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次继承危机发生在季桓子死的时候，季桓子病重时告诉其宠臣正常说∶如果他的妻子南孺子即将生下的孩子是男的，就报告国君立他为继承人，如果是女的，就立季孙肥。桓子死，季孙肥即做了他的继承人，到安葬桓子完毕时，南孺子才生下一个男孩，正常用车载这男孩去报告国君，季孙肥请求退位，但当哀公派人去察看时，有人已经把这男孩杀了。xxxi
除了上述的两次事件之外，季氏的世代继承看来还都比较平稳。
⒊与公室的关系。
季孙氏与鲁国公室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与政治的关系，从这种关系中可以见出世族的实力，公族如何渐渐凌驾乃至压倒公室，政权如何由君主转到卿大夫手中，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也说明，大夫阶层若不掌握政治权力就难以庇护其家族，仅仅靠经济势力是不足以“保室宜家”的。
在从僖公元年到定公二十七年的191年中，季孙氏在约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主政，而只有70年未曾主政。即便在这70年中，季氏也是或者名义上主政（如阳虎“执国命”的三年），或者虽非主政，但仍列于执政。
但是，主政并不就是完全掌握政权，主政者上面还有国君。鲁国国君权力的下移和公室的削弱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就是三桓，尤其是季孙氏强大的过程。现把鲁公室被削弱过程中的重要事件简列如下∶
僖公17年∶鲁僖公正在淮地会诸侯，鲁国军队擅自灭了项国，结果齐国人以为这是鲁僖公之命，曾一度不让他回国。
文公18年∶文公死后，襄仲（东门遂）杀死太子恶及其同母弟视，而立庶出之宣公，此举有违齐国之意，季孙行父曾为此往齐国纳贿通殷勤。
宣公18年∶公孙归父因其父襄仲立了宣公，受到宠信，“欲去三桓以张公室”，宣公死后，季孙行父即以追究襄仲杀嫡立庶的名义将东门氏驱逐出国。
襄公7年∶季孙氏在费地筑城。
襄公9年∶季孙宿在卫国为12岁的鲁襄公举行冠礼。
襄公11年∶鲁三桓将公室的军队分为三军而各掌握一个军，季氏尽取了一军的实力和赋税，孟氏也使一军的子弟一半属于自己（就是取了一军的四分之一的所有权），叔氏则使一军的子弟尽属于自己（就是取了一军的一半的所有权）。xxxii
襄公29年∶襄公朝楚，季孙宿以讨“叛”为名，乘机取了卞地作为私邑，使襄公惊恐而不愿回国。是年范献子来聘，行射礼，公臣中已不能凑出善射的三对士，结果不能不从大夫的家臣中补充。
襄公31年∶襄公死，季孙宿先立庶子子野，子野不久即死，改立其母之娣的儿子公子稠，是为昭公。
昭公元年∶季孙宿攻打莒国占据了郓地，破坏了列国间的盟约，使当时正出使在外的叔孙豹几乎被杀。
昭公5年∶废除原一分为三的中军，再把军队一分为四，季孙氏取两军，孟孙氏、叔孙氏各取一军。鲁人都向三家纳征，再由三家转向公室进纳贡赋。
昭公25年∶昭公攻季孙氏，季孙意如得到叔孙氏、孟孙氏的援助，反败为胜，昭公逃亡出国，自此至昭公32年共7年，辗转颠沛于齐晋之间，未再能回到鲁国而客死于国外。其间齐国、晋国虽曾有意送昭公回国，却或因卿大夫受贿，或因本身不肯尽力，均未果。
定公元年∶送昭公灵柩归国，季孙意如想挖沟使昭公墓与其祖莹隔离，又想给其恶谥。
定公12年∶定公命孔子弟子仲由毁掉三桓的城墙，已毁两都，孟孙氏不肯堕毁其城，定公派兵攻打，却因攻不下来而作罢。
哀公27年∶哀公担忧三桓的威胁，想要利用越国攻打三桓，于是流亡到越国。《左传》分年记事于此年终。哀公次年卒，鲁国人立其子宁，是为悼公。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悼公之时，三桓势力远胜公室，鲁君有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清人高士奇总结这一过程是∶“故鲁之削，成于三桓，而季为之魁，宿及意如不容诛，而责备贤者乃在季友、行父，以其为事权所由始也。”xxxiii 顾栋高则将“鲁政下逮”更一般地归咎于“世卿”制，认为∶“国家大患，莫大乎世卿。”“世卿之祸，小者淫侈越法，陨世丧宗，或族大宠多，权逼主上，甚者厚施窃国，陈氏篡齐，三家分晋，故世卿之祸，几与封建等。”xxxiv 其他儒者对此还有比他们更严厉的谴责，然而，当时生活在春秋时代的人们对此似有不同的反应，可以见出战国前后人们心态的差异。
