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明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进取事切，砥砺情深”，并不会象陆机所说那样因进取而“伤民”，而“设官分职，任贤使能”，这也就是“共治”而非“独治”。“总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贤之路斯广，民无定主，附下之情不固”，这是“愚智”都能看清楚的。xli 颜师古认为∶“古今异俗，文质不同，不可空捋虚名，以乖实效”，所以，大举分封，不仅“于理不合”，而且“制度难成”，故分封“莫如量远近，分置王国……画野分疆，不得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永无倾夺，使各守其境，而不能为非，协力同心，则足扶京室”，对各就封之诸子“为置官僚，皆一省选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xlii
最著名的有关封建的议论自然当推柳宗元的《封建论》，宋苏东坡《论封建》评论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则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xliii 柳宗元的高明处在于深探封建制的历史根源直至“生人之初”，他认为∶封建“非圣人意也”，而是“势也”，即使古代圣王那时想废除封建，也是势有不可。人类之初，与万物皆生，不能博噬，又无毛羽，要想“自奉自卫”，必须利用各种物质资源，这样社会就有争夺，争夺不已，就要找明智者裁夺，裁夺不听，就要有制裁力使之畏服，这样就产生了“君长刑政”。人们离得近的会聚而成群，群体之争危险性更大，这样就会“有兵有德”，争而不已，各群之长就会找势力更大者裁决而听命于他，这样就有了“诸侯”，如此往上，还会有“方伯”，“连帅”，最后“天下会于一”，就有了“天子”。这样一级一级的首领，其有德者，他死了之后，众人会找到他的后代来伺奉，这就是封建等级制以及世袭制的由来。
这就意味着∶表面看起来，封建是出自古圣王之意，是他主动地不想独享天下，所以由上而下地分封诸侯，诸侯的权力、财富、名望都是从上而来。但实际上，这后面却有一种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形势使古代君主不能不如此做。自上而下的“封”是自下而上的“势”支持着的，各种名号常常只不过是对这种事实上的“势”的承认而已。在这里，柳宗元还敏锐地把握到了一个不仅中国，而且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即等级分化必然要从各个原始族群中产生，而且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任何文明的早期，都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一个渐居于社会上层的少数，并且，这居于上层的不仅是少数，这少数还是世袭的。
但是，后来那种不得不封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柳宗元虽然没有明言这种形势缘何而变，但指出了周秦以后，封建反成了致乱之由，而不再是太平之基。东周时周已剩空名，其实丧之久矣，列国纷争，战乱不已；秦“有叛人而无叛吏”，汉“有叛国而无叛郡”，唐“有叛将而无叛州”，都说明郡县制有利于天下和平，而封建割据则常为战乱祸首。
柳宗元所提出的最重要、也是我们最感兴趣的反对封建制的理由是∶废除封建也就废除了世袭。在周代封建时期，虽然是“乱国多，理国寡”，但“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而在汉代的郡县官员“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这是从能否替换不称位，不称职者的角度说的，但废除封建世袭无疑还有更积极和更深远的社会意义∶“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这就是孔子“举直错诸枉”的本意。废除封建并不是要废除等级，而是要废除世袭，变封闭的等级制为开放的等级制。如果天下都是“世大夫，世食禄邑”，则即使有“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如果说封建是“圣人之制”，这不是圣人自己与自己过不去吗？柳宗元文以指出封建最初“非圣人意”始，以指出复行封建将“忤圣人意”终，虽然不离推崇古圣的大道，但主要还是以客观之“势”的变迁而非主观之“意”的圣洁来解释封建之应废。xliv
自柳宗元之后，一直到明未清初，有关封建的辩论确实不多了。苏轼赞成柳宗元的观点，只是补充了一条理由∶即世袭制会加剧对世袭爵位的争夺，而开放的官职却不如此。他说∶三代“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害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卿大夫不世袭者，盖未曾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仁人君子忍复开之欤？”xlv
