髁酥匾母谋洹�
斯金纳强调以实验性的方法去获取行为信息。他主张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对机能关系的精确判断（或者通俗地说，原因一结果关系）。自变量是可以用系统的变化去研究它对具体行为的影响的因素，后者被称为因变量。例如，强化时间长度会变化（这是自变量），为了研究这些变化对于鸽子啄食行为的影响（一种因变量）。对于人类，因变量可能是工作或学习成绩的行为。
简言之，斯金纳觉得最重要的是研究可观察的影响行为的因素。实验性的环境可以提供出小心操纵不同因素和精确测出结果性行为的方法。
斯金纳箱提供了一种可客观研究低等动物行为的方法，而研究的结果形成的基本概念可以在人类水平上检测。准确的控制和测量方法同样适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举例来说，如果研究强化的变化效果，可以首先收集基本资料。基本资料可以对变化之前的行为频率和变化之后的行为频率进行比较。
根据“理论”一词的通常含义，斯金纳并不具有理论。他否定抽象概念和正式假想试验的作用。他相信研究在无理论的情况下仍在有效进行。事实上，他觉得理论可以从找出原因的基本目的分离出来。因为他们可能错误的代表了基本事实，得出高于事实的错觉，结果只能是无效方法的持续作用。总的来说，斯金纳认为理论试验是一种浪费时间的事，心理学家应专心于收集资料并将资料和可观察的变化联系起来。他认为如果“理论”指的是收集分析的资料的正式化表述，这一概念才有用。换句话说，斯金纳承认需要将重大研究结果以有意义的方法联系起来——旦得到研究结果，这个说明性的手段区别于利用一种相对抽象的理论来形成假设并进行检验，这种被心理研究者采用的普遍的实践方法却使斯金纳皱眉头。
像弗洛伊德一样，斯金纳专心于独立病历的研究，虽然这些病历中，老鼠或鸽子的试验情况比人类治疗情况多（最近，其他行为学家也针对人类行为在不同情况下的表现作了大量研究）。斯金纳相信行为科学应该可以精确控制有机组织的行为，并不满足于“一般来说”的说法。对于使独立有机组织行为发生具体变化的环境因素，他做了细致的分析，并运用这种方法发展了准确的行为概念。
虽然弗洛伊德的研究包括了个体的广泛研究，他并不相信确切说明行为是可能的。弗洛伊德的处理方法不期望将心理学作为一门确切科学，也就说是，弗洛伊德的数据是质量上的，而斯金纳的是数量上的。
罗杰斯指出客观的、量化的方法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如斯金纳所使用的方法）是获得知识的重要手段。然而，他也很强调主观的知识（了解自己）和通情的或人际之间的、现象学的知识（了解他人的主观状态）。他认为使用所有这些途径都是必要的——客观的、主观的、通情的。罗杰斯在对研究人类的方法的推荐上是包含的，而不是排斥的，他认为一个好的行为科学取决于将这三种研究方法整合起来。对于他来说，没有绝对肯定的通向“真正的”科学知识的途径，应该以整合的方式来使用不同的方法以达到对人类行为完整的了解。这与斯金纳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斯金纳认为只有一个科学，只有一种基于客观性的研究方法。（他在1962年与罗杰斯的对话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虽然罗杰斯强调所有三种研究方法都很重要，但他认为最基本的是主观了解。他感到科学总是开始于内部参考框架；这就是说，内部主观体验为明确表明的假设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材料。他相信即使敬畏客观和量化科学手段的严格的行为主义者，也是从感觉和预感开始（内部主观体验），逐步开始某一方向的研究。罗杰斯认为创造性的内部假设来自于个体的体验，然后这些假设又通过进一步的体验得到检验，最后达到正式表达的概念阶段，可以被客观的科学方法所检验。
罗杰斯指出，即使假设得到了客观检验，客观证据也应符合主观体验；符合不好的证据比符合好的证据会受到更严格的评价。他举对超感官感知的研究为倒（见万安的《行为主义和现象学》一书中罗杰斯的文章，1964，P。114）。虽然有证据证明超感官感知的存在，许多心理学家都强烈地排斥这一现象，因为它不符合他们的主观期望。总而言之，罗杰斯认为主观性和客观性都是科学步骤的一个方面，这一事实必须引起注意。
根据罗杰斯的观点，弗洛伊德在他对无意识和非理性本质的观念中卷入太深，激进行为主义者太注意把人作为物体进行研究。罗杰斯则建议把人看作更有意识和更理智的动物，努力去了解他们的主观体验。罗杰斯使用研究数据支持他对于人类行为的某些观点，但他并未将这些数据看作具有特别的科学价值。他相信有一种称为“整体的人”，他看到用各种手段去了解个体的价值。