昭公5年，昭公在晋国参加各项活动均不失礼，然而女叔齐讥其只是知“仪”而并不知为国守民之“礼”；25年，宋元公夫人拟把女儿嫁给季孙意如，得知鲁君准备驱逐季孙意如，通过宋元公问乐祁，乐祁说∶“嫁给他，如果真象所说的那样，鲁国国君一定不得不逃往国外了，鲁国国君已经失掉民众很久了，怎么还能逞其志愿？”昭公欲讨伐季氏时，曾征询子家懿伯的意见，懿伯认为很难成功；而被许为忠臣的子家子亦曾在季孙意如被围时劝昭公放走他；昭公败而出奔，至死不能归国，鲁国国内7年无君，却一切照常，此最可显示出当时世族在社会上的力量。xxxv 子犹、范献子受贿于季孙，为季孙氏说好话，兹不必论，但是，史墨回答赵简子的一段著名的话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客观形势。赵简子问∶“季孙氏赶走国君，可是民众顺服他，诸侯亲附他，国君死在外边，也没有人去向他问罪，这是为什么？”史墨的回答是∶“万物生物有两，有三，有五，有辅佐，所以，天有三辰，地有五行，身体有左右，各有配偶。王有公，诸侯有卿，都是有辅佐的，上天生了季氏，以佐鲁侯，时间已经很久了，民众顺服他，不也是应该的吗？鲁国国君世代放纵安逸，季氏世代勤勤恳恳，民众已经忘记他们的国君了，虽然死在外面，有谁同情他？国家没有一定不变的祭祀者，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所以《诗经》说∶‘高高的堤岸变为深谷，深深的谷地变成山陵。’三王的子孙，在今天也成了庶民，这是主人所知道的。”xxxvi
总之，鲁公室的削弱并不是由于某几个“乱臣贼子”所致，也不是一家一族所为，而是由于一种大势所趋，个人很难能拗得过这“势”，这种大势所趋表现为一种世袭由王公发展到卿大夫的运动。大势所趋之下，人们的心态和观念也就慢慢地发生了改变。原来觉得完全不可接受的事件，慢慢也就变得可以接受了，既使不表赞成者，也还是不能不有一种无奈。
⒋与其他世族的关系。
季孙氏在季友死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湮没无闻，国政是由东门氏的襄仲（公子遂）掌握，这大概与季友之子齐仲无佚早逝有关。世族是相当依赖于主人的寿夭乃至于健衰的。文、宣年间，季友之孙季孙行父基本上是顺从东门氏之意，但当宣公一死，季孙行父立即断然驱遂了东门氏。
除去东门氏之后，迄春秋终，鲁国再无能与三桓相提并论的世族，三桓适逢其会，正好处在春秋各国卿大夫纷纷立家的时代，而在这之后，有限的权力与财富资源不能不限制新兴家族的发展，已有的家族对潜在的新家族的产生和发展也会抱有防范之心，至少在客观上会有一种箝制作用，而且，一个家族的势力和声望往往是建立在传统，或者径直说时间的长久之上的。在鲁国，后来的公室也越来越卑弱，不足以形成产生和支持新兴家族的强大力量，加之，三桓同为桓公的后代，鼎足而三，荣辱与共，所以也常常互相援助而对抗其他家族。三桓在对付公室和其他世族时一般是互相联合的，最为生死攸关的一次当然就是当昭公攻季孙氏时，叔孙、孟孙起而相救。然而，在三桓彼此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争斗。
三桓除了鲁国军政大事的轮流主政或参与执政外，还有某些职务上的分工，昭公四年杜泄说到季氏任司徒、叔孙任司马、孟孙任司空。又《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叔孙豹在晋国出使时说∶“叔孙出使，季孙守国，从来就是这样的”（“叔出季处，有自来矣。”） 成公16年，叔孙侨如（宣伯）与成公之母穆姜私通，想要除掉季文子和孟献子，占取他们的家财，这年正是晋楚鄢陵之战的时候，叔孙侨如向晋人告季、孟两人宁可事奉齐、楚而不愿服从晋国，要晋国扣留季文子并杀死他，他再回国杀死孟献子而使鲁国事奉晋国，结果晋人拘捕了季文子。子孙声伯被成公派往晋国请求放回季文子，说季、孟是鲁社稷之臣，如果早晨杀了他们，鲁国晚上就要灭亡，范文子与栾武子也说季文子“忠良”，结果晋国放出了季文子，叔孙侨如逃到了齐国，季文子回国后改立了叔孙豹为叔孙氏的继承人。昭公元年，季孙宿不管在外出使的叔孙豹，违反盟约攻占郓地，使叔孙豹几乎被杀，回国后，曾夭为季孙氏驾车去叔孙家，叔孙豹从早晨呆到中午，一直不肯出来见他们，曾夭这时提到“鲁以相忍为国”，最后，叔孙豹在同意出来见面时说的一句话也颇能说明两家的关系，他指着柱子说∶“虽然讨厌这个，难道可以去掉吗？”xxxvii
