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格累在他仓皇地退到珀特（Pertt）去的路上不听他的从者，土人开白尔（Kaiber）的严重的警告，吃了禁忌的贻贝，直到夜深还听见他唱着澳洲人迷信的恐怖歌：
唉！为什么要吃贻贝呢？
现在魔鬼的风暴和雷霆可来了。
唉！为什么要吃贻贝呢？
他恐惧地歌唱直到睡熟。正如弥尔（Stuart Mill）所说：“诗是我们悲哀时的催眠曲。”
这些自我的抒情诗，即使对于诗人的自身有一种价值，但对于别人又有怎样的价值呢？原始人对于他邻人的祸福，是不大注意的，所以我们很容易料想他们对于诗人个人的悲哀和喜悦，也会同样的毫不注意；然而，我们发见事实恰恰和这相反，又不禁非常惊异。菩阿斯说：“许多歌谣很受埃斯基摩人的喜欢，而且和世间一切的流行歌谣一样的受人欢迎。”24在安达曼岛，诗人可以因一首短歌而名垂“不朽。”25在澳洲，好些歌谣都能风行全洲而且能保存几代之久。“在土人之中，有几个著名的诗人，其歌谣分布各地，象欧洲流行的歌曲似的，唱的人非常之多。”26更使我们惊奇的，就是“这些著名的歌谣，甚至在不懂他们的语言的部落里也有人爱唱。”27从这个最后的奇妙事实，我们可以得到这个问题的全部解答。就是原始群众对歌谣的形式分明比对歌谣的意义还注意得多。28
每一个原始的抒情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曲调的作者，每一首原始的诗，不仅是诗的作品，也是音乐的作品。对于诗的作者，诗歌的辞句虽则有它自身的意义，然而对于其他的人们，在很多的地方，都以为辞句不过是曲调的荷负者而已。事实上，我们通常也是不惜牺牲诗歌的意义来成全诗歌的形式。埃尔说：“许多澳洲人，不能解释他自己家乡所唱的许多歌谣的意义。而且我们相信他们所作的解释，也是非常不完全的，因为他们对于歌的节拍和音段比歌的意义还看得重要些。”29还有一位著作家说：“在一切科罗薄利舞的歌曲中，为了要变更和维持节奏，他们甚至将辞句重复转变到毫无意义。”30在明科彼人中对于形式的兴趣也很偏重。曼恩说：“他们主要的努力就是严格地遵循节拍。在他们的诗歌中，一切东西——甚至意义——都要迁就节奏……在他们的诗歌中，不但对辞句的形式，甚至对于文法上章句的结构，都可以自由运用。例如，他们的歌辞中有一句叠句是：
“chēklūyalakumyrà”就是“谁丢失了硬壳乌龟？”然而在散文中，同样的句子却应该是：
“mijayadichēbalenbákàchire”
一看就能明白这两种体裁之间，是有多么大的区别。在这一句歌里也和在其他许多歌里一样，辞句为了照顾诗形凑就韵律的缘故，已经被雕琢得不容易辨识。31事实上，诗人作了新的诗歌，有不少时候不得不用普通语言译述诗歌的意义给他的歌者及公众听。32关于埃斯基摩人，就菩阿斯所搜集的少数诗歌之中，已经有五首足以指证这种事实的诗。这些诗歌的本文只是一种完全没有意义的感叹词之节奏的反复堆砌而已。33这样，我们不得不下一种结论，就是最低级文明的抒情诗，其主要的性质是音乐，诗的意义只不过占次要地位而已。
人们常说诗的发展，起源于叙事诗。这是实在的，欧洲文明国的文学史，是以叙事诗开始的，但是和荷马诗中的英雄的铜铠和宝剑不是原始的武器一样，荷马的叙事诗，也不是原始的诗。叙事诗是用审美的观点为着审美目的的一种事实的陈述。诗的叙述并不是绝对需要用韵律的形式表现的。一件用绝对正确的韵律，和毫无瑕疵的韵脚所叙述的事实，不一定是合于诗的；另一种用没有拘束和朴素的散文所叙述的故事，也许是合于诗的。澳洲人、明科彼人，布须曼人的叙事诗，除了少数韵律的句语外，其他的全是散文。只有埃斯基摩人的童话（Marchen）才大部分是用正确合律的朗诵法讲说的。诗人的作品的特性，在于他的主义是要影响感情，也只要影响感情。含有外表目的的任何故事，不论是要教训听众，或者是要使听众受刺激而动作的故事，不问它是装成散文，或是纳入诗的形式之中，都同样的不是诗的作品。
