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的演变，而根本就是以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这样一种变化自然有如天翻地覆，而中国所经历的这种大变动除了近代之外，最令人瞩目的自然是属春秋战国时期，而如王国维、范文澜等人所认为的殷周之际的变化显然比不上这一变化，而且资料不足，至于魏晋之际，唐宋之际更不必说。所以，可能不是别的，而正是抓住社会形态的根本变迁，才是郭沫若等倡导的“春秋战国之际封建说”比较起“西周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古史分期说来更吸引人的一个秘密所在。
那么，这一新的“封建社会”的概念是什么含义呢？郭沫若在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回答还比较简陋。他说∶“封建制社会和奴隶制社会并没有多么大的悬殊∶只是直接生产者在奴隶制下可以公开地大量屠杀，而在封建制下的屠杀起初是不公开，其后是法律上禁止（当然偷偷打杀仍然是不免的）。又奴隶社会是氏族社会的延续，多量地含有血族的成分，而封建制则是多量地含有地域成分的奴隶制”。xvii 在1945年的《十批判书》中，郭沫若给出了比较完整的“封建社会”的定义∶“现代的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阶段。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被解放了的农工。重要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归为私有，而有剥削者的地主阶层出现，在工商方面则是脱离了官家的豢养，而成立了行帮企业。建立在这阶层上面的国家是靠着地主和工商业者所献纳的税收所维持着的。这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xviii
“封建社会”概念的论定
从1931…1933年，主要以《读书杂志》为中心，在中国展开了一场社会史的论战。该刊主编王礼锡还将所发的数十篇文章编为四辑，由上海的神州国光社出版。据何干之的归纳，这次论战主要涉及到三个问题∶1。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什么？2。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3。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是怎样的？ xix 从这一归纳可以看出，这一论战大致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大的话语系统（discourse）中进行的（包括那些反对的意见）。
在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讨论中，发表意见的主要有陶希圣、朱新繁、王亚南、王礼锡、王宜昌、李季、胡秋原等。 xx 陶希圣的观点比较起他前几年写《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来又有些改变，他在1932年9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一文中，对中国社会史又有了一个新的分期∶1。西周时代是氏族社会的末期；2。由战国到后汉是奴隶社会；3。由三国到唐末五代是发达的封建庄园时期；4。宋以后是先资本主义时期。他解释他观点改变的原因是∶宁弃公式而取材料。xxi 这样，他实际上是倾向于把中国封建社会的上限由西周下撤到魏晋，而把其下限划到唐末五代，封建社会或“发达”的封建社会又变得相当之短了。这些看法应该说是还是有相当史实为依据的，从魏晋到唐末五代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自成一个历史单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公式”或者说一个时代的“范型”的强烈影响∶比方说，纯从经济上定义一个社会，在封建社会之前必然是一个奴隶社会，在封建社会之后必然是往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等等。不过，当陶希圣后来在北京做《战国至清国社会史略》的演讲时，他又暂时避开了公式概念，把这一时期的历史仅从时间上笼统分作三段∶1。古代社会（公元前5世纪至后三世纪）；2。中世纪社会（公元3世纪至九世纪）；3。近世社会（公元十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xxii
王礼锡把自秦代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段历史看作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的“一段谜的时代”，但他又和胡秋原一样，倾向于认为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是“一段专制主义时期的存在”，这有混淆政治概念与社会概念之嫌。xxiii 另外，李季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是始于周初而终于周未的，自秦至清未则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时代”，xxiv 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杜畏之、梅思平、陈邦国等等，虽然他们用的名称不一。xxv
这场论战虽然刺激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史的兴趣，深化了某些问题，但本身并没有达致某一概念的论定或者观点的统一，这大概也是几乎一切尚属比较正常的思想学术讨论自然的直接结果。在某一时期里，一种思想占上风，或者一个概念被论定自有其特殊的原因、途径和作用方式。换言之，决定了大陆后来几代人对中国历史的思维模式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并不是在上海的阁楼上，而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敲定的。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自然起了一种特别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1926年3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首先把社会分析置于一种革命战略的地位∶即要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但这篇文章主要是对现实阶级状况的分析，尚未提出“封建社会”的概念。xxvi 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认为，农民运动“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倒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毛泽东并把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概括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xxvii 但是，此文也没有正式提出“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的概念。
