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贵族、工商
居住地域
野人：庶人
“野”或“鄙”是指在四郊以外的地区，“野人”或“鄙人”主要指在“野”的农业生产者。当以“国人”与野人”相对而言时（春秋时代一般都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国人”一词），“国人”一般仅仅指居住于国都城内的人，或者也包括住在国都近郊的人们。当然，奴隶一般并不包括在“国人”的范围之内，但他们亦非“野人”，而是依附于贵族王公家庭而不被计入。这样，“国人”就主要是指士，工商、或许还包括一部分近郊农民。而“士”可以说是“国人”的主体，他们人数最多，也最具战斗力。童书业认为∶“国人”（主要为士）在西周后期及春秋时地位极为重要。国之盛衰、胜败、国君及执政之安否，贵族之能否保其宗族及兴盛，几悉决定于“国人”。iii “国人”有参与议论国事的权利，常参与朝会、国之盟誓。春秋时各国国君或大臣常召国人来“询国危”、“询立君”、“询国迁”。“国人”有服军役和纳军赋的义务，各国军队多以“国人”作为主力。“国人”既有如此大的势力，故常有起义反对君大夫暴政之举，并常能逐杀国君、大夫而取得胜利，此即所谓“国人起义”。如西周未年“国人”暴动、流放周厉王于彘，春秋时“国人”逐君之事更是举不胜举，并且《左传》对“国人”起义亦多不予否定。iv
但是，我们在此也许需要提出一点∶即主要由“士”构成的“国人”的这种政治作用，主要还是作为群体、作为后盾起作用的，而就个人而言，在春秋时代的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主要人物还是大夫，而不是士。在这一意义上，春秋社会还是一个“大夫社会”，而不是如战国时代那样一个由游士占据主导地位的“士的社会”。“国人”群体的势力虽然常可利用，但他们一般是以赞成或反对某一执政或卿大夫为号召的，或直接以某一卿大夫为自己的领袖，其行动的结果最后一般也不是由“士”中推举出新的执政，而是拥立某一新的国君或某些卿大夫作为新的权力中心人物。
最后，我们按照职业来划分，亦可以区分出下面两个大类∶
劳心者（贵族）∶政治、军事、文化事务。
社会职能
劳力者（非贵族）∶农业、工业、商业及服务性行业。
这里的职业之分是与等级之分对应的，劳心者为贵族，为“君子”为统治阶层，所执掌的是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事务；劳力者为非贵族，为“小人”，为被统治阶层，所从事的是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生产、流通以及服务性工作，后来孟子所论两种人即是从这种社会分工入手，他反对许行的一人兼备百事，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v 这一思想看来不仅为先秦及秦以后两千年大多数思想家、政治家所首肯，也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接受，只是到近代，它才发生了严重问题而最终导致至少在形式上被推翻。孟子也并非这一“通义”的最早的明确陈述者，《国语·鲁语下》载公父文伯母敬姜之语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vi 说明这一思想作为“先王之训”有着更为久远得多的历史。
这里也需要注意的两点是∶第一，军事最初也是劳心者的事，是贵族所专有的特权，古代的车骑之战是贵族风度的战争，也是一种显示威严的政治表演。直到后来有了步兵，庶民才渐渐被允许参战。第二，贵族之妻妾虽然笼统言之也应当属于贵族阶层，但是她们却不属于作为统治阶层的“劳心者”之列。按照前面提到的敬姜的意见，从“王后”、“公侯之夫人”、“卿之内子“、“命妇”一直到“列士之妻”，都必须亲自劳作，从事纺织、家务，以“衣其夫”和“治其业”。
这样，我们从上述的社会地位、居住地域、职业分工三方面的划分可以看到，社会不仅在地位方面是明确划分为等级的，在居住地域和社会分工方面也明显含有等级差别的含义，而不单纯是所居地和职业的差别。而且，社会主要被划分为两大等级∶贵族与非贵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活跃者与不活跃者，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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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贵族等级与非贵族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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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春秋社会的等级
