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在上世纪末发出的对于本世纪的相当准确的预告。中国不久就进入了一个广泛动员，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时代，而在经历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社会变动”之后，直到今天——在已经可以看到二十一世纪门槛的今天，我们也许才可以说，中国看来已经在退出这一过渡时代，而走入一个比较平静相安，经济发展和自然分流的时代。
在梁启超看来，封建时代与他所处的时代是不衔接的，这中间隔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可以名之为“统一时代”或者说“无阶级时代”。严复的看法稍有不同。1904年，严复出版了他翻译的英国学者甄克思（E．Jenks，1861…1939）的一本书，该书原名为《A History of Politics》（直译为《政治史》），严复易名为《社会通诠》，这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该书主要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谈政治。在为该书译本写的“自序”中，严复感叹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历史差异。他接受甄克思的观点∶认为社会进化都是由图腾社会（Totemistic Society ）或“蛮夷社会”，进到宗法社会（Patriarchal or Tribal society），再进到今天欧洲的军国社会或“国家社会”，而在宗法社会与军国社会之间，还有一个封建时代。验之于中国历史，严复认为∶中国从唐虞以来直到周代，这两千多年“皆封建之时代”，而宗法也于此时最备，而秦“郡县封域，阡陌土田”，虽然是侵夺民权，属“霸朝之事”，但“迹其所为”，还是要由宗法社会转向军国社会。然而，由秦至今又过了二千多年，今天中国的政治、风俗以及思想文化，都还是未脱宗法。这样，严复就实际上认为中国有四千多年是处在宗法社会之中，而宗法社会又可分为两个时代∶周以前是封建时代，秦以后则是一个向军国社会转变，却仍未脱离宗法社会的时代。ii 中国有史以来的四千多年为一纯粹、完整的单元以及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观点，于此都能发见端倪。
总的说，“封建时代”的概念直接产生于中西比较，并且主要是由西观中；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历史学上的时代概念，未离史学范畴；它也基本上是从政治（国体）的角度观察，而未涉经济形态；观察比较者的意思虽然是有感于中国相对于西方来说的不进或缓进，但并不是 要为直接行动提供理论指导；最后，在这里所用“封建”的含义与古义基本相合，并无意义上大的转折，所以，论者对西周为封建时代决无疑义，只是上、下限略有不同。
“封建社会”概念的提出
由于我们不是要探讨“封建社会”概念偶尔和个别的使用，iii 而是要探讨在对“封建社会”这一概念进行认真说明的基础上，提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一种系统解释，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一意义上，“封建社会”概念的首先提出是在1929年，而恰恰是在这一年提出这一概念应当说是耐人寻味的。
1927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国共分离，农运、工运等群众运动遭到压制，革命转入低潮，大批热血者不得不重返书斋。1929年，陶希圣在《新生命》1929年第2卷第3…5期上发表“中国封建制度的消灭”，亡命日本的郭沫若以“杜”的笔名在《东方杂志》1929年第26卷第8…12期上发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当年陶希圣还在新生命书局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由此揭开讨论中国社会历史的一幕。iv
陶希圣在其书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国的革命，到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谜了。革命的基础是全民还是农工和小市民？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还是几个列强和几个军阀？”v
为此，他希望首先研究中国社会的状况和性质，在此的两个中心问题是∶1。中国社会目前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2。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是否使中国社会变质，变质又达到什么程度？
追溯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陶希圣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社会史的一个关键，中国社会在这时候结束了封建制度，而破坏了的封建仍然在另一个基础上又重建起来，所以，再“叫做封建制度也不确，”而“否认封建势力也不许”。总之，秦汉以后的中国还是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或者说是一个变质的封建社会，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我们看见许多类似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又看见了许多和严正的封建制度相同的现象。家族本位和个人主义的法律，权力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观念，相互错综。
