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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竹桃》创作于日寇侵略魔影笼罩中国大地的动荡年代，国难当头，民族觉醒，光明与黑暗激烈地搏斗着。其时，钟理和怀着几分期待与希望，携钟台妹弃家外逃，从遥远的台湾来到苦难的沈阳和北京，举目无亲，生计无着。有的人认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而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走卒（现实中的确也有不少台湾人帮助日本人残害自己的同胞），因而拒绝租房给钟理和一家住，当然，这种历史的账应是算在日本侵略者身上，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归咎于台湾人。因理想幻灭而心头郁结着对原乡大陆难以名状的矛盾与苦闷，给作家的心灵也给他的作品蒙上了晦暗、忧郁的色调，是作家的生活际遇和思想经历带来的局限性。日本学者泽井律之研究认为，“钟理和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殖民统治的抗拒意识，并不相等于近代的‘中国意识’（中国的国家意识）。即使他的终极目标是近代的‘中国意识’，也是在没有直接接触中国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一种思想理念而已。这种思想理念多少被理想化了，以致于当他实际接触到中国时，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会感到困惑，会产生挫折感，甚至迫使他向后退却。但是，既然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而与中国脱离了国家关系，那么台湾的知识分子想必都和钟理和一样，空有一腔近代的‘中国意识’而已，迟早都会碰一鼻子灰的。如果台湾的知识分子必须超越这一层壁障，才能求得真正的国家意识，必然得经过一番难以想象的磨练吧！钟理和怀抱着热烈的民族意识，踏上中国的土地，却看到一片停滞不前的落后景象，他始终找不到积极进取的民族图像，于是他在自己心中描绘的‘中国意识’破灭了。在破灭中，他以他自己确信的人道精神和人性尊严做为指标，面对眼前的现实，凝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悲剧。”泽井律之：《台湾作家钟理和的民族意识》，（台北）《台湾文艺》8卷128期，1991年12月。钟理和虽企图找出造成人间悲剧的原因，置身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但最终因思想上的局限而只是流于表层，也表明出作者不可能使自己超越出当时的认识水平。
钟理和在北平期间还创作了《生与死》、《逝》、《秋》、《第四日》、《白薯的悲哀》、《私》，以及未完成的《供米》等。
《生与死》完成于1944年12月23日，1946年9月15日以笔名“江流”发表于《台湾文化》第一卷第二期。作品纯属心理小说，细腻而精致地描写了机关职员张伯和经历半生坎坷而悲切凄苦的心态。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静谧黑夜，张伯和坐于柩前，一边拈香与亡妻对语，一边回忆一生艰辛苦斗的历程。由于他的正直与坦率，不能见容于社会。最初，他的两个孩子“有如砂子似地，一个一个从他指缝间漏失了”。作为他“在此世上的惟一的安慰、鼓励与依赖者”的妻子，因缺钱医治，延迟致死。在炎凉而广大的世界中，只冷清清地拋下他一个人，最后被迫“由社会、由家庭——由人生一直退到这人世的道旁，这不为世人所注视的角落里来了”。小说中，现实与过去穿插交织，现实是死亡，过去是生之欲，生死如绳之二股，由远而近，由松而紧，令老人颓唐而绝望。结尾处，夜渐次退去，现出苍白的曙光，这时棺材就要被抬走，孤独地埋在索漠的荒乱草下。“供桌上的二粒灯火，似已预知自己的命数之将尽，乍见得那么渺小，且无生气”。
