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对比的基线。我们可以设定一个目标来逐渐提高我们赞美别人的次数，这个目标应该足以使我们得到强化。为了帮助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定期地做一些对自己有强化作用的、令人愉悦的活动，比如去喝杯咖啡、去看电影、打场高尔夫球或是什么其他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应安排在我们赞美某个人之后。换句话说，在做出理想行为之后就给予正强化。
一旦我们达到了既定目标，就可以设定一个要求更高的目标。有时可以采用层进制（有些像代币制）：每一个对别人赞美的评价都视为一个点，要强化自己之前，必须达到一定数目的点。需要的点数逐渐增加。自我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们是由自己强化的结果来维持的，例如我们赞美别人．别人就更可能以友好的方式对待我们，而这就有强化作用。
斯金纳晚年对老年问题比较感兴趣。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他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认为随年龄增长带来的身体上的不便和智力迟缓可以用多次练习的方法解决。为了记住要带伞，每次天气预报说有雨时你就把伞挂在门把上；为了记住即时产生的好的想法，身边常备一个笔记本或录音机；在你跟别人谈话时，为了避免你忘了你想要说的内容，就言简意赅；为了使自己仍保持思维活跃，就缩短每天工作的时间，在休闲的时候就别去做那些费脑筋的事，例如下棋或猜谜。休息时最好做一些与脑力活动无关的事。为了减轻你对死亡的恐惧，你可以多谈谈死的事，多和那些对生活充满渴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呆在一起而别老想着死的事，去参加一些有意思的活动。（他的意思是如果花更多的时间在愉快的事情上，就会用更少的时间来想死的恐惧）。（在波士顿杂志桑阿尔菲，科恩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引用斯金纳的话，他说他不怕死，但怕没有完成他的工作。在他去世前不久，纽约时报报道说斯金纳对自己何时死亡不感到担心和焦虑。很显然，他能以自己建议的那些方式去对待死亡。在1990年8月10日，大约在他去世前一周，在美国心理学协会的年会上，他还作了简短发言，并因为他一生对心理学研究的贡献而受到该协会的奖励。）”这些就是斯金纳关于怎样欢度晚年的几条建议。（可以参阅本章结束时的参考文献《欢度晚年》。
第三章 B。F。斯金纳和激进的行为主义 评述
斯金纳的激进行为主义不是现存的唯一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但是它得到的关注最多。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是一个对我们传统的解释人类行为的方法的一个巨大挑战。正如我们前面详细讨论的那样，斯金纳不允许诸如情绪、观念之类的内部描述进入他对可观察行为的解释。他虽然承认情绪、思维的存在，但他不把它们视为行为的起因。在他看来，它们可以作为结果来解释：那就是情绪和思维是由基因物质来提供体验和思考的生理心理基础，由过去和现在的环境提供体验和思考的细节内容。
斯金纳以本质上相同的方式来分析诸如大声朗读、写字、开车、打球这类的外部活动和情绪体验、思考等内部事件。不论一件事是内部的、不可观察的，还是外部可观察的，关键的东西还是基因遗传和个体经历的外部环境，两者中又以后者为重。
这又使我们看到了斯金纳观点中的矛盾所在：情绪和思维不是行为的原因，而是需要解释的反应。这和我们在社会中所学到的东西截然相反，社会所教给我们的是在解释外部行为时，内部状态——诸如快乐、幸福、希望、勇气、沮丧、悲伤、气愤等等，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行为。
在这里我们重申前面曾提到的一点：斯金纳不允许我们将内部状态作为解释行为的原因。例如，在“因为他灰心丧气，所以今天没去上班”或“我感觉不错，所以今天干活特别有劲”这种描述中，行为被归因于情绪的好坏。但是，在斯金纳的分析中，你会发现，让一个职工不去上班，感到灰心丧气的是工作中缺乏正强化，而让人心情愉快、工作带劲是因为工作中有正强化。换句话说，内部的情绪状态是外部环境影响行为的副产品。
在解释行为时真有必要避开内部的情绪和状态吗？那样做有什么不妥呢？从斯金纳的角度讲，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如果不避开这些问题，在处理个人和社会问题时就会使我们走向迷途。不那样做就会使我们过分重视不可直接观察和改变的内部状态，而忽视了可以直接观察和改变的外部状态。简而言之，当我们没有直接去找问题的原因时就是在浪费时间。