昭公4至5年，叔孙家发生了叔孙豹私生子竖牛扰乱其家室，有意杀嫡立庶，欲最后攫为己有的事件。季氏家臣南遗对季孙宿说∶“叔孙氏势力强大季氏势力就削弱了，你不要管他家的家乱。”昭公21年，音国士鞅来聘时，叔孙昭子为政，季孙宿为了让叔孙昭子得罪晋国，有意使有司以小国之礼接待士鞅而使之大怒。
但是，总的说，鲁国世族间的争斗，乃至于对公室的侵逼，还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鲁国作为一个并非强大之国，处在大国之间，不能不以“相忍”为国，不炫武功而修文德。在外交上如此，在国内亦然，鲁人又素重“亲亲”，所以虽互相抑制，却很少直接兼并，且常常行“存亡继绝”之事，不仅对三桓中有罪之叔牙、庆父、叔孙侨如如此，对他族亦然。宣公18年季氏驱遂东门氏，不久即以仲婴齐绍其后；对其他负罪出奔者如叔仲氏也是如此。在对公室的关系上，昭公最后7年虽然不能回国，但叔孙昭子为此而求速死，季孙意如也几次表示出诚惶诚恐，请求国君回来的姿态，虽然前者真心而后者假意，但还是可以见出当时鲁人的气氛和心态。
⒌内部家臣的反叛
家臣、家宰一般是不世袭的，但在有些强有力的家宰那里，也有世袭或至少终身制的倾向，例如襄公7年，南遗为费宰，到昭公年间，则是其子南蒯为费宰。昭公12年，季平子立，对南蒯不够礼遇，南蒯就对子仲说∶“我要赶走季氏，把他的家产归于公室，你来取代他的地位，我带着费邑作为公臣。”南蒯又联络了叔仲穆子等人准备起事，但后来担心打不过季平子，就带着费邑叛变到了齐国。13年春，季平子在攻费失败后采取了怀柔的政策，使费地人背叛了南氏，14年，南蒯被迫逃亡到了齐国，在侍奉齐景公喝酒时，齐景公说他“叛夫！”，他说“臣下是想加强公室”，齐国大夫子韩皙说“家臣而想要加强公室，没有比这个罪过更大的了”（“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
季孙氏陪臣据邑以叛，见于春秋经传所载者，还有定公12年公山不狃、叔孙辄反对堕费，帅费人以袭鲁，另外在叔孙氏那里也有侯犯、孟孙氏那里也有公孙宿据邑以叛。这些叛乱都还是依靠城池，基于边境，不足以撼动鲁国中枢。而阳虎则不然，是典型的据鲁中都的“陪臣执国命”。
定公5年，季平子死，阳虎囚禁了季桓子等人，并驱逐和杀死了一些大夫，然后又与季桓子及众人盟誓，在以后的三年多里，实际上是由阳虎主持鲁国国政。定公6年，他强使季桓子、孟懿子向卫侯挑衅，又派孟懿子前去晋国向晋侯夫人回送财礼，和定公与三桓在周社盟誓，和国人在亳社盟誓，在五父之衢诅咒。定公7年，齐国归还郓地、阳关给鲁国，阳虎就住在那里主持政事。但在当年齐国进攻时，阳虎尚为季桓子驾御战车，并对孟氏家臣公敛处父、大夫苫夷等有所忌惮。定公8年，鲁国侵袭齐国，攻打阳州，廪丘等地，虽未胜而有获。当年秋天，阳虎想采取行动除掉三桓，用季寤取代季孙氏，用叔孙辄取代叔孙氏，自己取代孟孙氏，xxxviii十月初三，阳虎率兵车押送季桓子去蒲圃，准备在那里杀死他。行至路上，季桓子请求给他驾车的林楚把他改送到孟氏那里去，进入孟氏家以后，双方交战，阳虎之弟阳越被射死。阳虎劫持了定公而攻打孟氏，孟氏一个也是极强横的家臣公敛处父早就告诉了孟氏做准备，这时又率领成地人加入了战斗，结果打败了阳氏。阳虎脱掉皮甲进到公宫，拿了宝玉大弓出来，到了五父之衢，不慌不忙地自己睡下让别人做饭。公敛处父请求追赶阳虎，孟孙不同意，公敛处父又想杀掉季桓子，孟孙害怕，就把桓子送回家去。阳虎随后进入阳关而正式叛乱。
定公9年6月，鲁军进攻阳关，阳虎突围而出，逃往齐国，想请求齐军攻鲁，齐侯欲答应，鲍文子劝谏说阳虎有宠于季氏而却要杀季孙，亲近富有而不亲近仁爱，因此不能够用他。结果齐侯反将阳虎囚禁起来。阳虎两次被抓，又两次逃脱，先逃到宋国，又逃到晋国，最后到了赵简子那里。
阳虎勇猛、果决而又从容不迫，有野心也有干才，在其执政期间，鲁国在政治、军事上一时颇为活跃，改变了一向“相忍”的国策，甚至对齐国还采取攻势，给一直相当儒雅、文质彬彬的鲁国带来了虎虎生气，这大概就是阳虎在一段时间里有宠于季氏，在软禁季孙之后也颇能服众的原因。xxxix 但是，这种改变能否成功，甚至能否持久自然都是相当成疑问的。若不能成功，那也就是徒添内乱。而即便成功，也可能只是如高士奇所言∶“则去一三桓，而得一三桓”而已，xl 并且，这一新“三桓”显然也是很难持久的，世袭制到了春秋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