在理论上，叙事诗的定义是非常容易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当我们一经从理论的境域，蹈入实际的世界时，我们就会感到这种不遂心的经验的痛苦，这种经验对那些不会好好儿设法避免的、玩忽的理论家们，是无可逃避的。我们在许多千变万化的实际表象之前，如果坚持着简单的定义，是会觉得手足无措的。我们将怎样从历史的传说里区分出叙事诗来呢？现在看一个安达曼人的故事：“古代明科彼族的一个女人有一个儿子；因为他的气力和功业博得了盛大的名声。但是又因这些事情的缘故，引起了另外一个青年名叫白利比（Berebi）的妒忌，结下了很深的仇恨。在雨季开始某一日，白利比去访问那个青年的母亲，并且请求他们准他同坐他们的独舟去游河。他们同意了，白利比就带着一把生锈的斧头和一块磨刀石，走上船去。他把武器藏在船底之后，就走到那个青年面前，握住他们的臂膊，从手指一直嗅到肩上，好象欣赏他筋肉发达似的。他一面嗅着，一面喃喃自语，要使鲜血染他的嘴唇。忽然，他刁乖地咬伤那个青年的臂膊，而且杀死了他；但是杀人者的牙齿，深深地陷入被杀者的肉里，不能够拔出来，因而终于为被杀者的友人所捕杀。后来两具尸体抛入海中，那个青年变成了一个蜥蜴，杀人却变为一条毒鱼。青年的母亲在伤心悲痛中做出了种种罪恶，因而蒲拉加（Puluga）神，竟用洪水来惩罚他的罪恶。”34这个故事，除了最后一段，很可以认它是历史的传说，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它是诗的创作。35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是不能怎样决定的。大多数著作家，对于这些地方，都用一种非常权宜的方法来说明，就是凡是富于空想的（Fanciful）都是诗的作品。但是他们首先忘记了那“空想的”概念，在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民族之间，其意义的广狭大相悬殊。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对于人变为鱼和蜥蜴的故事，一定会感到是颇念空想的；但是这样奇怪的事情，对于粗野的明科彼人的宇宙观恐怕是极其自然的。我们要特别当心，不要照通俗的样儿把空想和诗混在一起。诗人固然要运用空想或者创造的想象，然而，研究家也同样地要运用空想。要解决数学上的问题或构成物理上的假定，和要将神仙故事变成诗，对于空想的需要是相等的。其主要的差异，不过在想象力所倾向的目的不同而已。一个虚构的故事，即使它富有空想，也不见得就是诗的；只有在空想能振起，又能保持审美感情时候，才是诗的。澳洲有一个故事讲到塘鹅（Pelicaa）怎样会有黑白的羽毛，说：“在最初，一切塘鹅都是黑的。有一天，有一只塘鹅被澳洲人所欺骗，它气愤非常，竟想将身体涂白，以便和人们斗争。当它刚涂饰到一半的时候，另一只塘鹅来了。因为它不认识这种黑白相间的怪东西，就用嘴去啄它，并且杀了它。这事以前，一切塘鹅全是黑的，现在却有黑白相杂的羽毛，就是因为这个缘故。”36这个故事，当然是富有空想的，但是以它的性质论，与其说是诗的宁可说是科学的。就因为做这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教育。实际上，我们不妨称它为原始的动物学学理。所谓学理就是将不知原因的现象，归并入知道原因的现象群里去。澳洲人的这个故事，与这条原理恰恰相合。澳洲人的皮肤原来是黑色的；只有他们为了斗争而涂白身体时他们才会变成白色。现在塘鹅的羽毛黑白交杂，就以为塘鹅也是为斗争而涂白身体的，又以为它的涂染工作没有完成，所以没有全身都白。这种解释，在欧洲人看来原是非常可笑的；然而那故事原本不是为文明的欧洲人，而是为原始的澳洲人说的。
布须曼人，有如下的一段故事说到星的起源：“古代有一个女郎——布须曼人的始祖——想造出一种使人们看得出回家之路的光，所以她把炽热的灰烬撒向空中，于是火花就变成了星星。”使布须曼人想出这样幼稚故事的思想倾向，与诱导前人从事重要发明和深刻洞察的思想倾向，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他们在这种原始的科学的努力之外，又制造了许多关于语言的假定。在明科彼的语言中，同是“gu－rug”这个字，却可以用作“夜”的意思，也可以代表“毛毛虫”的意思。他们因为不能不说明原因，又有如下列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太阳燃烧似的照耀着，令人非常苦闷。有两个因苦闷而烦躁的妇人，为了要发泄她们的苦闷，把一条可怜的毛毛虫践踏死了。普尔加神对于这件罪恶非常震怒，于是降下漫漫的长夜，可使人们对日光的价值再看高些。所以夜和毛毛虫同样的叫做gu－rug。”37原始人的文学充满着这一类的故事，而这类故事的实质都不是诗的。固然那些作品里也含诗的原素，但我们却不能把那些原素抽分出来。