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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天会》的演出过程中还有个插曲。当时是北京京剧老生谭鑫培最走红之时，几乎是“无腔不谭”的，所以最理想的是谭鑫培来演主角。可是这位侍候过老佛爷的谭老板根本看不起袁大头，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又找外号叫“老乡亲”的孙菊仙，孙也曾是朝廷的“供奉”，自有身价，同样看不起袁世凯，也坚决不演。我想，这些老艺术家们一看到《新安天会》这个本子第一句话一定是：“这什么玩艺儿！”谭、孙不肯演这是极正常的。后来以唱功闻名的刘鸿声接了这个差事。刘鸿声（据说田汉名剧《名优之死》的男主角就是以刘鸿声为模特的）唱到“对月怀乡自叹”时，因为这是影射孙中山落拓倒霉，所以袁世凯很高兴。他看到刘鸿声身上穿的龙袍太旧了，于是，把登基大典筹备处为自己准备的新龙袍赐给了刘鸿声。这件龙袍上面绣了九条龙，蜿蜒全身。袁世凯不喜欢这件龙袍，认为所绣的龙太散，“气不团聚”，不吉利，便赏给了刘鸿声。所以诗中有“龙袍传赏李龟年”之句。当然，这是个小小插曲了。
不仅杨度从立志“帮忙”，最后堕落成了“帮闲”，筹安会中其他人士也大多如此。像严复那么大学问的人也为洪宪皇帝帮闲，他游曲阜孔林，获得了周宣王冕旒，作为吉祥物似的向袁世凯进奉。另外，他从西文有阴阳性之分受到启发，又在《汉书》看到女官中有“共和”之名时，竟用以比附共和制度。“更申共和国家属女性之说”，而女性软弱；“帝政为男性”，男性才有力量。这些辨析不仅无聊，更显示出作者立意在拍老袁的马屁，真是失身份的事。
杨度与袁世凯非同一般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所以议建筹安会之初，袁世凯不想由杨度来办，而是希望与袁关系不深的徐佛苏主持此事，参与机密。迷信枪杆子的袁世凯的心目中更重要的乃是北洋老袍泽对他的支持和南方革命党可能出现的反抗，他的注意力都用那些方面，因而对于筹安会中的头面人物（有些是费了很大力气才笼络来的）就冷淡了一些。筹安会最初闹得沸沸扬扬，出足了风头，挨够了骂，而在实际的帝制活动中是处在有它也不多、没它也不少的状态下的。自视颇高的杨度心中怎么想呢？他的诗中不无怨气地写道：“吹箫已得神仙分，更起高楼与接天。”本来已经是到手的第一功勋，当袁世凯对于这些拥戴者又有了新的要求时，它又显得渺茫起来。
考察杨度在洪宪活动中的行踪，仿佛他与“皇太子”袁克定往来更多一些似的。从对帝制的积极性来说，袁克定比“乃翁”更胜一筹，因为他把自己政治前途全押在未来的洪宪王朝的成败上，因此他对帝制活动表现出超常的积极，而袁世凯则显得有点谨慎，或说畏首畏尾。袁自从作了终身大总统之后，实际上他已经是没有皇帝名位的皇帝了，因此，他害怕偷鸡不成蚀把米。袁克定完全没有这些顾忌，他一心一意地希望老子赶快做皇帝，自己好当“皇太子”。他想尽办法剪除一切可能影响到洪宪帝制进程的消极因素。例如克定的弟弟袁克文对父亲称帝不太积极，赋诗言志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被克定密告袁世凯，拘禁于北海，禁止其出入。又如当时袁世凯只看日本人开办的《顺天时报》，但就这份报纸也有反对帝制的文章。为了坚定袁世凯称帝的信心，袁克定等人编辑、印制一份专供袁世凯一人看的《顺天时报》，这报通篇都是拥护洪宪帝制的文字。后来袁克定的妹妹的侍女回家省亲，从家里带回一张《顺天时报》，用以包东西，才发现它与新华宫中的《顺天时报》不同，从此戳破了假《顺天时报》的骗局。这一类事情都是袁克定通过筹安会杨度等共同筹划的。每当袁世凯有点动摇时，袁克定都要与杨度密商，给袁世凯打气，坚定其信心。杨度本来是立志帮老子的，却帮了儿子。自降其等。
杨度领导下的筹安会的操作方式也不对。一九一五年四月，杨度写好了《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杨度把它进奉给袁世凯，袁看了很高兴，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赐给他。本年八月十四日杨度及严复等发表组织筹安会宣言，因为《君宪救国论》一文是打着探讨学理旗号的，所以当办筹安会之时，杨度便把旗号当做事情本身去做，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史及各团体派代表到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挂牌营业，并立即通知各省会员说本会“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这种宣传，真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杨度以为他们对帝制推动已经很迅速了，然而老袁、小袁等人仍感太慢。于是，筹安会马上通知各地代表，并寄去表决票，请代表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筹安会从一个“研究团体”变成了表决团体。它还准备策动各省的代表向代行立法院职责的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并鼓动各省驻京人士组织公民“请愿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要求恢复帝国。又是征求民意、又是组织请愿，好像特别看重民意似的。但这已经让袁世凯、袁克定们等着不耐烦了。他们把杨度看成是迂阔、不中用的书呆子。杨度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毕竟受过新思想的熏陶，民意还在他的心中有一定的位置。然而这就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不能像那些大老粗军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杨度的老师王壬秋讲的“帝王术”“王霸之道”也不是这个做法。《洪宪纪事诗》引王壬秋《湘绮楼说诗》云：
洪宪改元，余方辍讲东洲，不问世事。而京使复来，将以大师位上公强起之，笑谢不遑。使留三日不去，乃与书项城，有曰：闻殿墀饰事，已通知外间。传云，四出忠告，须出情理之外。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转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撰，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又与杨皙子（杨度）书曰：谤议丛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
王老夫子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而杨度就不免有先后矛盾之处。王氏问得好：“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专制本身是对民意、民主的剥夺，实行专制要通过“民主表决”，这本身就是一件极荒唐的事。杨度和筹安会所采取的操作手段就是对所追求实现目的的一个嘲弄。杨度一生服膺的是他老师的“帝王术”，可是拥戴他人为帝为王时，恰恰没有用好“帝王术”，他老师耳提面命也没有用。无怪王壬秋说他是“书痴，自谓不痴”。杨度与王壬秋毕竟是时代不同的人，面对的问题是不完全相同的。杨度想如他老师那样对各种各样野心家应付裕如、游戏人间是不可能的了。
