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由自己想像构成的图形，在装潢艺术上从来没有占过重要的地位。它们在文明人群中也是比较的少，在原始民族中更是绝对找不到，装潢艺术完全不是从幻想构成的，而是源出自然物和工艺品的。
原始民族的装潢，大多数都是取材于自然界；它们是自然形态的摹拟。我们现在的装潢艺术也很多取用自然界的母题；我们一看四周就可以看见——地毯、桌毯、花瓶等上面在在都是；没有一件装潢上不是点缀上花、叶、藤的。所不同的是文明民族的装潢艺术喜欢取材于植物，而原始的装潢艺术却专门取材于人类和动物的形态。我们所有的植物图形装潢是如此的丰富美观，而在他们却连萌芽也没有。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出这种分别有着颇重大的意义。
原始装潢所摹拟的原型，实在很不容易追究。我们熟视澳洲人盾牌上的曲折线形或菱形，或许觉得我们摹拟动物之说不免有点武断；但是承认我们大半指证不出来，却是更加武断。当然我们能指证出来是一个奇事。澳洲人的装潢艺术就从来没有人很有系统地研究过。就是在布拉夫·斯迈斯（Brough Smyth）的名著中，也不过草草的提了一下。实在说，没有一个人曾下过苦功去追究当地土人这许多图谱的意义。那么，在如此的情况下我们怎样能够正确地加以解释呢？第一、在事实上，低级民族的装潢的研究（澳洲人的装潢也应该作同样的研究）的结果，大多数都是摹拟人物和动物的。例如，巴西部落的装潢艺术，恐怕没有地方有比它们再像几何形的了。欧洲人在博物馆中看见这种直线的图样，一定很容易想到自然界形象以外的东西上去，而不会想到自然界。但是那曾经往当地去研究过的挨楞李希，却使人无可置辩地指出了它们拟的都是动物或动物身上的一部分。“在巴卡伊利（Bakairi）人的酋长家中，”他说：“墙上有长条的黑色树皮，上面用白泥土画了许多鱼的图形和其他巴卡伊利人装潢品上常用的图谱，我们很容易由此说明它们的原来用意。这是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事实：这些外观看上去像几何形的图形，其实却是减缩化了的实物的描写，而尤以动物的为多。像煞波浪形的曲线上加上交错的点子是代表森蚒（anaconda 巨蟒名）北上的粗大黑点；在四角上涂黑了的菱形，是表示咸水湖里的鱼；而一个三角形并不是代表几何的简单图形，却是女人穿的三角短小的衣裳。”1卡拉耶（Karaya）人装潢品上的图谱，种类有曲折线、弧线、圆点、菱形和杂形的D字，方块和三角用得很少，圆圈是完全没有的。在盛古（Xingu）民族的装潢艺术中，这些任意画出的几何形构图上大半有重复而惯例的花样，也是根据一定的实物的。可惜我们不能完全指定是摹拟自然界的那种物品。在美国时常被人附加上许多凭空假定的那种屡见不鲜的十字形（见第二图a），在此地不过是一种蜥蜴而已。谁如果看见过苏木林内瘤状多孔庞大的黄蜂窝，他就马上会认出那种木梳上的装潢是什么来（见第二图b）。我们也能说明那展翅的蝙蝠（第二图c），和最常见的蛇的图象（如第三图b为响尾蛇，图c为Cassi－nauhe蛇，a为另一种蛇。）真正人物和动物画图，只有布须曼人和埃斯基摩人才有，卡拉耶人是没有的。2挨楞李希的这个发见并不是孤立的，只是很值得注意的大群中的一个而已。荷姆斯（W．H．Holmes）曾用许多图形作比较，证明印第安人陶器上许多好像纯几何形的图形都是短吻鳄鱼的简单形象，而另外有些却是各种动物外皮上的斑纹。3耶尔马·斯托尔普（Hjalmar Stolpe）用同法去研究拉罗同加·图部爱（Raratonga－Tubuai）部落几何形的装潢艺术，发见那些大概全是简化了的人物形象所构成的。4在以前兰·福克斯（Lane Fox）也曾经把一幅新不列颠人的完全不象形的图形，考据出是一幅人像的作品。所以在实际上，这个问题不论在那里都可得到同一的答案。可见我们从各种中收集起来的关于澳洲人的装潢的记载，都是很有断然的意义的。昌西（Chauncy）曾经说：“有些古代民族喜欢在盾牌上涂饰上许多形象，诸如鸟、兽和其他自然界物品等。西澳洲土人也喜欢在小盾牌上作同样的装饰。5斯迈斯氏关于维多利亚部落曾经说：“他们在盾牌上用粗陋的线条来表示鬣蜥等动物的图形。他们袍服上饰上自然界的东西。有一个土人告诉部尔马（Bulmer）氏说，他绘图的意思是从自然界视察出来的。他手杖上的花纹就是从一种他们叫做‘克郎’（krang）的幼虫临摹下来的，他从蛇皮和蜥蜴皮上临摹出许多花样。