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在自己足下平空响起一声地雷，茫然如失去了知觉”。直到孩子降临人世，“漫长，悲壮而且断肠的第一声”哇地冲出来，“壮穆的一瞬，崇严的一瞬！在这一瞬间，我分不清我所感到的是什么，是悲哀？是快乐？是幸福？是伤心？是感激？是尤怨？那声音似一把尖刀，猛然往心上扎，我觉得喉头如梗，胸膈似压，呼吸窒息，同时，两行热泪，滂沱而下”。孩子降生了，主人公却不敢走前去：“一边，我谴责，并且蔑视自己的这种鄙贱，与卑怯的思想，一边，则又不能不为世间不清不白的伦理道德的这种滑稽、神秘，不可解所苦恼。”他看到自己的孩子“露出在被外的脸，是红的颜色，两只小眼睛，半开阖着，濡湿绵细的胎发，覆着额部，像未生毛发的软体动物，瞧瞧就觉可怕”。想到的是，“为使其不忘出生之微贱，并且，后日须有健全，而胜过昔时的钢铁般坚毅的生涯，即一边记念着身世的惨苦，而一边希望其能勇往直前，不为过去所苦，因名之曰健生！他日后能体会出为父者之苦衷否？”
主人公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说：“请你留神，感情强烈的人，往往会被感情本身焚毁，它往往会叫一个人，抓住幻影当是能兑现的理想而期待着的，你须冷静的内省你所拿住的是幻影，抑是实际，幻影虽华灿，破灭只在瞬间。你该知道，世间用完自己的春青、力量、热诚，而尚不能达到目的底事很多很多，社会上既存在的成见，是强有力的可怕的东西，它要使有反抗性的每个年轻人，都磨削掉其富有弹力性的棱角，叫他屈服，并且柔顺如羊才肯干休。没有反抗的勇气的人，固然凄惨可悲，但没有彻底反抗的勇气，在半途里便挫折的人——他不能彻底实践他的意志而摧毁了时，那时候，才是人生莫大的悲剧。是故，你说：‘只有有反抗的勇气的人，才能劈开自由与光明之路’，尚欠老成，须知只有有彻底反抗的勇气的人，才配期待能劈开自由与光明之路的希望实现。”
在灰暗生活的重负下，主人公极度迷惘，几乎成了“抱着爱与信念而枯萎的人”——
我自竖起旗帜，尔来已五月星霜，这其间，败而又胜，立而又仆，辗转沉浮至今日。于今，则赢得这不堪设想的身世。我想牺牲自我，捧颗热烈、真挚之心，奉献与一切我所爱者，然受之者其为谁？
过去如彼，眼前如此，未来呢？
然而，我还须把持我之所信，推行自己的意志，死而后已。可是，啊！妻与子呢？眼前无依无靠，我死后，孤妻幼子交谁？不然，流落天涯，而为化子？
生不得其生，死不得其死，啊呀！……
在主人公的心目中，那个叫康孝先的人似乎才是他的希望所在。这个未曾露面的形象却贯穿作品的始终。康孝先曾在一个秋日的垂暮时候向主人公挥手道别：“老袁，你别焦急，请耐心候着吧，我这一去，早则一月，迟则二月，总会给你们捎来消息的！”他走后一星期，收到一封信，那是报告他已过了山海关而且一路平安的信——因为他无护照。此后便杳无信讯。一日，在微醉的朦胧中，主人公仿佛来到一个辽阔不知所止的荒野，前面划出一角墓地。墓地里有一座新坟，坟前立着一块长方木板，淋湿的字迹写的是“康孝先君之墓”，没有年月。好像真地见到了日夜念念不忘的友人康孝先，却又发现那是一柱泥塑的立像。这场噩梦牢固地萦绕主人公的脑际，心里颇觉凄凉，让人怀疑好友还是不是好好地在这人世间。直到次年春到人间之时接到一封无名的电报，被告知“康孝先于昨晚九时仙逝”。于是，万事俱休，希望已化成一星星的火花，由眼前消灭而去了，一年来所守候的康孝先的同时也即是自己的讣音。
结尾处，仍是一个漆黑的夜。“咿——”地一声，院门又被关上了，“继之而来的，便是一片凄寂，与难有光明之希望的漫漫的永夜”。明日尚有什么希望呢？不，此后还有什么希望呢？没有！那是痛苦，是幻灭，是丝毫没有光明与温情的灰色的日子的连续！在主人公心中，希望之门便永远地关上了。“门”阻隔了与外界的接触，但在作者潜意识里，似乎还有一道无形的“门”存在着，这道“门”就是不幸历史造就的恶果，阻碍着祖国内地与台湾同胞的沟通，门里门外互相默默窥望，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毫无介蒂地相互了解的。
在《门》中，他叹道：“如果有一天，我从这世界，不，从这奉天消灭掉我的生存时，奉天可以仍像一匹食血兽，只不过舔舔粘在嘴唇上的腥暖的血渍，之后，若无其事的预备着再扑向第二个生命去么？”在现实中，钟理和也最终关闭了痛苦幻灭之门，举家离开了“象残酷的野兽的都会”的沈阳。