三
一九一六年王壬秋逝世时，杨度为其师撰写的挽联是：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杨度谈到他老师王壬秋时总爱提到他的“帝王之学”，而且认为自己没有学到家。一九三一年，杨度病将不起时，为自己写的挽联也有“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所谓“帝道”也是指“帝王之学”。可见杨度一生孜孜以求的是“帝王之学”。王壬秋是湘学中的大家，因此，“帝王学”在湘学中具有一定的位置。
什么是“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史记·商鞅列传》的赞语之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从这些话中可知，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的内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诸方面：一，进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挟持浮说）。三，重术不重德。四，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因而把它定位为“术”是很恰当的。因为它只是个“术”因此就缺少规范，目的就是一切。传统文化的非规范性的一面在“帝王学”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法家中的集大成人物韩非，所继承的法、术、势三家，其中就有“术”。但是，最赤裸裸讲“术”的还是纵横家，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他们只讲目的，不计手段的。这些人物活跃于战国时期，《战国策》一书中记录了他们穿梭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挑拨离间，搬弄是非，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辅佐的一方，推上帝王的宝座。他们有《鬼谷子》《阴符》这样的“经典”，有鬼谷子这样的“见首不见尾”神秘的祖师爷和苏秦、张仪这些战国时期活跃的成功人物。因而，纵横家就成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范例的搞“帝王术”的专家了。所以，这个学派搞的“术”更具有影响力，纵横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动方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基因之一，它潜伏在我们的文化机体之中，不时会表现出来，特别是外部环境有利于它存在和生长的时候。在谈到中国文化基因时，历来只重视儒、释、道三家，对于纵横家很少有学者提及。实际上，历史上一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识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满意儒家思想、具有个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对纵横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为取得功名富贵的手段，特别是动乱时期。这种以阴谋诡计为黑箱策划、以纵横捭阖为公开手段的活动更是为许多文人士大夫所认同。我在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指出社会动乱时，游民活动更为剧烈。游民的只讲利害，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性格特性与搞“帝王术”的纵横家们一拍即合，共同投入改朝换代的激烈的斗争中，“帝王术”与游民的思想意识融合起来。这样更强化了“帝王术”操作中的非规范的一面。因此，可以说“帝王术”就是中国的马基亚弗里主义。
清末民初正是社会大动乱时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侵入，宗法社会进一步解体；此时，人口增加很快，而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增加更快，各种游民的秘密组织遍及长江以南各省。太平天国起事和流动性的作战裹胁走了许多游民，曾国藩组织湘军，其兵源也以游民为主。可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曾国藩又很快地解散了他所统领的湘军，以免朝廷疑虑。像杨度的大伯因功授官者是极少数，绝大部分又回到最初的游民生活状态之中。这些已经见过很大世面的“退伍兵”们，其思想意识却和他们以前大不相同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更强烈，更富于冒险精神，更具有改善自己处境的手段。湖南游民秘密组织也很发达，山、堂、香、水遍地皆是，而且日益半公开化、乃至公开化。文人士大夫也与组织化的游民领袖交接起来，甚至把与他们共事看成一种时髦（如谭嗣同就与秘密会社中的人物有交往），因而，游民的思想性格渗入一些文人士大夫意识也是不奇怪的。何况传统湘学中的“帝王术”与游民非规范性的作风有一致之处呢。
我们了解“帝王学”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杨度的性格与思想意识及其在这些指导下的行为就十分容易理解了。清末民初不仅是社会与政治制度的转型期间，同样也是旧式的文人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化时期，于是，便产生像杨度这样把政治活动作为惟一生活选择的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以为官为最佳出路，不过与古代文人士大夫挂在口头的“达则兼济天下”不同，他们的口头禅是“救国”。为此，他们在不同政治倾向的军阀之间穿梭往来，他们不是军阀，但往往比军阀的影响力还大。这是一批人，章士钊、白坚武（吴佩孚的幕僚，李大钊的好友）都是这类人物；鲁迅小说《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也是这类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安于这类人物的处境。鲁迅曾说到这种人构成了一个圈子，对“猛人”（军阀及各种有实力的人物）形成包围，和“猛人”相互利用，当这个“猛人”倒了之后，便纷纷离去，再去寻求别的“猛人”（见《语丝杂志》）。因此，中国的“猛人”不断地更换，而中国政治变化不大，原因就在于有了这个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人，虽然不是个个都“毫无心肝”，但他们都是“空手道”的政客，就凭借自己的“术”，吃遍天下。在依附“猛人”的政治活动中最热衷的还是积累自己的家赀。
杨度的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杜月笙写的《杜氏家之祠记》。我不是上海人，对杜月笙没有直接的印象，可是从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