“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和系统说明，首见于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第一章“中国社会”。这一章是由当时在延安的“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xxviii 该文认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来，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1。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2。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3。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生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还强迫农民交纳贡税和从事无偿劳役，去养活国家官吏和军队。4。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秦统一中国以后则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贫穷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就还是要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就基本上仍然延续下来。这种情况直到近百年来才发生了新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xxix 不久，毛泽东又在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中重申了“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观点。xxx
比较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论断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处在马克思主义强烈影响下的社会科学界在解释中国历史方面的成果，也反映了那一动员和革命的时代的人们的一些基本共识，再加上毛泽东所处的特殊地位，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他的这些话自然就成为定论和“最高指示”，变为一种广泛流行、妇孺皆知的常识。毛泽东的论断也决定了1949年以后三十多年中国大陆史学理论研讨的基本走向。xxxi 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古史分期∶主要是中国何时脱离奴隶社会而进入了封建社会，从1949到1979年，这方面公开发表的论著有500多篇（部）。xxxii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从1931…1982年10月，发表的论著也已在200种以上，其中大部份是在建国后发表的。xxxiii 史学界以“延至晚清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为确凿无疑的前提，这些论断也贯穿在各种历史教材中，为一代代（包括今天）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们诵读。
回顾“封建社会”概念在本世纪演变的历史，我们看到，“封建”一词已脱离了原来古代的蕴涵而被赋予了新义∶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制度的范畴，而主要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范畴；它也不再只是一件往事，而仍然是一种现实。“封建社会”概念的提出和讨论，标志着把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结合起来的首次认真的尝试。在30年代参加中国社会史讨论的学者们可能自身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的工作和年鉴派史学家30年代在法国所做的工作有着某种类似性，例如注意全体、探讨“总体的历史”、注重“长时段”、重视社会经济的因素、重视下层社会的历史、带着问题研究历史、以古论今、以今论古、不满于传统的记诵史学和考证史学等等。但是，由于学者们缺乏比较纯粹的学术定位和一般方法论的兴趣，强烈的现实需求又导致试图以一种社会理论来全面彻底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倾向，再加上战争的打断，所以，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仍然很有限，史学与社会科学尚未真正地结合起来，更谈不上形成一种持久的趋势。当时的史学主流——无论是传统的记诵派，还是新起的科学考证派、疑古派，都不太理会这些争论。所以，这些讨论给人的印象是∶一群社会科学工作者贸然地闯入了历史园地而又很快地呼啸而去。虽然还有一些个别的耕耘者如瞿同祖等，但却显得形单影只。xxxiv 但是，我们却决不可低估这些讨论对于社会，尤其是青年的巨大影响。xxxv
指出一个制约着这些现象的时代的原因也许是不无益处的。当时，这些学者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和讨论是处在一次革命高潮刚刚过去之后的“苦恼期”（何干之语），或者说，是对于1927年大革命经验的“回想时期”（王宜昌语）。王礼锡在其所编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的“第三版卷头言”中写道∶“现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经碰壁，而革命的潜力不可以消泯于暴力的镇压之下，正需要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正确的革命的新途径的时候。”而“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有一个先决问题应当解答∶‘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xxxvi 何干之写道∶“过去我们做了什么，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但是为了回答这些疑问，就非先彻底认清现代中国社会，彻底清算过去中国社会不可。”xxxvii 而毛泽东对这一点说得还要明白∶“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xxxviii
所以，史学与社会理论的结合就实际成为与一种革命理论的结合，“问题史学”实际就成为“行动史学”、“革命史学”。革命理论与当前现实的紧密结合就导致了对历史大刀阔斧的重新解释和根本改造。
钱穆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中，曾把近代中国的史学分为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三类，并把“革新派史学”分为主张“政治革命”、主张“文化革命”、主张“经济革命”的三期，他如此评价这一派史学说∶“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xxxix 钱穆并且不同意中国自周秦以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他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宗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既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以‘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钱穆还进一步对西方划分社会的公式提出了疑义∶“然则中国已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设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方学者此等分类之外？”xl 但此等史学家的异议，随着1949年大陆的易帜自然是席卷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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