钟理和在东北感受到依然笼罩在日本殖民统治中的阴影，忍受着异族的欺凌压榨，于是再度排除万难，于一九四一年夏偷渡到一般人心目中是人文荟萃的文化心脏——北平，先住在南长街的西湖饭店，后在南池子胡同租了房屋。然而这时的北平同样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践踏。到北平后不久，因生活所迫，钟理和应聘华北经济调查所，任翻译员，待遇甚丰。
昔日故都北平是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城市，但几年来在日寇的铁蹄下变得十分凋蔽，这在钟理和当时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八时二十五分北京发。至良乡九时三十六分。风势颇猛，飞沙扑面。站南矮冈，古塔耸立，呈苍老色，云为隋时物。鸦鹊交鸣，野趣盎然。住宿在新民会。会昔似为民房，室宇已旧。土场中有扫儿草、有槐、与柏。秋色凄凄。
…………
在西关城根下，周遭黄草漫然。庙已塌落，砖瓦狼藉，神象之倒下者、埋土中者、剥落者任其自然，似无人管，亦不见有烧香者。故云庙人实不过以传统的习惯，藉此日热闹热闹而已。庙会在旧历九月十、十一、十二日三日间。庙前摊贩子雍然成列，人如燕子穿梭。有卖书者、有卖农具者、有卖小儿玩艺、布帛、女用品……各色各样。钟理和：1942年10月16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65页。
搭公共汽车往周口店。风很大，黄尘弥天。汽车是燃煤子的，走颇迟。车中有一小笼，里有信鸽一只，言车故障时可放之，便联络云，的是好法子。龙骨山在站旁高冈上，是为二十万年前北京原人遗迹。四周衰草凄凄，洞深五丈余。洞壁俱涂以白漆，且有字，想为暗号或记认。洞久停掘，里有几只鸽子营巢其上，其下鸟粪斑驳，颇饶神秘之感。
洞岸傍有一白大理石碑，乃纪念此回事变战殁勇士而立者。
冈后面，山阿中有一菩萨庙，已为炸毁。坡下眺望甚佳。周口店为二。在昔周口店本为一，后为琉璃河所冲，是以为二。河道中间今尚见圯毁房舍，荒凉万状。
…………
庙祭在每年七月一日，是日俱至庙致开宴，村长抄碑文诵之，此盖系提醒后人毋忘先人大志之意。然事俱与事变（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引发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咸灭矣。而今庙破碑荒，大有今昔之感。钟理和：1942年10月21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66—267页。
我们尤其可以从下面这则日记中，清楚地看到当时北平郊区的村民在日伪统治下被迫进行保甲训练的景象：
此日似为该村（吴店村）保甲训练。在未进村前便已听见锣声噹噹，此乃集合号令。庙前，已排有五六列人了。皆手操武器，有枪有木棍，中有持高梁棒楷及耙者，且此项占有半数之多。有半裸者，有全裸者，有十一二岁小孩，有龙钟老者，歪歪斜斜实现古来乌合之态。如此如尚能于有事时完达其职责，盖系难事。在乱嚷嚷一群人前头站一警察（说是乡公所局长），正在训言，滔滔不绝者有两小时之久。训话后锣声一响，哗然云散，皆埋伏作实习去矣。有沿墙爬行者，有伏地者，有作窥伺状者，种种不一。钟理和：1942年10月29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68—269页。
因感于民族大义，钟理和不肯为日本侵华机构服务，三个月后就愤然辞职，并拒绝以日本侨民身份领取配给物质。他改行经营石炭零售店（石炭是客家话对煤炭的称谓），家计转为艰难，幸赖钟台妹苦心支撑。后来专事写作，生活依靠表弟邱连奇接济。
钟理和在北平感受中国感情，体认中国事物，研究追寻中国文化的精髓。他感觉到“埋藏在这古老民族故乡中许多可能见闻的东西：历史的沉淀物、世纪浮渣、与传统的泥淖”。旅居北平首尾六年的时间里，他曾到山西、河南、山东等各地，或谋职或访友或旅游考察，还参与台湾旅平同乡会各种活动，同时拼命阅读、写作。他开始以“江流”笔名投稿，还翻译介绍日本作家的小说、散文等，投稿各报，1943年起有作品发表。