《逝》于1945年7月写成，次年以笔名“江流”发表于《政经报》。该作通过描写两个不同的少年形象，透视出人生的某种迹象。小禄是个聪明伶俐而且柔顺的孩子，他随时随地能够体察客人们的心理，伺候客人周到体贴，可说是无微不至。然而他也有一个生来的缺点，就是他刚毅的脾气。在柜上，不管是对伙友、大司，抑或和他一样的学徒，他向来吃软不吃硬。如果你想对他施用高压的手段，那便不问你的年龄，也不问你在柜上的地位比他高或低，他宁肯让你打死，也不服这口气的。他不喜欢柜里的人，也不打算当柜上的伙友，而且什么买卖也不想做，因为他认为买卖人没出息。他的目标是想当兵，理由是当兵自由、不受人家的欺负。当他得知只有读过书的人才能当兵时，就想到让“我”教他读书。他只要一见到“我”有功夫并且高兴，便要求“我”讲说他所能够入手的任何书本上的故事。“我”也愿意帮助这个善良且有向上的少年。小禄对一切印刷物都有汇集的爱好，这里有教科书、小说、杂志、传单报纸、月报、广告、鼓词，甚至是外国文字，有整册的，有撕下来的散页。可是，小禄终于在一次与柜上的人发生冲突后，离开了柜上。后来，柜上的人说，小禄已经死了。现在，柜上又新来了一个学徒家兴接小禄的位子，虽比小禄年长，但比小禄懒而且呆笨。家兴是温顺而听话的，然而无论如何，他的偷懒、贪睡和感觉的迟钝、言语的不得要领、黄黄而痴呆的眼睛，总而言之，他的不灵与动作的迟慢，常常使“我”想起从前的活泼少年小禄。家兴的打算和小禄截然不同，不但觉得当学徒好，而且以后也打算做买卖，像柜上一样。更令“我”感慨的是，在家兴的眼中，小禄收集的那些东西不过是一堆废纸，把它们连抽屉一块抱出外面去，“像埋藏夫锄头边掮一具不相识的人家的婴儿，无丝毫怜恤与留连”。而“我”却觉得那废纸与自己有一种关联，在这里感到了一种亲切，与故人肉身的爱与温暖。
《秋》和《第四日》也都写于1945年。《秋》一文共七章，约一万三千字，在钟理和返台后被一家杂志社拿去，但文章尚未登出便遭逢二·二八事件，原稿遗失，1949年治病时凭记忆重写，其中一至四章为原文，删去五、六章，将第七章改写为第五章，1960年以遗作发表于《晨光》杂志第八卷第十期。小说写的是徐光祖本来爱着部里做事勤谨、容貌端庄而自持的女同事王蕙文，后来调到这个部里来的另一个女人吕静宜以大胆火热的作风插进他们的中间，扰乱和困惑了徐光祖的心，而王蕙文悲凄的身姿则渐退渐远。在数月后的一个宁静而和平的秋日，徐光祖与吕静宜结了婚。两人结婚后，为了想让新家庭舒适、温暖、体面，吕静宜辞了职，专心做太太。他们也曾沉醉过爱欲的疯狂中，但生活的重压还是向他们袭来。“这对新婚夫妇的新家庭的餐桌上，也随着浪潮的冲击，节节退落。机关每月的配给，原是面粉一袋的，却变成半袋，后来再减为四分之一袋。他们的三餐，正比例地由原来的大米白面一变而为白面与玉米面的杂食；到现在，则差不多已以窝窝头为主食，白面只能偶而一见罢了。若不预为绸缪，让它长此下去，则就甘心啃窝窝头，看来也不得不成问题的。”徐光祖想方设法往家里拿回来钱，同时也变得憔悴和悒郁，对妻子也不愿将心事和盘说出，原指望把光明幸福带进家来，相反地，那阴霾、暗淡和冷漠倒把家整个儿笼罩起来。在无比的空虚中，吕静宜学会了打牌，后来则竟不顾一切，不管深更半夜地打起来。虽然他们结婚才有几个月，却很少能有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丈夫下班回来，家里不见妻子，夜里只好拥被独宿；到了妻子在晨光微曦中自外面回来，则丈夫又是准备上班的时候了。一个甜蜜的新家庭，便如此弄得死气沉沉。徐光祖和部里的一个同事干起了盗用公款的事，事发后被捕送局。一年多后的秋天，徐光祖服刑期满被释放了，但此时妻子静宜已经走了，王蕙文也死去，他变成无家可归的人。钟理和日后谈到《秋》一文时说：“至于它的主题，说它是描写一个青年在三角恋爱中受到乙女的愚弄固然有一点，但我的本意却在致力讽刺把爱情视同儿戏一点上，所以只把青年和甲女的恋爱轻轻带过。”钟理和：1959年10月11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74—75页。而实际上，读者也完全可以从中品出“选择决定命运”此类更深刻的哲学意味。