陶希圣所据以判断的标准“封建制度”，在他看来有两个特征∶1。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土地制度之上，它的基础是在农村；2。在封建制度下面，土地的领主和掌握治权的是封建贵族。由于这两个特征，所以，在封建制度的时候，没有都市的集中和发达的货币，没有官僚而只有贵族，而中国在战国时就有了相当力量的商业，有了官僚、平民能够作官，所以可以说封建制度已崩坏了。井田坏使土地可以私有，就有了非贵族的地主，后又产生“士大夫而官僚而地主的一个身份”，这些人很保守，不愿都市发生，还是以农村为经济基础，进而压迫商人，故中国迟迟不进。
综上所述，陶希圣由此得出的四点结论是∶1。封建制度在春秋时已经崩坏，中国早已不是封建的国家，只有对外藩的统治仍然是取封建的形式；2。中国政府是地主官僚政府，不奖励商业，商业绝对不发达，尤其是禁止国人从事国外的贸易；3。所以，中国是封建制度崩坏以后，资本主义发达以前以士大夫身份与农民的势力关系为社会主要构造的社会；4。我们若以这一士大夫身份及以这个身份为背景的官僚政府为封建势力，则我们提出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是可以的，而且是应当的，但非打倒封建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已经不存在。他还提出，“在此时来解决土地问题，可以打倒士大夫的残余势力，不过不能解除帝国主义通过官僚政府的对中国的统治。”vi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陶希圣所提出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的概念虽然比古代的“封建”概念更重经济而不是政治，即它们主要是从经济上定义的，但是，至少从作者的理解来说，这些概念的涵义与“封建”的古义并无大的违拗，与西方的“封建”概念也基本相同。陶希圣认为∶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只是小异而大同，中西封建制度的共同点均是以土地制为基础，建立了一种人身隶属与保护关系和身份等级制，至于差别则在于∶西周封建比欧洲封建的中央权力似要更大些，卿大夫邑内的人民对诸侯的义务也比对卿大夫义务似要重些。换言之，也就是分裂割据的情况还不那么严重。
陶希圣把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之为“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先资本主义社会”，这不仅反映出他对经济因素的重视，而且反映出他也受到数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影响，按照这一规律，中国封建社会之后的社会（战国之后）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它又很不象资本主义社会，无以名之，陶希圣只好称它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后来还有人称它是“后封建社会”，无论“前”“后”与否，总之它很难得到自己一个独立的名称。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免去这些麻烦，直接称这一战国至清的漫长时期的中国社会为“封建社会”（郭沫若等），或“封建领主社会之后的封建地主社会”（范文澜等），以便它与“资本主义社会”衔接。
当然，陶希圣的如此称谓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谨慎的态度，甚至理解为是一种类似于对本质的“现象学的悬置”，即在难于探明现象的本质或性质之前的一种暂时搁置——仅以一种外在的形式标定它或仅仅提出它。王礼锡一度更接近于这种态度，他说∶“自秦代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段历史，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的一段谜的时代。”vii 我们在陶希圣那里可以发现一种困惑和犹豫不决，由这种态度也就产生出一种使他屡屡遭到批评的“豹变”或“模棱两可”，所以，就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这同一本书中，我们又在第50页读到∶“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呢？从最下层的农户起到最上层的军阀至，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在第190页紧接与上文同样的一段话之后是∶“这个阶级的生存赖土地所有权和国家政治地位的取得，而与宗教无关。所以它和农民的势力关系，与封建领主和农民的势力关系是一样。因此，可以叫它作封建势力，又因此可以叫中国社会作封建社会。”在第247页上一个作了进一步区分的结论是∶“八十年前的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社会，八十年来的中国社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封建社会”。viii