1945年，钟理和到了而立年。这一年的4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夹竹桃》以“江流”为笔名，在北平由马德增书店印行。这是钟理和生前惟一亲手出版的书，包括两个中篇《夹竹桃》、《薄芒》和两个短篇《新生》、《游丝》。这些早期作品可以说是钟理和早年在北平生活经历的缩影。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幅小市民的众生相，以辛辣的笔调讽刺了旧中国市民阶层的落后性、自私性，虽然在思想和艺术上并不成熟，但却反映了作者青年时代对贫穷落后、饱经忧患的旧中国忧国忧民的感情，表现了作者对人生道路的探索。该书出版后，北平文化界人士谢人堡写了一篇短评，其中说道，在这一个短篇小说集中，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原作者对于生活立场所抱的观点，第二我们更可以发现江流先生在文艺间所显示的个性。此书虽然仅仅含纳几个短篇，却写尽了南北民间许许多多的生活。他不但暴露了中国的强韧的民族性格，并且把青年爱情的心境和伦理，写得栩栩如生。
《游丝》写于1943年8月。关于作品标题，曾有后人解作“传统社会沿袭下来的势力主宰着女性的命运，女性的无助无力宛若游丝”。作品写的是“我”同院兼同乡的女儿锦芝，爱上了一位有妇之夫张先生。因为那位同乡曾把他的女儿托给“我”，替他关照，所以，“我”对锦芝晓之以此事利害，劝她放弃继续与张先生交往的念头。锦芝自那夜“我”对她冠冕堂皇地说了许多大道理后，“日更日消沉，日更日忧悒，而且沉默起来，每天照例上班下班以外，便好似土龙儿，深深把她自己藏起来”，最后病倒了。锦芝告诉“我”她给张先生写了信，说不再想见他了。“我”很高兴，以为完成了锦芝父亲的托付。可锦芝病愈后却也不再有明朗的笑声和快活的姿影了。终于有一天，锦芝表明了她的态度：“我相信我自己的爱，我将依靠它为光明的指标！”并且和心上的人走到了一起。小说的过程比较简单，因而缺乏必要的说服力，但作者鼓励青年男女敢于争取自己的幸福，未尝不是一种自勉。
《新生》作于1944年3月，主要探讨的是一个人的价值究竟是怎样依附于金钱之上的。两年的时间，家庭由圆满到零落，令“我”沉入了困惑之中，抚今追昔，只有黯然神伤而已。这迫使“我”严肃地研究与检讨一下自己。两年前，“我”及兄弟三个都有差事做，三个人养活母亲以下拥有十一口人的家庭。“我”那时候在某机关，每月往家里拿回两袋面和四十元钱，因此也就牢牢地获得了在家中应得的地位和尊严。“全家里是一团的和气，幸福，圆满。亲子有爱，兄弟有敬，夫妻有情，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好像我家是在体现着儒教的精神与道德。在世局不平的大海上，我家是满蓄着西北风向前驶的一只船，一帆风顺。”后来，“我”出于正义感，和一个被上司宠爱的同事发生冲突而失业，家里人的眼睛“便渐渐变为秋天那阴暗莫定的怪样，态度也渐渐带出冷淡的味道来了”。“我”的地位渐渐动摇，尊严也渐次坠地。每当“我”抱着希望与热情出门去，傍晚却又垂头带着浓重的失望与怅惘而回来时，家里照例是早预备着满付锋芒的嘲笑与轻鄙在候着“我”了，准备“我”一进去，便如一盆冷水兜头泼过来。人们的冷视是怎样的可怕和不幸受到这种冷视的人是怎样的可怜，这一切“我”都尝尽了，“隔膜、仇视、反感，在彼此间深深地划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的仇视、憎恶的范围扩大了，由“我”个人而至妻与子，及和“我”有关连的一切事物。他们的群也增多了人数，由几个人而至于母亲及左邻右舍。他们无一例外地对“我”怀着又似怕畏又似憎恶的态度。“我”发现了自己以前的残骸，也发现了人类的假面——伪善、礼仪、宽容、情义……认识了假面背后藏着些什么东西。而今“我”才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由生活派生出来的现象。自己拿出多少，便能够收回多少利益，家人也就给与“我”相当的尊严和地位。作者不由得叹道：“有了圆满的生活，然后才会有圆满的家庭，生活才是团结家庭的最大力量；伦理组织是生活派生出来的社会秩序；而我的地位与尊严，也就是因为我是能够帮助家庭的生活的有用的一员。”“家庭是一种公司，我今天入股了，今天我便是股东，可以由这里尽量得到爱与笑意与收益；明天我退股了，我不是股东了，完了！那么请走吧，莫踌躇！不然，你便会立刻碰着人们的冷笑——能够叫你打颤的比冰还冷还难受的眼光与脸色。”“我”希望着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间的道德的再建。为了自己要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