照部尔马氏所知道的说，该地土人从来没有临摹过植物和花朵的式样。”6部尔马的报告解决了关于澳洲人装潢的疑难问题。它非但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说明这种事实，而且还指示出我们在以前为什么不能说明它的缘故。如果图中已经将整个动物的全形画出，那么不论图形是如何地变化歪曲，我们也一定能够约略指出原物的类形；但是大多数的澳洲人图形都是动物体上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原来都只要代表外皮上的花纹；尤其是在自然物体的形状表示得非常图案化的时候，难怪欧洲人不能确定它的用意（见第四、第五图。）我们的解释法我们已经说过是不可以严格地证明的；不过那种把原始装潢看成独立的几何形绘画的旧说，并没有较容易证实一点。我们的观点是和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其他的原始民族的性质相调和的，所以比较地还可信一点。别的观点的论者，除了先人的印象外，完全没有方法维护他们的不可信的假定——挨楞李希已经告诉我们，那些第一印象或许是惑人观听的。所以在没有更好的理由来反驳我们的时期内，我们可以自信我们说昆斯兰德地方的盾牌上的图样不是几何的造形而是蛇皮的摹拟这句话是不错的（见第四图b。）那树皮制的盾牌，是摹仿的鸟形（见第四图a。）另外两块上的菱形和曲折线是代表的毛、羽和鳞片的便化图样（见第五图a、b。）除了这种动物的皮纹外，澳洲人还把整个的人类和动物轮廓用在装潢艺术上。袋鼠、蜥蜴、蛇和鱼的轮廓时常刻在棍子和飞去来器（Throw－Stick）上，也有刻上他们作“科罗薄利舞”时伸手投脚的姿势的图形的，那些图形的做工，普通都是非常的便化，但是里面的用意却往往使人一目了然。某一种武器上，刻的图画更使人难解，有些是单独出现，有些是和上述的混杂在一处。第六图飞去来器上的花纹，如果不是澳洲人自己说出来，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它。上面网状的线条，原来是一幅地图。“这是一个咸水湖，或就是勃罗艮（Broken）河的一条支流，而黑线间的空白就是飞去来器的主人的那一族人居住的地域。”7旁的狩猎民族也能够画地图，我们对于埃斯基摩人精致的速写，知道的更熟悉；但是像澳洲人一样地能够把地图装潢在武器和用具上的，却没有看见过。这自然是很显然的，澳洲人的地图的第一意义并不是一种装潢品，而是一种文字。
明科彼人用白、褐、红色泥土画在用具上的装潢，和用贝壳碎片刻画的装潢，大都很像澳洲人的，所以往往引人用同样的方法去看待它们。但是关于这事件，还没有寻出一个端倪来。关于澳洲人从自然界取画意这件事已反复说明，但关于明科彼人曼恩却断定只会反复使用传统的图样不会加以改变。那些图样是既不丰富又很少变化的。我们看见每一种图样，都只用在一种特殊的用具上，就使我们想假定它们是有一定的用意的。曼恩虽替每一种图案订定了名字，却可惜没有告诉我们它们的意义。将新的和旧的图形来比较研究，或者也能够看出它们的用意来。但是我们所得的材料却不够作这样的研究，所以我们现在只好把明科彼人的装潢艺术是否摹拟自然界的这个问题，暂时搁置一下。至于埃斯基摩等民族的装潢艺术，材料丰富而生动，问题也就较少。北极人的装潢品，大半都是出于自然界的观察，这事实是用不着长期研究的。只要一看他们雕刻在骨制或木制用具上的图形就可以明白了；刀上的鸟头（第八图c）都表现得很明白，都是很容易认明的。用具的整体很多做成一种动物的形状。第九图a是个骨制的箭擦子，雕成鹿形，b和c是两个针盒，前者作鱼形，后者作海豹形，在收藏人种学材料的任何地方都有类似物品可以看见。除了这些自由而自然的图形之外，还有其他已经硬化了的便化形式的取材于自然界的花样。我们现在举一个例来说，差不多在北极人的每骨制物品上，都有一种同一中心的小圆圈，中心有一隆起的点子。在大半的情形里是指的眼珠子，有些或许是太阳或月亮；但是在有些情形下，据我们看来是代表珠子，因为北极人和其他的低级民族一样，对珠子是非常珍视的。根据后一种解释，则这个圆圈便不是自然界的临摹了；这是装潢艺术的第二类，在北极民族的艺术上是和第一类同样重要的。
