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在临终时要他烧掉橱中一些杂碎的文稿，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些在当时台湾社会条件下“敏感犯禁”的东西。尤其是记录二·二八事件的日记，更是小小翼翼地收藏在最隐密、最安全的地方。此外如《白薯的悲哀》、《祖国归来》和诸多日记，及从北平带回来的大陆30年代的“禁书”（主要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作家文集）、剪报等。长期以来，兄弟钟和鸣因政治事件被杀的阴影挥之不去，再想到自己成名以来树大招风的可怕，想到那些敏感犯禁的文稿书籍若因家人不知轻重而流传出去会造成无法意料的伤害，于是越想越怕了。所以在身体油尽灯将熄之际，交待长子把那些东西烧毁，以免祸遗家人。由此可知，张良泽概略叙述，又用文言文句法，变成父亲要儿子烧掉全部作品，系过于强烈、粗略的说法，与钟理和原来的用意有所距离。事实上，钟理和对于自己的作品是有信心的，即如他以前所言“有麝自然香”，才吩咐铁民将其未刊登的作品全部交由文友钟肇政处理。如果真是全部文稿片纸不留的话，张良泽何以作为呢？到了1997年10月，又由高雄县立文化中心出版六卷本《钟理和全集》。第一集收入以他的家庭、成长经验、婚姻、疗病见闻为背景写成的短篇小说十七篇，第二集收入以旅居沈阳、北平之见闻、人物为背景的小说十一篇及《大武山登山记》，第三集收入以战后初期在北平生活、回台经过及台湾农村见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散文及未完成稿三十二篇，第四集为长篇小说《笠山农场》，第五集为1945年9月至1959年12月的日记，第六集为书简、杂记（系作者用为创作准备的笔记，有谚语、童谣、山歌，具有保存客家文献的功能，亦可观察到其辛勤与敬业精神）。
在钟理和的文学活动成熟和丰收时期的50年代，他所遵循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并未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流。50年代末的台湾，虽然没有几十年后那么蓬勃的文学出版市场，但出版一本书也不至于困难到要在逝前交托未谋面的文友，向人捐款印刷的程度。当时“反共”文学作品早已生产了数千万字，文艺小说更多，像“大业书店”、“光启出版社”、“文坛社”等这些是专门出版文艺作品的，生产书类都在百种以上。可见钟理和在当时文坛真正是处在相当边缘的位置。1970年《钟理和短篇小说集》一书登报征求预约，结果台湾只有四人购买。虽然其间也有几篇专文评介，《台湾文艺》杂志于1969年10月还刊出钟理和追念特辑，似乎也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但泥土中的美玉总是会被人们发现和赏识的。钟理和的生平和创作，在他逝世以来，随着时间的脚步，日益放出夺目的光彩，受到海内外人士的瞩目和赞扬。钟理和等作家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传统，对以后的中青年作家王桢和、陈映真等有着深刻的影响。70年代在台湾文坛展开了一场乡土文学运动，尤其在中后期达到顶峰，形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流。在这波重视写实、召唤知识分子把眼光集中到身边社会现实的文化环境下，遂有唐文标刊在《文季》上的长文《来喜爱钟理和》大大肯定其不可低估的文学价值。唐文标说：“我们接受钟理和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他也许不是一个伟人，也许不是一个圣者，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又多么喜欢自己的兄弟，打开心坎，诚恳的忠实的将他的故事、他的爱、他的生命对你说。他的故事可能有悲哀，但决不感伤，可能平淡，但决不枯槁，因为他是那么亲切，那么接近现实的你我的生命面。我们甚至感觉不到‘文学’。是的。故事中没有鲜花，没有脂粉，没有仙女童话，没有新大陆、旧世界，没有象征、意象、超现实，没有诗意、境界，甚至没有许多公认是作为文学的东西。然而我们何曾希望看到的只是‘文学’，而非生命，要看到的只是词藻，而非人和爱？我们喜欢文学，我们喜欢的是属于我们的文学，是踏脚在这个有泥土的地面的，是由这个社会产生的，是谈到这个社会的进步和不幸的，是说出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希望和失望的，我们喜欢的文学是此时此地，而且谈到你我和许多一同生活的大众的。我们喜欢钟理和就在这里，他说的自己，但事实上他说的像是他那时代大多数人，大多数农民想要说的话。我甚至以为这种表达方式的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中优良的一部分，根源是来自民间文学的。”史君美（唐文标）：《来喜爱钟理和》，（台北）《文季》2卷，1973年11月。《钟理和全集》的出版也正好应和了这一形势。也可以说，钟理和作品开始普及，是伴随着乡土文学运动的浪潮而逐步高涨的，钟理和的文学恰好赶搭上这班列车，成为乡土文学中广受评论的一环。它说明，钟理和的艰辛努力是有历史意义的，他的作品的价值不但在于它本身的内容和艺术，还在于它的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钟理和因对台湾文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而受到台湾同胞的推崇和爱戴。台湾评论界崇敬地称赞钟理和是“台湾文坛中响叮当的人物”、“真正的农民作家”、“台湾作家群中的一颗彗星”、“台湾文学的主流作家”，公认他的作品“能够代表真正的台湾文学”。1980年，为纪念钟理和逝世二十周年，台湾自立影业公司拍摄了以《原乡人》命名的钟理和传记影片（导演李行，主演秦汉、林凤娇）。该片以朴素、真诚、毫不夸张的视觉语言，记叙了钟理和的一生，赢得了许多观众同情的眼泪，这使钟理和的事迹传播更广。