二、贵族等级与非贵族等级
下面我们由下而上、仔细地考察一下两大等级的各个阶层：
1、奴隶或仆役
谈到春秋社会的等级制，最著名的一段话是鲁昭公7年（公元前535年）楚芋尹宇对楚王说的∶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vii
晋杜预注“天有十日”是“甲至癸”，即按甲日至癸日顺序排列的十个日子，而非“日月”之“日”，viii 对“人有十等”，杜简注为“王至台”。唐孔颖达解释杜预为何不仔细解释这些等级之名的缘由是∶“此皆以意言之，循名求义，不必约束，故杜皆略而不说。”ix 孔颖达的疏主要是文字训诂方面的解释，即一种形式、字面上的解释。清俞正燮“仆臣台义”一文给出了一种较具实质意义的解释，并且认为∶“十等俱就王公言之，为在官者”。他着重解释了“士”以下诸等的含义∶x
士∶卫士之长；
皂∶卫士，无爵而有员额者，非后世之皂隶；
舆∶卫士，无爵又无员额者，即非正式编制内的卫士；
隶∶罪人，即因犯罪而服役者；
僚∶罪人，因犯罪而服苦役者；
仆∶三代奴戮，即因犯罪而沦为奴隶者；
台∶罪人为奴而又逃亡者，抓回来则为“陪台”；
按俞氏的解释，只有“仆”、“台”两种是奴隶，“隶”“僚”虽是罪犯，却尚非奴隶，“皂”、“舆”就更不是了。后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从“皂”至“台”都是奴隶，而“圉”、“牧”则为更下等、不入流的奴隶；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从“皂”至“台”都是官府差役。但我们现在若不从身份，而仅从功能（所事）考虑，就可以求同存异，看到芋尹无宇所描绘的这种十等制主要呈现为一种政治的等级制，或如俞氏所言是“就王公言之”，因为很显然，这里没有庶人、工商的地位，另外，我们也宜考虑这种十等制并非一种对当时等级制的严格准确的描述，而是更接近于一种相应于“天有十日”的类比，因为，在此区分下面六等的重要性显然是不能与上面的四等相提并论的。从“皂”至“台”的六种人身份可能如俞氏所言只有部分是奴隶身份；但也不排除都是奴隶的可能，奴隶是指身份，差役是指所事，奴隶与差役可能合一。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些奴隶就属于“政事奴隶”，或者说“官府奴隶”，他们有别于“隶农”一类在“野”的“生产奴隶”，也有别于“圉”“牧”一类在“家”的“生活奴隶”。当然，春秋时期随着私家越来越侵夺公室政事，大夫家室的“生活奴隶”也常转为“政事奴隶”。
童书业认为∶西周时有关奴隶之史料甚少，名称则甚多，若干恐非真性奴隶。xi 奴隶总名为“臣妾”，“皂隶”为官府奴隶，其地位已经等于贱官，且有世袭“职禄”，“不知迁业”；“舆”地位与“皂隶”略等；“僚”、“仆”、“台”则为家庭奴隶或仆役。xii 十等之外，“圉”为养马之奴隶，“牧”为养牛之奴隶。但其地位和作用看来却颇不低。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庄公女儿在家观看雩祭的演习，圉人荦竟从墙外调戏她，遭到庄公之子子般的鞭打，八月子般继国君位之后，庆父就派圉人荦刺杀了子般，改立闵公。除此之外，所谓奴隶的名称之外还有∶“竖”，是守藏司事之奴隶，亦家庭童仆之类，或曰“小臣”。春秋史上有几个身份为“竖”的人严重地影响过政局，一如“竖牛”，是鲁叔孙穆子的非婚生子，曾扰乱过叔孙氏，参与该族废立之大事；再一个如卫孔氏之竖浑良夫，与孔姬私通，成为驱逐卫出公而迎立在外流亡的卫庄公（蒯聩）的主力。另外还有得宠于齐恒公而在其死后乱政的“竖刁”；曾为晋文公重耳守藏之“竖头须”等等。另有“奴”，也是家庭奴隶，其字盖由家属之“孥”而来；还有“婢”，是下等之“妾”，以及“徒人”，大致都属于家庭执役之奴隶。政事或公府方面的奴隶则还有作为司门之奴隶的“阍”，《左传·襄公29年》记载∶“吴人伐越，获俘焉，以为阍，使守舟。吴子余祭观舟，阍以刀弑之。”“司官”、“寺”也与“阍”相似。其中“寺”中也出过几个有名人物，“寺貂”与易牙等一起在齐桓公死后“因内宠以杀群吏”，“寺人勃”曾受晋献公之命讨伐重耳，当重耳返国为文公时，“寺人勃”求见于文公并慷慨陈词，阐述一种为臣的“责任伦理”和为君的“宽容之德”。另有“寺人费”，“寺人披”，“寺人柳”等亦在史籍中有迹可寻。据此，我们可以大致将奴隶之名称归为两类∶