罗杰斯常常表明，自己认为心理学家大多都太严格地遵守传统和窒息的研究方法和统计设计的现点。（见《美国心理学会追踪》，1985年5月，P。16。要得到更详细的描述，见《朝向更人性化的人的科学》，《人文主义心理学杂志》，25，1985，7…24。这篇文章还载于科斯根堡和亨德松的《卡尔·罗杰斯文选》一书。）他们不应该总是对使用某种方法和设计那样关心，而是应该保证他们自己（1）有足够的信息，有敞开的思维；（2）可以“进入内部竹——即能够进入被试体验的内部世界，同时保持客观性；（3）能够避免不成熟的或主观的结论；（4）能够以清晰的、组织很好的方式介绍研究发现。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对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的看法——破坏性的攻击
弗洛伊德非常关心我们的破坏倾向。他认为这一倾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是死亡本能的产物。例如，在1932年写给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表达了他关心战争的原因是侵犯冲动，它永远不会被完全消灭的观点。然而，他建议通过在人们之间建立情感联系（例如，共同的兴趣会引起人们之间的认同，或一种“社区的情感”）和通过加强人们的有意识的理智和控制功能，侵犯冲动可以被部分地控制。另外，弗洛伊德理论认为，侵犯冲动有时可以被转向为社会建设性的活动（即可以被升华），某些对攻击的阻挠（如道德价值），在社会化过程中可以得到发展。尽管这些可能的控制天生攻击倾向的手段存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似乎对文明有效对付攻击问题总的来说是悲观的。
斯金纳认为在某种类型的攻击反应中（例如，当身体受到攻击时打或咬）也许有先天的成分，这是进化历史中这些反应对物种生存贡献的结果。然而，他对有害的、破坏性的行为的解释主要放在影响个体的环境因素上，如过去和现在的强化机制。例如，如果攻击行为可以“带来你所想要的”结果，你就可能重复这类行为。
根据斯金纳的思想，如果世界可以被变为不给破坏性的攻击行为以报酬，这种行为的频率就会大大减少。“报酬”可能是拿开反感东西，如来自另一个人的威胁，或得到某种积极的东西。前者是负强化，后者是正强化。减少有害的攻击行为，需要改变对这种行为进行负的和正的强化的条件。
罗杰斯的理论指出，伤害性和不合理的攻击行为往往被那些没有完全机能的人所表现出来。有完全机能的人（指那些更多触及内心经历和透视周围世界的人）不太希望有破坏性的敌对行为，这类个体是期望有和谐人际关系的社会产物，如果他们有攻击行为，很可能在现实中是合适的——即合理和合适的。
罗杰斯强调人类具有理性化和对环境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如果适当环境存在，这种能力也会自然发展（例如，我们可以接受无条件的积极尊重）。因此，罗杰斯针对人类破坏性所提供的解决方法就是创造一种环境可以使人类基本潜能得以释放。（当提到破坏性的攻击行为的问题时，弗洛伊德和罗杰斯对人类本性理论的分歧也反映出来。）
第五章 比较、对比、批评和结束评语 罗杰斯和斯金纳在控制人类行为理论上的分歧
在1956年11月30日，一篇名为《控制人类行为若干问题》的文章发表在《科学论题》上。这材料来自于一年一度的美国心理学协会的专题讨论会上。其间，罗杰斯和斯金纳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我们简短地考虑一下其中的区别。
斯金纳强调人类行为受到控制。他相信这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据他讲，人类总在控制和受控，对行为科学试验性的分析可以提供能阐述控制过程的资料。也可以改善例如个人控制、教育和政府等的人类功能领域。斯金纳认为以一种传统方式看待行为将会把责任归咎于个体而非环境因素，也阻碍人类环境的改善。他主张运用科学的客观、从实验中得来的技术为指导（例如正确强化的运用）来发展更多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对斯金纳的建议，罗杰斯主要的保留问题是哪种目的或价值应该指引控制的作用。另外，他觉得斯金纳对权力问题和一些问题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举例说，谁将被控制，谁将控制别人，哪种控制可以派上用场。