斯金纳认为通过分析和改变强化的顺序，也就是行为出现的情景、行为本身和行为的结果，可以使个体和社会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而试图去分析和改变内部状态会是一条没有效率的弯路。在斯金纳看来，不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或迟或早，如果要改变外部行为——情绪、体验、思维、决策、计划、动机等，就必须改变外部环境。
对于斯金纳而言，为什么常依赖情绪和其他的内部状态来解释行为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其一是因为它们是即时的，也就是说它们总是伴随外部行为的出现而出现，是个人马上就会体验到的。例如，如果我们买到了劣质产品，我们会向那家商店写封信抱怨他们的产品质量不好。在我们写信的时候常会感到愤愤不平。如果要问我们为什么写这封信，最直接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气愤。但是事实上我们写信的行为和气愤都是由外部的客观环境所引起的。由于诸如气愤、憎恨、爱、高兴或急躁之类的内部反应的强度更大，所以常被当作是行为的原因。
内部状态之所以常被用来解释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环境解释难以控制。决定一个人在当前情景中的体验和行为的也许是一个复杂的、非常细微的长期的环境因素。由于找到关键的环境因素非常困难，所以就常用情绪体验来解释行为。
虽然斯金纳认为内部事件不是行为的起因，但他并没轻视它们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之所以鼓励人们广泛使用正强化，就是因为他认为正强化物会带来愉快的体验。他将这种体验与由负强化物或惩罚所带来的不愉快情绪相对比，认为前一种更有效。此外，他提出的教育方法也被用来改善思维的外部行为、外部技能。斯金纳的这套方法所隐含的意思是：通过改善外部环境可以改善情绪体验、思维和其他内部过程。
斯金纳在挑战传统的对待内部状态的方式的同时，还指出我们对于“自由”和“尊严”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事实上，原有的概念中包含的一些行为阻碍了社会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的《超越自由和尊严》（1971）一书中，他指出，以任何一种方式来逃避控制的企图都阻碍了行为主义技术得以广泛传播。在他看来，我们过于关注我们的自由和尊严，而忽视了包括个人和社会在内的更大的进步，而这种进步可以通过系统地、广泛地进行行为控制而获得（这是建立于正强化基础之上的）。
虽然斯金纳认为我们应该远离那些厌恶刺激，例如惩罚的威胁，但他认为我们将所有的东西都说成是坏的将会很危险。而且，如果仅是在个体自动地做出那些行为时才给予个体尊严和价值，那么人们就会不愿意使用行为技术来改善人们的行为。他认为这才是关键的问题。人类是否能生存下去，就看是不是创造了一种可以产生和维持更理想的、更有建设性的行为。
斯金纳的假设是：我们的行为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控制，但是如果控制中包括的是系统的正强化，个人和社会都会最大程度的受益，人们会最大程度地体验到自由。他说自己就很幸运，因为自己的行为中很多（例如研究和写作）是受正强化的控制；因此，虽然他假设他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一样完全是基因物质和环境因素的结果，但他仍感到很自由。
斯金纳的操作性行为主义至少有两个水平可以考虑。我们刚才讨论的问题就和其中的一个水平有关，这个水平与斯金纳技术应用的关系更大。这个水平上存在的争议也最多。他对于根深蒂固的用内部状态解释行为的做法，以及对自由和尊严的挑战受到了许多严厉的批评。他在这个水平上提出的问题可能还需要进行一番激烈的讨论。
在另一个或者“分子”的水平上，行为主义方法包括了一系列的拥有实践意义的概念和程序，如果有关行为主义的概念和程序不能在分子水平上得以运用，就不必接受上一个水平的观点。正强化、消退、强化安排、塑造、强化的可能性等等，都提供了进行分析、控制和提高行为的基础。在科研机构、医院、商界、工厂、学校、家庭、个人行为治疗机构中常使用这些技术，而且取得的效果喜人。
规则控制行为的概念在对斯金纳心理学的讨论中常被忽视，但它却增加了激进行为主义的实际意义。它表明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意见、警告、建议、指示、法律等等可以影响行为。这种规则一般指强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们指出了在特殊的情景中作出某种反应会带来的可能结果。在治疗中、教育中、生意场上、政府部门，事实上在所有人们用语言交流的场合中，可以传递真实的强化可能性的规则能得以清楚地陈述是很重