但是，在提升了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的宋代理学中，亦有学者赞同封建和宗法制，北宋张载认为∶“‘天子建国，诸侯建宗’，亦天理也。”“宗子之法不立，则朝廷无世臣。……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以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xlvi 南宋胡宏也赞成井田封建∶“井田封国，仁民之要法也。……使太宗有其臣，力能行之，则唐世终无藩镇跋扈篡弑之祸，而未流终无卒徒扶立疆臣制命之事矣。”xlvii
朱熹对封建的态度似在两可之间，貌似模棱而实则明晰。他谈到封建的好处，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不象后世郡县，一二年辄易，虽有贤者，善政亦做不成，并且现在州县之权太轻，卒有变故，更支撑不住，以道理观之，封建之意，是圣人不以天下为已私，分与亲、贤共理。但是，既便是圣人之法，也不可能无弊。如果封建非其人，又是世世相继，就无法换掉他了，而郡县官员若非其人，却只两三年任满使去，忽然换了好的来也说不定。使膏梁子弟不学而总是居士民之上，其害也是不浅。所以，朱熹认为柳宗元所说基本上有道理，而颇不满于胡宏论封建井田之事，认为这些即便是“圣王之制”而不可非，在今日也恐怕难下手而无法行。另外，朱熹认为治乱关键还不在此，而在人，所以说“此等事，未须深论。”xlviii
但是，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由于明朝遇到本为其部属，人数甚少的满族入侵，竟然在短时间内就土崩瓦解，又激起一轮有关封建制的议论热潮。颜元以为∶“后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乐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县易制也，而甘于孤立”，然而，“以天下共主，可无藩蔽耶！层层厚护，宁不更佳耶！”并且，不封圣后，“使诸圣人子孙无尺寸之土，魂灵无血食之嗣，天道岂能容耶？”不恩九族，不封同姓，“宗庙其无怨恫耶？”；不封功臣，“勋旧其何劝耶？”另外，颜元还提出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理由∶即便世君如桀、纣而汤、武革命，由于汤、武本有封国，有兵丁粮食，就不致于扰民，且可一战而定，而不致连年大乱而伤民。xlix
与颜元、李刚主等更偏于理想，并主复古者不同，顾亭林是一个相当具有现实感的学者，他曾博览古代经世史文，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又曾实地走访许多名山大川实地考察风土民情。所以，他虽然深深感到郡县制施行近两千年之后的流弊，却明白郡县制决不可能复变为封建，他所提出的对策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顾亭林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所以，有必要“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即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比方说在县一级，“改知县为五品官，正其名曰‘县令’。”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则必缮之而勿损。”这样，从县令来说是“私”，但所有这些县令之“私”恰恰又是天子所求的“天下之治”。如此，“则一旦有不虞之变，必不如刘渊、石勒、王仙芝、黄巢之辈，横行千里，如入无人之境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天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乃其常情，合天下之私，恰可成天下之公。l
顾亭林议论的特点是没有那种道德的“臭味”，li 也没有那种复古的热望。他对人性的估计恰如其分，因而比较起其他对治方案来，可行性较强，但是，他可能还是低估了中国传统体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所以，尽管他所悬的目标并不是很高——仅仅只是西汉相当有自主权的地方行政或加上世袭，看来也还是很难行于明清之际的中国。