第二类的图谱是和我们在上面所讲的那些有截然的分别的。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表示自然的原形的；那些平行条子、镶合缝口、曲折线条和十字叉，都好像是用捆扎，缝缀和编织所造成的。我们已说明过它们不同的形式。如果这些作品的性质有不容易分别的地方，我们只要看一看它们的用途就可以知道了。它们都是从装潢的第二大来源——工艺——产生出来的，而且其实就是从编织艺术（广义的）上临摹下来的。如果拿它来和自然界的图形相比较，它们要稀少而单调得多。在北极民族的装潢艺术中，这类艺术的确应用得很多，不过没有很多的发展。就全体说，它们差不多完全是简单的编织摹拟而已——带条、针脚、缝口。
至于明科彼人的装潢艺术曾否有同样的工艺的临摹，我们是既不能确认又不能否认。一个图样的第一次印象往往会叫我们假定它是有的；但是我们早就知道，在这种情境里，我们是不能够相信第一次印象的。一幅看去象摹仿带条或编织物的花样，有时实际上却是一幅兽皮或蛇皮的传统图画。只有在下述的一种情形中我们才能完全承认是由工艺产生出来的；明科彼人是在低级文化中知道制造陶器的唯一民族。他们能徒手制造各种大小的粗糙瓦器，以为碗碟之用。这些瓦器大多都有一种我们认为是摹拟编织物的装潢在上面。表面的相似虽然不能给我们的假定以重大的证实；但是明科彼人惯常把他们的陶器包一层编织物在外面以便利端捧提携——一种实际的用途，把编织图样介绍到陶器的这个事实，就把陶器上的编织装潢证实了。我们在此后更当详细讨论一下编织花样转到陶器上去的背景。
在澳洲人的装潢艺术中，工艺性质的图画是很明显地出现在草编的筐篮上，枪矛的柄上也有自由刻划或涂画上去的线条。8盾牌和棍杖上有很多好象带条和编织物的花样；有许多图样也可以认明它们是起源于工艺的。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些图样的大多数视为便化了的毛羽和鳞甲画像。虽则第一眼看去好像是和这种解释不符的，但是进一步来说，里面的理由是贯彻的。澳洲人为什么要把这些带条和编织花样加在那些和手工艺术既不同来源又不同用途的器具上呢？这是很不可能的。而反过来讲，我们是很容易了解他们是可以在武器上饰上便化了的动物和皮甲的图形的。
色彩在原始的装潢艺术中，比式样为次要。澳洲人打仗用的武器普通都是没有涂彩过的；但是盾牌上的花样却全涂上多种的颜色。图形中凹刻下去的线缝，大多用不同的颜料填进去——例如白色和红色间隔着用。要不然就光用颜色涂画上去。澳洲人在用具上用的颜料，和他们用以涂在身上的一样。红色和白色都很流行，黑色和黄色则比较地少见。那很少见的蓝色，大概是由欧洲人那里运输进去的。在五种颜色混用的时候，红、白两色往往用得最多。而且，也没有人能够发见澳洲人用装饰颜料的一定原则。
不过我们可以假定澳洲装潢品中用的颜色，往往是受自然界的物象所启发的。例如那在昆斯兰德地方发见的盾牌（第四图b，）上面着色的图形，就非常象一块蛇皮。但他们对于色颜彩的选择，有很多是任意的。安达曼人在装潢艺术上所用的颜色，和他们的图画一样，和澳洲人的很相象。明科彼人也不怕厌烦重复地用红色和白色。此外，和涂在身上的一样，也用褐色的颜料；可是黑色和黄色却好象是完全没有的。北极民族的装潢艺术色彩最为简单，他们在浅黄的骨头上涂上黑色，有时也用红色，可是总只有一种颜色。
关于原始装潢的起源，我们所能够确定地证述的，已尽于此了。这固然是太略太少，可是我们也不能再有所期待。因为未经撒种的园地，是不易有收获的。关于艺术的起源的问题，只有到当地去作贯彻而广博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而这种研究，却从来没有人做过。我们自己既然能力不及，我们只得把我们知识上的赤贫和不足置信的情形暴露出来，以便别人看了会有所激发。
在上面，我们把一切从原始民族用具上发见的图形都叫做装潢。但在本题开始时，我们已经承认这些当中只有一部分是装潢，其他还有铭刻字形、产业标记、落部徽章等，并没有纯粹审美的意义。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这两类是否可以划分开来的。我们今日的文字跟我们的装潢不大相同，它们是不会混错的，而在澳洲人中铭刻字和装潢却雷同得几乎不可分辨。我们看到一根传信木上的雕刻（见十四图，据土人解释，系召集围猎的意思，）就会把它们当作是平常的装潢花样。除了这种传信木以外，欧洲人恐怕就不会承认澳洲人是有铭刻文字的。澳洲人的原始字形不是专门铭刻在传信木上的，据说在南方的民族“还时常把重要的事件刻在飞去来器上。”北方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