这种种解释可以反映出动员和革命的需要和西方社会理论的笼罩性影响。不过，我们通过陶希圣对士大夫身份的重视仍可发现，在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之间，他还是相当注意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虽然由于革命时代的眼光，所有这类身份及其派生物自然都要在被扫荡和打倒之列。
与今天中国的政界越来越强调“中国的特色”与“国情不同”迥异其趣，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却是高度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的，他认为那种说“我们的国情不同”的看法为“民族的偏见”，认为就象一个人体，无论红黄黑白，发展都大抵相同一样，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是如此。他以一种发现了科学真理，一下子通体透亮的兴奋心情和昂扬、上升的姿态，批评罗振玉、王国维仅仅是“整理”史料，胡适也摸不着“边际”。他承认自己的研究方法是以恩格斯为向导，但同时也认为∶“清算中国的社会，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办到。”“事实是中国的史料、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只有中国人自身才能更贴切的接近”。“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ix
明显地不同于陶希圣的暧昧，郭沫若斩钉截铁的断定“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经二千多年”。x 他认为∶事实上不是在西周，而是在周室东迁以后，中国社会才由奴隶制度渐渐转入了“真正的封建制”，春秋的五伯，战国的七雄才是“真正的封建诸侯”，秦只是名目上废封建而为郡县，事实上中国的封建制到最近百年都很巍然的存在着，秦始皇才是在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xi
郭沫若显然认识到他所说的“封建”与古代的“封建”含义截然不同，所以他反复说“真正的封建制”，“真正的封建诸侯”。他认为∶古人用“变封建而为郡县”来表示周、秦之际那一很大的社会变革，完全是皮相的观察，周时并不是没有郡县，秦以后也并不是没有封建，这些都不必说，而关键在于∶西周事实上完全是奴隶制的国家，而自秦以后的经济组织在农业方面是成了地主与农夫的对立，工商业是师傅与徒弟的对立。“秦以后的郡县制实际上就是适应于这种庄园式的农业生产与行帮制的工商业的真正的封建制度。……所不同的只是封建诸侯的世袭与郡县官吏的不世袭罢了。这可以说是一种封建制度的变体，然而每每都有倾向到世袭的危险，…… ”xii
“封建”的古义在此就发生了一种根本的转折，而这种转折是由郭沫若发其端的， 嵇文甫曾谈到过当时一般学者的感觉∶“郭先生有一个最奇特的论断，就是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完成者。他不承认西周的封建制度，他说东周才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而秦汉以后才完成是真正的封建社会。我们知道，现在所有各派论中国社会史的，不管他们说秦始皇以后中国已经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说秦始皇并未曾破坏封建的基础也好，但是秦始皇对于封建制所起的作用，是破坏的而不是完成的，这一点他们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现在郭先生根本翻过来了。”xiii 何干之在1937年7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也说∶“在中国过去的八九年间，附和他的人极少，反对他的人却极多。……但是自从1935年以来，郭沫若的中国历史观，好象复活起来。”xiv 十五年以后，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也回顾了这一转折，他说∶“旧时说夏、殷、周三代为封建制，以别于秦后的郡县制，这是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曾有人怀疑过，也是不容许人怀疑的。但近年来周封建制被赋与了新的意义，因而三代是封建制之说便发生了动摇。”xv
郭沫若并在此文中继续补充了他的理由，他认为∶古时所说的“封建”是“封诸侯、建藩卫”的事，要在这种含义上说三代或至少周代“封建”是可以说得过去的。但由于古时所谓“国”本是等于部落的意思，所谓“封建藩卫”也不过是建置大小不等的各种殖民地而已。异姓之国大抵是原有的部落，同姓之国则多系从新建设的。《孟子》、《王制》中的五等爵禄、《禹贡》、《职方》中的畿服制，都在周代金文中找不到证据，当时诸侯称谓并无所谓等级，足见等级之制只是后世儒家的依托。王国维更有一个重要发现，便是古诸侯在其国内可以称王。而即便周代确有五等诸侯或五等畿服，“也和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的观念完全不同。在这儿不容许我们的新旧观念铰线。”xvi
也就是说，这里关键的是，如果“封建”不再被理解为一种“事件”，甚至不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制度”，而是要被理解为一种“社会”的话，这样，“封建”就不能只是在一个或一些历史朝代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是要在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意义上去理解，而且，它还不是发生在一个社会内部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