政事奴隶∶皂、隶、舆、阍、司宫、寺人，
生活奴隶∶僚、仆、台、圉、牧、竖、奴、婢、徒人，
这一划分当然不是绝对的，后来私家势力上升，有些生活奴隶也成为政事奴隶，且这些名称所代表的也未必全都是真性奴隶。以上两类奴隶大致构成为春秋奴隶的主体似可确定，奴隶似不在春秋时代的社会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奴隶在当时人口中的比重和从业的广泛性，重要性还不如后来的秦及西汉。众多被认为是奴隶的名称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政事与生活两类，其内部又存在着一种常在政事与生活中才倾向于实行，而在大规模生产中却不甚需要的严格细密的等级制，亦说明奴隶并非当时社会生产的主体。奴隶名称之多并不见出奴隶之多，反而见出奴隶之少。
2、庶民
在传统社会中，社会阶层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与其政治文化作用并不相应，生产活动的主体并不就是政治与文化活动的主体，劳力与劳心被判为两事，所以，在社会生产和人口中最占份量的庶民在史籍中却最为默默无闻，不仅作为一个群体之名甚少提到（“庶民”一词在左传中仅出现3次，“庶人”一词在《左传》中也只出现6次），也很少有个别突出的庶民留下记载——在这方面甚至不如上文所提到的政事奴隶。
庶民可以再分为主要是“力于农穑”的“庶人“（农民）和从事手工业与商业的“工商”。郭沫若认为殷、周两代的农夫，即所谓“众人”或“庶人”，事实上只是一些耕种奴隶，xiii 但我们看《左传》中所有提到庶人与其他社会等级阶层关系的地方，庶人的地位都是处在大夫、士之下而居于工商、皂隶、牧、圉之上，也就是说其地位虽非贵族，却高于奴隶，还高于同属庶民阶层的工商。《国语》中所提到的庶人地位与《左传》基本相同。并且，庶人地位还处在上升的趋势《论语·季氏》中载孔子言”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反证出就象当时“政”已在“大夫”一样，当时的“庶人”大概也已经经常“议”政了。又《左传·哀公二年》载赵简子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xiv 说明庶人工商有军功者虽不能象大夫、士有军功者一样受封土，但也不止是象奴隶有军功者仅能免其奴隶身份，而是作为自由人而可以由军功入仕，担任官职了。
“工商”地位次于为农的“庶人”，但由于其主要居于国都，靠近政治权力中心，又经营工商业，生活甚或优于庶人，尤其是商人，渐积聚起一定经济势力。“工商食官”，当时的工商还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贵族官府服务，其活动要受官府制约，但其个人身份还是比较自由。在商业力量比较发达的郑国，商人还与国君订有盟约，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也不能强买或掠夺商人的货物。春秋时期并有一些艳羡商人之富的下层贵族亦事经商，故工商对政治的影响反而比务农的庶人明显。定公八年，卫侯欲叛晋，大夫王孙贾说∶“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由此激怒了“国人”，使他们赞同叛晋。《左传·僖公33年》记载了著名的郑国商人弦高的故事，弦高在去周都城做买卖时遇上了要去袭击郑国的秦军，一面有意以郑国国君的名义送上牛群慰劳秦兵，以示郑国早就有备，另一面派人急速回郑国报信，结果使秦军知道偷袭无望而不得不中道而返。
3、士
士阶层是中国历代社会最具特色的一个阶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变数和动因，中国的政治，文化乃至整个文明性格的许多秘密都必须到这一阶层中去寻找，所以确实最堪注意。士在春秋时代虽然尚与大夫有别，“士大夫”尚未连称，而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主体亦尚非“士”而是“大夫”，但若从一种长远的眼光观察，对即便是春秋时代的“士”给予一种特别的注意亦不为过。
士的起源一直是个纷纭复杂、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正如余英时所言∶“近代研究‘士’的起源问题的学者每好从文字训诂下手，更喜引甲骨、金文为证，真所谓家异其说，令人无所适从”。xv 最近阎步克有一文“‘士’形义源流衍变说略”，对“士”之众多义项及其源流衍变进行了一番梳理，他认为“士”字为斧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