前已述，封建制一方面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裂的关系，这方面所涉的主要是政治；另一方面涉及到世袭与选举，封闭与开放的关系，这方面所涉的主要是社会，或者说社会与政治相交的那一部分。前面顾亭林论封建与郡县的着眼点是在前一方面，而清末明初另一大儒王夫之论封建与选举则主要是着眼于后一方面。他们的议论也达到了传统对封建制认识的最高度，我们正好以他们二人作为这一讨论的结束。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首先从社会历史根源说明，无论封建制的产生，还是郡县制的出现，以及郡县制取代封建制的背后都各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原始人群中产生君长并非人有意为之，而是不能不如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各推其有德长者或功劳大者，最后推出了“天子”。每个人都想自贵，但最后只有受到众人奉戴者才能真正尊贵，这里面有一种“公”。久居高位者必熟悉其道，因而就有世及之理。那怕他们的后代时有愚昧且残暴者，这种情况也还是胜过最初那种“草野之罔据”的无政府状态，这样过了数千年，人们都习惯于此了。只是到后来才渐渐“强弱相噬而尽失其故”，战国的时候，以前封的诸侯实际上已所剩无几，几个强国早已分国为郡县并择人而任，所以说“郡县之法，已在秦先”，秦所灭的只是六国而非三代之所封。如此，郡县制又实行了二千余年而不能改，上上下下已经习惯于此了，这样一种大势所趋，也就成了一种“理”。
其次，古代只是诸侯世国，而后大夫才“缘之以世官”，这样就“势所必滥”。与“士之子恒为士”相对的就必然是“农之子恒为农”，然而，“天之生才”并不会选择∶使士人之后代总是有才而农人之后代总是无才，也有“士有顽而农有秀”的情况，这样农人之秀者就不会甘心始终屈从于士之顽者，而是会努力翻到上面，这就是“势所必激”。所以，“封建废而选举行”，后来的太守、县令、刺史，州牧等即便在任职时有过去诸侯的那种权力，也不可能使其权力世袭、不可能庇护其后代子孙中的不肖者。选举的不慎有时会使选举上来的守令残害庶民，世袭的权力有时也会使不肖的子孙败乱纲纪，但在这两种危害中，对民众来说，守令贪残还有希望通过其被罢黜来解脱困境，而于后者就几乎没什么办法了。所以从天下百姓看，郡县之害还是不象封建之害那么大，后世生民之祸要比封建时代生民之祸要轻。本来秦始皇是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的，而天却假其私心而行其大公。使那些“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对那些贤而秀者（不管他们出身如何），皆“奖之以君子之位”，这就是“天下之大公”。lii
顾、王、颜、李之后，有清一代，再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有关封建的言论。至近代，章太炎晚年曾有总结这一历史之争的一段话，兹引录于下∶
“即如封建之制，秦、汉而还，久已废除，亦无人议兴复者，惟三国时曹元首作《六代论》，主众建诸侯，以毗辅王室；及清，王船山、王琨绳、李刚主等，亦颇以封建为是，此皆有激而然。曹愤魏世之薄于骨肉，致政归司马；王、李辈则因明社覆亡，无强藩以延一线，故激为是论，若平世则未有主封建者矣。余如陆机《五等论》，精采不属，盖苟炫辞辩，而志不在焉，则不足数已。其次世卿之制，自《公羊》讥议以后，后世无有以为是者。唯晋世贵族用事，盖数九品中正定人材，其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自然趋入世卿一途，然非有人蓄意主张之也。二千年来，从无以世卿为善而竭力主张之者，有之，惟唐之李德裕。德裕非进士出身，嫉进士入骨，以为进士起自草茅，行多浮薄，宜用仕宦子弟以代之，此则一人之私念，固未有和之者也。……余意王、李辈本以反清为鹄，其所云云，或思借以致乱，造成驱满之机耳。以故满清一代，痛恶主张封建、井田之人。总计三千年来，主张封建、世卿、肉刑、井田者，曹元首、王船山、王琨绳、李刚主、李德裕、钟繇、陈群、王莽、张子厚九人而已。”liii
章太炎以为王夫之主张封建，可能是记忆之误，也许原意是指顾亭林。我们引这段话，是想借此说明，正如章太炎所言，历史上赞成恢复封建的人确属少数，并且往往是“有激而然”。另外，引此两段也是想籍此展示一种仍然基本上属于传统的论证方式，这种论证方式更象古代的华文，而非现代的学术。liv
最后，我们也许可以略微做一点正名的工作。我们把这一节称作“封建与郡县之争”，历史上人们也确实是这样争论的，他们认为秦以前与秦以后的基本变化是以郡县制取代了封建制。但是，以郡县与封建对称显然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尚不足以透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后社会变迁的实质，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古人所说的郡县制中，除了加强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力这一政治的涵义之外，还有一层变世袭为选举，变封闭为流动的社会涵义，这从我们前面所引的许多言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