要的。
在本章中我们曾提到，一个人是否能一直受某种意见、警告、建议等的影响，常常是受到该行为的强化结果的影响。如果我们听从了某人的意见之后得到了强化，我们就信任他，于是就有可能再听从他的意见。然后效果就会泛化，我们也易听从其他人的意见。在涉及到模仿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如果我们模仿他人的行为获得了强化，那我们再次模仿的倾向就会加强。
有些规则虽然重要，但我们不能服从它。例如，斯金纳观察到那些试图通过建议或警告的方式来告诉大家“我们面临的现状可能会毁了我们”的人，他们面临巨大的困难。像环境污染、造核武器、人口增长过快这些对社会有危害作用的活动，对于那些可以从中获益的人有即时强化的作用，而它们的破坏作用却显得很遥远，影响作用很小。他强调说：“预料的结果离我们越远，我们听从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小。”（Skinner，1987）。而且，由于警告是一种厌恶刺激，我们就会倾向于远离或忽视周围的警告。
斯金纳对于世界的前景并不乐观，他认为也许会出现致命的灾难。（见凯瑟琳·费舍的文章，《对世界的诊断）》，载于《美国心理学协会追踪》，1982年10月，P。25，其中包括了很多斯金纳的语录。）虽然他认为可以通过控制环境中的变量来控制个人的行为，但是他觉得在一些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上，相关的因素可能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外。最有影响力的人或情景受影响的因素是难以得到改变的。最好是大家提供的意见和建议能影响政界、商界和宗教界的领袖人物。但那是否会成为现实还是个问题。如果那些领袖们的行为结果可以受到即时的影响，也就是有可以强化他们行为的结果，那将会有所帮助。而且，培养出的新领袖要更能听取大众的意见。斯金纳相信，要让我们拥有美好的未来，必须由科技引路，必须将对行为科学分析的结果用于实践。
第四章 卡尔·罗杰斯和人文主义现象学 罗杰斯传略
1902年1月8日卡尔·罗杰斯（CarlR。Rogers）生于芝加哥郊区的橡树园；1987年2月4日髋部手术之后，卒于加州拉霍拉，享年85岁。他的父亲是一位自由职业者、土木工程师。他的父母都是信教的，母亲的观念更为传统。罗杰斯一家关系密切，他说他的父母是尽职和充满爱心的，都很实际。家中有六个孩子，其中五个男孩。
罗杰斯12岁时，父母买了一座离芝加哥30英里的农场。在他念中学时，父母常要求他承担杂务和其他一些农活。他的学业优秀，并于1919年进入威斯康星大学深造。在大学他参加了许多活动，包括作为世界学生基督徒联合会代表到中国的旅行。他曾因患十二指肠溃疡而休学一段时间。罗杰斯在只修完一门心理学课程后，于1924年获得历史学本科学位，并于同年结婚。（其妻卒于1979年，他们有两个孩子。他的女儿有时与他合作一些项目，儿子进入了医学领域。）
罗杰斯在纽约的联合神学院开始其研究生的学习。虽然他觉得在那里的学习非常有意思，但还是开始意识到一点，他不想被束缚在某项特殊的宗教学说上，最后他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师范学院，从事临床及教育心理学研究。1931年他获得丁该学院的博士学位。
罗杰斯在1928年获博士学位前，便开始在纽约、罗切斯特工作。主要是为法院和保护儿童社会的儿童研究部门介绍来的犯罪和贫穷儿童工作。此后，在一段短时间里，他做过罗切斯特咨询中心的指导员。1940年，罗杰斯担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从1945至1975年与芝加哥大学咨询中心有密切联系。此后他又迁往威斯康星大学。1964年他作为当地成员加入了西部行为科学研究所。从1968年至他去世，他都是加州拉霍拉人文研究中心的成员。
罗杰斯的主要著作有：《咨询和心理治疗》（1942），《来访者中心疗法》（1951），《论人的形成》（1961），《卡尔·罗杰斯论团体治疗》（1970），《成为伙伴：婚姻及其他选择》（1972），《卡尔·罗杰斯论个人力量》（1977），《存在的一种方式》（1980），《为80年代学习的自由》（1983）。由豪沃德·科斯根堡和沃禾里·兰·亨德松两人编辑的两本罗杰斯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分别是：《卡尔·罗杰斯文选》（1989）和《卡尔·罗杰斯：对话》（1989）。
第四章 卡尔·罗杰斯和人文主义现象学 人文主义现象学
罗杰斯关于人类的学说通常被认为是“自我理论”，“现象逻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