《第四日》以客观观照的手法，藉日本人之眼看日本人，表现了日本战败后，在华的“在留邦人”（日侨）归国前的惶惑无奈。他们歇斯底里的热情已成过去，“从前祖国要他们去杀敌，他们便去杀敌，他们每个人都为国，他们希望祖国打一个胜仗。但是现在，既然他们贡献了一切，而祖国仍是打输了，那么就该让他们想想自己的事情了”。同星星一样散在广大黄土平原上的“在留邦人”从四面八方一齐集中到某部，部里办了十几桌不算丰盛的筵席，给“在留邦人”饯行。他们议论着这场战争，也猜想着日本的今后。有人还雄辩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科学发展起来，充实起来！只须十年，日本就可以再起来了。你们得把日本富强起来！十年，十年呀！来！”接着竟借酒发狂殴打中国厨子。这人被部长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你一时怒气？不是吧！那是因为你太看得起自己，你是优秀的大和民族！你瞧不起人家，当人家是劣等民族。可是多么羞人，优秀的战败了。这，你又怎么看？你神气什么？”“哼！你当日本十年就能够再起了？你想发展日本的科学？吹牛皮！日本战败，并不是因为没有原子弹，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批狗奸商。士兵在火线拼命，你们就在后边发现成财。如果有人应该砍脑袋，那么这个人就是你们，不是别人。明白了吗？你十年就想扶起日本？哼，不要做梦吧！日本就再一百年，也爬不起来啦！知道了吗？混账！”应该说，钟理和对战败后在华“在留邦人”心态的把握是有其现实依据的。钟理和平日里常见到在北平的日本侨民战败后依然在大街上挺胸阔步，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唯我独尊”的心理不见稍减，而这种态度则只能刺激中国人殴打他们自己。钟理和记起史坦贝克的一段话，即人到了某一个时候便会失去自信，让他的敌人追踪得恰像在猎夫之前的一头小兽，这意思以为，人之有尊严，完全靠他的一点“气”，而今日的“在留邦人”虽还想强留这口“气”，无奈此“气”已失去依傍，变成虚空。《第四日》中的铃木战前在东京某舞厅拉小提琴，但他决定回国后不再干这一行了，而是打算进工厂，他觉得对自己来说，捏铁锤要合适得多。这或许意味着，日本人经过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后，应该踏踏实实地做些实际工作了。
第三章 归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侵华开始算起，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人们的欣喜自不必言，用钟理和的话说，就是“人类完全狂醉于和平了，投身于胜利的陶醉里了”。
在北平，明媚的秋天阳光下飘扬着国旗，人们拥在宽广而雄伟的太和殿前广场上举行着典礼，尽情地享受着得来不易的和平与胜利。兴奋、感激、愉悦、满足等如波浪，流到各个角落里去。欢迎国军、游行、民众大会，以及在报纸与电台上的“告同胞书”等，也让人应接不暇。在钟理和看来，这世界的和平并非像某种人说是降落来的，而是人类“由某个角落里找出来的”，其中付出了多少血与泪的代价！
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将台湾与祖国分割，抗战胜利使台湾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屈辱时代结束了，“历史之流又回到了它原来的河道了”。钟理和感到，在令人晕眩的速度的转换中、变化中，台湾人们的高兴和欣忭比任何人都要大、都要热烈，因为他们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9月9日，日本侵略者代表冈村宁茨在南京签具投降书，宣布无条件归还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这天，北平的天空显得格外明媚，初秋的阳光洒满古城的每一个角落。“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在西单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结成典礼，五百余名地北平的台胞出席。大门口飘扬着中华民国的旗帜，欢呼声阵阵，热情的笑脸随处可见。在异族支配与蹂躏之下度过五十年的人们，心中的感慨无以言说。针对同乡会未来的工作，大家热烈地提出各种意见。同乡会选举三安医院的梁永禄为会长，张我军、张深切等六人为委员，另有两位监察委员。
在结成典礼上，一部分的青年台胞不满以前曾做过“日本军走狗密探”的某一两个（其中一个旗色不甚鲜明）老年辈居然被选为委员，大部分的青年台胞则因对现居北平的著名台湾文学家张我军（张四光）的一篇《论台湾人的国家观念》一文中过分蔑视青年的存在而激起忿懑与纠纷。一个青年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