在乡土文学热潮中，人们发现，那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日据时代台湾乡土作家已老成凋谢，遗憾的是，他们的作品、手稿，后人不知珍惜保存或找不到专门存藏之处，随着时间有被次第湮没之忧。台湾南部的几个作家想到了建立一个文学纪念馆。经过多次商讨，终于一致决议筹建在台湾乡土文学具有领导地位的钟理和纪念馆。1979年6月，由文学界林海音、钟肇政、叶石涛、郑清文、李乔、张良泽等六人具名，发出筹建“钟理和纪念馆”的募捐启事，吁请各界人士踊跃赞助。启事中说：“我们慨痛逝者，在景仰这位‘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先辈之际，乃积极设法保存那些血迹斑斑的遗稿，筹建纪念馆来存藏展列，除表达吾人对他的敬意外，更希望能在文学史上发挥承先启后的精神，留给后代鲜明的典范。”
“钟理和纪念馆”馆址坐落于美浓镇笠山山麓他晚年生活、写作的故居，距镇街约七公里，黄蝶翠谷入口附近，右侧毗邻南台湾佛教古刹朝元寺，面对双溪潺潺绿水，水秀山明，风景绝佳。土地由钟理和家属无条件提供。1980年8月4日钟理和逝世二十周年时举行了动土典礼，同日钟理和传记电影《原乡人》在美浓首映，轰动小镇。以后因遇到物价波动，建馆工作因经费困难，几次陷入停顿。经过多方努力，终于1983年8月完成一楼，落成启用，第三年兴建二楼。
纪念馆占地约五百坪，馆舍本身一层约五十坪，馆后是笠山，前后都由树木果木包围着，十分清幽宁静。一楼为纪念馆主题部分，陈列钟理和文稿及有关资料。其中有钟理和生前使用的书桌、书架、眼镜、印章，还有他坐在木瓜树荫下写稿件用的木板，以及他的藏书、剪报、朋友间往返的书信、原稿、日记、杂记、照片等，再就是有关钟理和研究及相关资料。参观者藉由陈列的文物及解说文字，了解和认识钟理和及他的文学。二楼陈列台湾地区作家手稿、著作以及相关的史料和作家照片，目前收藏有一两百家珍贵原稿，还有数十幅台湾名画家的画作。1989年成立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除维持纪念馆开放外，还陆续筹办文学研习会、文化讲座等。台湾的不少老师带着学生在这里寻找资料，研读讨论台湾文学问题，或各地学校文艺社团请求馆方介绍台湾文学上种种成就。以后，又在钟理和纪念馆附近建立了“台湾文学步道园”。
钟理和的文学遗产充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乡土的感情，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百花园中的鲜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文化财富。随着改革开放和两岸交流的深入，钟理和的生平和创作开始为祖国大陆同胞所了解，他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也得到了大陆同胞的尊敬和欢迎。1980年8月5日，中国作家协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座谈会，纪念钟理和逝世二十周年。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在祖国大陆举办的纪念台湾作家的集会，也是祖国大陆和台湾文化交流的形势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之一。次日的《光明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长文《台湾著名爱国作家钟理和简介》。《钟理和小说选》、《原乡人》等作品也相继在大陆出版。钟理和在我国新文学的长廊中自当无愧地列身其中，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识。
从台湾近几十年的文学史中，人们不难发现，几乎每次文学论争中，都不乏出现钟理和的名字。像关于现代诗的论争、乡土文学论争、“独统”文学之争，及至90年代新一波的“后殖民”论述等。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文化认同”、“民族意识”、“中国结”时，钟理和及其文学创作常用来作举例和辩论的焦点。80年代后，随着台湾政治气候的变化，出现了一股妄图使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台独”逆流，“文学台独”是这一逆流在文学领域中的表现。“文学台独”分子荒谬地宣称：“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陈芳明语）于是对吴浊流、杨逵、钟理和等作家的思想和作品加以篡改，歪曲本质，妄图从流变过程上割裂台湾新文学与大陆新文学的血缘关系。