所以我们在研究原始的叙事诗时除了将这一群完全撇开不管（不顾其中有无诗意）而专研究那些没有历史的传说和科学的假设的性质的故事之外，并没有别的方法。不幸得很，我们这样分开了还是不能根据一般的原则来处理，而必须个别的由其本身来决定，而且在我们着手进行之时，还常常会陷入谬误。然而，更不幸的还是在即使没有这个缘故，我们的材料已经很少，因为这个缘故，必将更形锐减。曼恩从明科彼民族间搜集来的故事，大部分都是神话的，在澳洲人的故事中，只有极少数才确是诗的。布须曼人的动物故事，其中的大部分也应当抽出。只有从埃斯基摩人的故事中，我们才看得见有相当部分是纯粹的或者是主要的，由诗的动机促成的。我们在下面所举的原始叙事诗的特性，只是关于详细选择之后所遗下来的少许材料的：
原始叙事诗的产品，大概篇幅都很有限。像印度人希腊人和德意志人那样伟大的叙事诗，在原始期的文化上，是和金字塔和宫殿一样稀少的。但为这种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确是早已随处散放着。狩猎民族的多数故事，题材大都有关联。例如，在布须曼人之间，蝗虫是一切故事的中心；然而虽有这样的关联，各个个别的故事从未联合成一个诗的系统。布雷克固然曾经提他南非洲动物故事全集为南非洲的列那孤，实际上，也最多不过包含着南非洲的列那孤的许多材料而已。
原始的叙事诗，是从与野蛮人兴趣最接近的人及动物的生活圈子——原始的艺术很少超出这个范围——采取材料的。在澳洲和南非洲动物的诗颇占优势，北方住民所讲的故事，却常用人事做材料。林克说，“埃斯基摩人的故事，给予我们以一幅真实的图画。他们描写在他们的生活及自然环境内，引起他们最强烈的想象的一切，例如使他们感到伟大和愉快的，以及使他们觉得可恶和恐怖的各种事务。他们不断地描画激烈的生存竞争强迫他们承认与赞叹那代表胜利生活的第一条件的个人的勇敢和气力。在另一方面，用勇力而使生活的快乐增大和稳固的思想，却很少表现。在他们的叙事诗里，对于爱情那种最普遍的感情，仅占了极小的领域。诗里的材料既那么贫乏，热望和感情又那么单纯，就无怪我们读了那些诗会感到很厌倦很单调了。”38
文明民族的叙事诗，好比宽阔而平缓地流着的江河；反之，野蛮人的叙事诗，好比狭隘而水流湍急的溪涧。他们的故事只有一个方向。诗人和听众的兴趣，完全注重在动作的进展，其余的一切，他们很少顾到。现代最好的小说，是动作不过用来显示人物的个性的。在原始的故事里，却是人物仅仅用来展开动作的。所以，那些人物，他们决不加以描写，仅仅加以指示，而且通常不过用极粗忽和最肤浅的方法来指示。对于这个要点，我们如果将澳洲人或布须曼人的动物故事和德国的列那孤（Reineke Fuchs）故事对照起来看，必有极多的心得。德国的动物诗里，动物是按照几种动物的性质的首尾贯彻的进展，其动作是经优美地观察，并且按着各动物的天然特性而加以描写的。然而，在布须曼人和澳洲人的动物故事里，诸动物的性格，大概是随便加以处置，而且常以完全附属的地位来处置它的，只有在很少的情形之下，在动物的性格和奇特动作之间，可以稍稍发见内心的关联。在埃斯基摩人的故事中，也很少有关于人物的描写。对于一个人物的性格，大概至多不过说其人之或“好”（good）或“坏”（bad）而已。典型人物虽则也有几个，然而各个人的特性，我们却总找不出来。“老年的独身者们常是滑稽而古怪的人；女人普通只是注意她自家的家政和蓄积的；可怜的寡妇必有仁慈的好心地；五兄弟一群必居傲慢而粗暴的，中间的那个，必有妒忌之心。”39
原始人对于大自然的描写，更加不注意了。我们在以前已经指示过，并且已经说明其理由，大自然对于狩猎民族，不过是一种极实际的兴趣而已。自然的景色，在他们的故事中，只在对动作的了解上有直接需要的时候，才为他们所注意。就是树是树、山是山、海是海，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在原始叙事诗里，自然写的稀少，正和英国古代剧场上的缺乏舞台装饰一样。动作的地方，从来不加描写，只举名目而已。
就是那独占着原始故事家及其听众的兴趣的那动作的本身，也不足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和抓住我们的注意。特别是澳洲人和布须曼人的故事，很难使欧洲人感受到什么兴趣。这些作品的内容，包含着许多杂乱无章和关系松懈的奇异情节，至少从我们的眼光看起来，在这些情节里，是看不出什么深刻的诗的关系来的。这里可以举一个例为证——从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