到不客气（可笑）的批评（我认为大有其人），而引起的彼此间感情的裂隙，故可以此补救。别人的作品，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批评不是吗？至若文友间自己愿意提出的作品，又当别论，因为这种人我是认为必有容人的肚量，经得起批评。对此种作品我们就可同样毫无顾忌的予以批评的（我相信这种批评才是最最善意的）。”钟理和：1958年2月24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5—26页。
尽管不少人各自心存《文友通讯》继续存在下去的良好愿望，但事实却不见佳，先是停止轮阅，后改为两月一次，渐成奄奄一息之势。1958年9月9日，钟肇政给诸位文友发出信函，正式宣告共发行十六期的《文友通讯》“今日寿终正寝“，其中不无悲壮之气：
在为“通讯”送葬之际，不似开什么“告别典礼”，让他悄悄地来悄悄地去，倒似乎较为恰如其分。
“通讯”虽没有了，但它在天之灵将永久为各位祝福，也将为未来的“台湾文学”祝福，但愿各位文友埋头努力，写，写，写，尽力地写，写出台湾人的心声，为“台湾文学”开出一朵璀璨的花！参见（高雄）《文学界》5期所辑《文友通讯》资料，1983年1月。
《文友通讯》停办后，文友们的书信往来依旧不断。这些战后台湾省籍第一代作家在艰困的环境中曾经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互相批评、互相切磋，在他们的身上其实正是担负着建立台湾现代文学的使命。虽然其中有人后来辍笔不写或被历史所淹没，但他们曾表现出的毅力与奉献精神，促使台湾现代文学架构的迅速建立，其功不可没。
更让钟理和感到欣慰的是，女作家林海音当时编辑《联合报》的副刊，十分关注台湾作者创作的作品。钟理和在《文友通讯》上参加轮阅的作品，也得到了林海音的青睐。从1959年4月开始，钟理和将作品寄交钟肇政，由他代为投稿。于是，钟理和的小说、散文次第有发表的机会——虽然这仅仅是他作品中的一部分。在《联合报》副刊发表的有《钱的故事》、《苍蝇》、《做田》、《草坡上》、《挖石头的老人》、《初恋》、《安灶》、《还乡记》、《耳环》、《西北雨》、《柳荫》、《阿远》、《贫贱夫妻》、《登大武山记》、《复活》、《假黎婆》、《阁楼之冬》等；另外，还在《新生副刊》上发表了《奔逃》，在《自由青年》上发表了《菸楼》，在《晨光》杂志上发表了《杨纪宽病友》。这时的生活虽然困顿，但却是钟理和文学创作生涯中精神最感到快慰的时光。
钟理和1959年5月的一天收到钟肇政的来信，附有发表在《联合报》副刊上的散文《草坡上》剪报，此外，还有一张署名为陈永善的读者写的明信片。明信片发自淡水，烦请台北《联合报》副刊编辑转“五·一·《草坡上》作者钟理和先生”，上书：“在这样一个愉快的5月的早晨，看完您的大作之后的感觉就像煦煦太阳一般轻快而温暖的。祝贺您的成功。我经常注视着新的花朵，您该算是一朵精致的紫色罢。我已经找到了几许，等那些丑得叫人长毛的荆棘枯萎了，等这些花朵长满了文学的‘草坡上’，中国的文学不会再荒芜的，不会再寂寞的。祝贺您的成功，也请接受我的敬礼！”
读毕此信，不禁让钟理和徒生很多感触，几乎为此又一夜无眠。他想起了古时韩非子“和氏璧”的故事。卞和因得一块玉璞两足被刖，“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后来玉璞虽得慧眼赏识，因而“贞士之诳”之名得到洗刷，但被刖的两足毕竟不能还原了。玉璞而证之为“石”因属冤枉，必须为之洗白，给予应得身价，但假使初即未得玉璞则何有后来之诳之名及足之刖？和氏之得玉璞宁无悔心？当日，他即给读者陈永善发去了复信。
钟理和的复信也使陈永善非常兴奋，便再度致信钟理和。信中，陈永善先是解释了上次寄去明信片的缘由。那是读了《草坡上》后，禁不住一种美的愉悦，随手抓了一张明信片，写完了就在上课的途中投递了。陈永善还在信中说：“编辑们竟而宁可在六七年间刊登一些低能的作品，而无视于这样一篇佳作。在文坛上搞圈子的文界官僚不肖去论它，就是仿佛水准和气息都要高一些的联副也免不了遗珠的。这使人感觉到，做一个编辑真应该战战兢兢了，因为自从文学从富有贵族阶级的资助和赞助下独立以来，报章杂志便承受了向世人保举一些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责任。它因而直接对作家的天才，整个的历史，文学负有责任的。所以您这六七年来的奋斗，除了说明我们的编辑人、‘出版家’（如果我们也有出版家的话）的不完全（外国的出版家除了金钱的打算以外，似乎有相当的智识修养。日本的岩波的出书使我有这么一种感觉）之外，更证明了您的作品是经得起试炼的。只要这个世人尚有人有心寻求美，那么伟大艺术终竟是会发芽，挣扎着生长的。由此我对您的才华和奋斗深致敬意。这也给我这后生小子一个极大的鼓励。”最后，信中说：“我，一个文学的营养不良患者，渴切地盼望您的更多大的钻石。晶亮的。”
陈永善当时是一名二十二岁的淡江文理学院外文系学生，酷爱文学。他于当年即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面摊》，之后创作势头一发不可收，先后发表数十篇长短篇小说。其创作中体现出的“建立民族风格，勇敢反映现实，为民众服务，推动历史前进”的创作方向，使他最终成为台湾当代著名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不过其显赫的文名用的却是他十岁时即夭亡的双胞胎哥哥的名字——陈映真。
然而这时的钟理和健康每况愈下，用他自己的话说：“一阵冷风，过劳，一场小感冒，失眠……就足够我躺下来。于是我必须尽量避免劳动，避免执笔，避免感情冲动——除开还看一点书只有安静、安静——然而人毕竟还活着，头脑依旧清醒。这就苦了。这是活受罪。家庭、生活、事业，在身边周围转着，但我必须闭着眼睛不管！”钟理和：1958年9月18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0页。家中已有长子铁民、长女铁英（1951年7月生）、三子铁钧（1956年5月生）和次女铁华（1958年7月生）几个孩子，生活负担加重，难得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