在他们那里，本来是向往、热爱祖国的钟理和被移到了与中国对立面去。他们夸大甚至歪曲钟理和作品中对旧中国造成诸多弊害的批评；对钟理和原抱着“誓死不回的决心”却于战后被迫携妻带子返乡，这一本是阶级压迫的事实，更被说成是对中华民族的弃绝。其实，“文学台独”分子的种种谬论是很难站住脚的。且不论在主权归属上，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容独立于中国之外，就是从历史文化上看，两岸也是民族同根、文化同源。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因素分析，台湾文学都应被视作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文学不仅遗传了中国文学的基因，更传承与发扬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风骨。台湾新文学直接发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尽管其演进的历史因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的不同而与中国文学主体有所差异，从整体上说，依然是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和中国大格局中发生和发展的，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更没有变成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另一种文学。早在台湾新文学发轫之初，台湾文学家张我军就明确指出：“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地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张我军：《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台湾民报》3卷1号，1925年1月。光复后，台湾文学界曾就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进行探讨，“台湾既（因光复）为中国的一部分，则台湾文学决不可以任何分离”这一主张，几乎为人众口一词地支持。老作家杨逵就寄希望于光复之初“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杨逵：《如何建立台湾新文学》，1948年3月29日《新生报》“桥”副刊。虽然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台湾文学生存环境并不理想，但还是在不算丰沃的文学土地上顽强地生长出钟理和的作品这朵瑰丽奇葩，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钟理和从其创作的一开始就受到中国近现代文学相当大的影响，甚至曾想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作家。他青年时代曾大量地阅读五四新文学作品，在以后的创作中仍孜孜不倦地钻研其中的优秀作品。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巴金、叶绍钧和张天翼等人的由衷敬佩，他的作品也处处显露出五四新文学作品的明显影响。钟理和的作品从内容、情感到形式、语言，都体现出鲜明的“中国意识”，他主张用全中华民族都认同的汉语写作，给人的印象尤深。可以说，在台湾文坛上，钟理和是最成功、最和谐地汇入祖国新文学运动巨流中的一个。他在作品中屡屡言及台湾与大陆的血缘关系，多次提到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中国文学；即使自己的创作环境十分恶劣，体会到的也是作为“中国作家”的悲哀。钟理和当然也曾提到过要发展台湾文学，“为海岛争一席位”，但必须放在当时具体的文学环境中去加以理解。“发展台湾文学”是基于强调反映台湾的现实生活，与“反共八股”相对抗而言的；“为海岛争一席位”毫无疑问也是指的台湾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其追求的目标是把台湾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潮流，而不致使台湾文学成为中国文学里的空白场。这些观点与厌弃中国的分离倾向有何相干？在钟理和的思想意识以及文学创作中，热爱家乡台湾与思慕“原乡”中国是相辅相成的，即使在用过于苛刻的言辞批评那些不良的民族“劣根性”时，也并未否认自己身上流淌着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日本学者泽井律之经过细致研究后认为，钟理和作品世界具有浓厚的台湾地域性，“但是，他的主题内容、表现方式以至于思想层次，都顺应着中国近代文学的潮流”。泽井律之：《台湾作家钟理和的民族意识》，（台北）《台湾文艺》8卷128期，1991年12月。已经成长为台湾著名作家的那位“一读者”陈映真（永善）认为，包括钟理和在内的台湾作家“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挣脱外国的堕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