罗杰斯和斯金纳都同意行为科学在预测和控制行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在如何运用知识继续前进和科学的局限性的观点上，他们有着很大的分歧。罗杰斯相信有一些脱离科学努力的主观标准选择，他提出有必要主观建立科学目标，这些目标将指引科学家和运用科学研究结果的人。对于罗杰斯，这些主观标准的判断作用不能取消，标准一旦被认定，他们就可以通过决定要调查的问题，要使用的方法，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适用度等，来指引科学的追求。科学本身并不能决定自己的进程，这项任务依赖于做选择和决断的人。另外，他争辩说，那种主观判断必须在行为控制的决定性和合理性范围内做出。
作为反应，斯金纳不同意主观内心的选择必须与科学联系起来。争论沿着他熟悉的推理进行，斯金纳提出目的和标准的选择不可能发生在忽略外界环境状况的领域内。他警告说，强调人类主观的重要性将使我们离开聪明地运用科学发现来改善我们的世界的目的。下面是斯金纳的主要论点。
1．对行为的客观科学研究可以也应该适用于纠正社会弊病和个人行为问题；
2．对控制行为的尝试应可看出影响，对不会促进文化生存的尝试也可有所变化：
3．提高主观标准选择只是通过转移对外界环境的作用的重视来掩盖问题。
在专题讨论会上的论题那时并未解决，现在仍是待议。罗杰斯一贯为个体情感、思维和其他内心经历的重要性提供理由。对他来说，这些经历极有影响力，科学研究应包括它们。客观的科学方法也有作用，但它们应基本被认为是帮助个体成长与形成的途径。他觉得人类发展是个易变过程，如果可获得丰富的现实机会，最后的状况是不可预料的。因此，科学研究的概念也应是个持续变化的过程来迎合新出现的人类需要。
另一方面，斯金纳相信行为的客观科学研究应放在第一位，它可提供使人类生存状况达到最大限度的数据。他指出，无论喜不喜欢，外部因素约束个体并决定其行为。在他的观点中，处理这一事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的研究我们控制和自控的不同方法。对行为的实验分析可提供这些资料。如果我们接受控制的事实，并尽可能多的得到科学资料，我们就可以明智的订计划了。环境可以用最好的方法建造并产生“健康、快乐、安全、有用和有创造力的人”（这些是斯金纳的预计结果，当然要在他的行为处理有效果的前提下）。
在1962年6月11…12日，另一个罗杰斯和斯金纳之间的会见在德卢斯的明尼苏达大学进行。其间，他们进行了更多广泛而直接的对话。《就教育和人类行为控制的对话》的记录稿一直未出版，直到它出现在1989年卡尔·罗杰斯《对话》一书中，只是在第四章内提到（P。79…152）。
这次会见中作出的论点与以往的极为相似。无论如何，他们阐明的话语和附加的评论值得我们重现（请认识到可以通过读完全部记录稿欣赏到丰富的细节和对话的情趣）。
罗杰斯表示“有一股清新的风吹遍世界”（P．82），以此开始了对话，引来对人类经历的主观方面的重视并把个体选择和自由放在更明显的位置。自我了解、个人选择和责任以及自我形成已作为人类成长的重要标志出现。他提出这些概念对行为主义者并无意义，它揭示了他们的研究和行为主义的区别。
斯金纳以承认罗杰斯评论的说服力为开头，但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关于人类行为的最有价值的假设是指出人类行为是受控制的。他更明确地指出，这不表示某种控制形式必须百分之百地有效。例如，高效的薪金系统并不能保证一个工人每天都去上班。其他易变的、超出薪金体系之外的因素也影响到对人类行为的控制。斯金纳继续强调，虽然我们的行为受到基因和环境的完全控制，但我们却仍然可以改造自然世界和社会。（他似乎提出，我们被限定的行为改造着环境，环境又对行为产生影响等等。这种不间断的过程正是在改变自然和文明状况和自身行为中产生。）有一点，他与罗杰斯不谋而合，就是随着文化发展，资源和个体潜在性都会被释放。但他不同意这种释放源于个体的内心受控或自由。而是由于文明的进程远离对抗性控制而向适当强化靠近。罗杰斯站在主观体验的立场上努力将斯金纳拉出来，并怀疑按照斯金纳严密的科学说明，这种人是否存在。斯金纳则回答说，个体不会消灭是因为人类行为受制于基因和环境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