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与风险管理是衍生工具交易的核心。买卖双方一方承担风险，一方避开风险，这个过程由于交易商参加工作也被大大简化了。对风险的重视及了解仍是交易商工作的一部分，特别是对衍生工具交易商更是如此。风险一方面随资金的流动加快而产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另一方面，若杠杆大小与你的·承受能力失衡，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尽管我们能透彻分析影响风险大小的各种因素，但这并不能改变风险存在这一客观现实。你能降低风险，也能加剧风险。唯一的办法是事先想清楚：你能承受多大的风险，你能接受的具体金额是多大，不管是赔是赚。
《华尔街写真》
＇美＇希拉里·戴维斯 著 曹德俊 付涛 肖荣 张放 译
第十章 多方崛起
马特·牛顿脱去外套，靠在办公桌前，拿起电话，
以一副专业人员的气派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收到了
“第一批电话。这些电话是打给交易商与基金经理的，
不是提醒他们注意开市前经纪公司可能会推荐些什
么，就是交易商分析的公司股票会有新排名。还有直
接来自交易大厅的电话。这些电话能让人在开市前几
分钟感受一下市场气氛。马特早就盼着这些电话来，
因为要是能在华尔街开市之前察觉到某些情况，就能
争取主动。
马特从这些电话中获取他想要的信息。一大早，
他就在电脑里输入了一个价值4亿美元的投资组合，
一开市就会自动投入运行，不需他的干预。虽然马特
仍能监控程序运行，改变某些参数，但已不费多少事
了。
马特在头号交易商手下工作，接电话，冲咖啡、
关注电脑屏幂上的信息流动，什么都干。差不多他想
知道的所有问题，都能从电脑屏幕中找到答案。要是
马特不这么干，他的饭碗就保不长。干这行的人多的
是。马特工作的公司是斯库德—史蒂文森—克拉克基
金公司，这是一个拥有1000亿美元的共同投资基金。
马特工作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富竞争性的城市——纽
约。他很清楚，他必须一直是最棒的，一直是最优秀
的交易商。
90年代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应是多方交易商的倔起。他们用尖端科技赚取大量利润，他们的努力不断创造奇迹。证券交易正处于一场大的变革之中。随着多方力量不断壮大，他们改变着市场，塑造着它的未来。
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起因。美国退休基金及共同投资基金的发展是惊人的。从40至50年代起，这些基金就在发展，但直到1974年，由于通过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基金才有了长足的发展。该法令允许公民开设自己的个人退休账户。另一个大的飞跃出现在1978年，那时出台了401K雇员（公司）退休计划。从此以后，共同投资基金及退休基金越来越受到公众欢迎。1996年底，共同投资基金资产达3．5万亿，个人退休基金达3万亿美元，政府退休基金为1．7万亿美元。在英国，信托及投资公司资产达2000亿美元，退休基金也达到了7000亿美元。
为什么共同投资基金会成为个人的主要投资方式？穆里尔·赛伯特女士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公众现在意识到柱会保险不再是个人永久性退休
基金了。在他们的相父和父辈时期，情况可能如此。
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贷款已全部偿清，如果卖掉房
子，这些家庭可在弗罗里达、亚里桑那或加州另买一
幢住宅。这些州气候宜人，物价较低，很有吸引力。
这样一来，这些家庭还可以从卖房中赚进5至6石美
元。有杜金保障体系，再加上退休基金， 曰子就会过
得更好。对于二战后生育高峰出生的中年人而言，杜
会保障是不够用的。80年代，人们购买房子，还搞
装修，因为随着通货膨胀，这些东西也在增值。若房
子在两年内升值30％，他们就金卖掉房子。现在不
会再有这种情况了，因为房地产市场较为低迷，通货
膨胀也得到了控制。人们面临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
于是这些入直接把钱投入共同投资基金。很多人都把
这种投资当作首选投资方式。
随着大萧条的阴影离人们越来越远，1987年股市暴跌的痛苦记忆更是越来越淡漠，人们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富有进攻性，眼界越来越短视，也更愿意冒险。人们的观念与偏好变了，经济受损的记忆及痛苦的感觉对个人来讲已不复存在。这代人比起他们的父辈更胆大。父辈在个人经济问题上表现出的谨慎小心是这辈人没有的。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以及现在的年青人更愿超前消费、贷款消费，把钱投入市场赚钱，而不是存进100％保险的银行。这批人将“风险”这一概念与“储蓄”混为一体，这种观念极大地推进了共同投资基金的发展。
大型喷气式飞机及彩电的出现，让人们感受到了科技的突飞猛进，对于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来说，科技进步改变了他们对未来的态度与处事方式。短期行为比比皆是，长期行为也被改装得符合短期行为的需要。对于时间的态度的转变——时间被大大缩短了——使得人们更容易接受高速运动、动荡和变化。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而不是什么令人恐惧的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代人大且投资共同投资基金，为退休作准备，这意味着他们认为共同基金是安全的投资，同时也接受了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风险更大这一事实——有时市场甚至是无法控制的。
老一代的业内人士对这种趋势甚感担忧。他们的焦虑是：大多数入市者都太年青，还从未遇到过一个不景气的市场。而且从老观点来看，这些人对市场的判断天真得可怕。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有可能血本无归。我们这一代人是无可奈何地接受风险。经验与知识告诉我们，在70年代，你得等上差不多10年才能看到你的投资升值。1987年股灾后，等待时间缩短了。我们能等，我们还很年青。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平静地接受风险的同时，我们完全清楚我们也赔得起。
下面的数据能让人看到资金是如何越来越快地流入共同投资基金与退休基金的。40年代，全美的基金不到80家，总资产为5亿美元。60年代资产上升到170亿，80年代达1350亿，到了1996年，资产就跃升到了3．5万亿。
再来看看成交额的增长。多方机构占了整个成交量的最大比例。基金经理们买进卖出股票——并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随着基金经理们手头可调用的资金越来越多，新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多。全美基金数同基金掌握的资金量一样令人眩目。1987年，投资者只能在2000多家基金中选择，今天，选择范围已扩大到7000多家。这意味着基金管理的竞争也更为激烈，更趋白热化。各家基金只能花大钱打广告，搞宣传。纽约的英斯汀网络公司的人告诉我：
经营得最好的基金经理与次好的经理在5年经营
期间的业绩差距仅为30个基准点，这好比奥运会水
平的游泳选手之间的差别。这些选手竭尽全力，仅是
为了比对手抢先百分之一秒。今天的资金管理者的情
况与此完全一样。
经营业绩每月都要检查，有时甚至频繁，这就给共同投资基金的经理们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们都想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排名摆在竞争对手的前面。排名的高低将决定他们能给基金吸引来多少资金。由于基金经理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的注意力也就不仅局限于买的股票比别人好，竞争扩大到了交易本身，就是说，他们要在实际交易中也要多挣一点业绩分。在这一点上，多方交易商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不仅要注重短期效益，这跟他的经理一样，还要注意降低交易成本位赢利增加。
退休基金或共同投资基金的经理负责将巨额资金导入市场，他们做出购买决定，多方交易商则负责在何地、用何种方法向谁购买股票。
多方交易商与空方交易商从来就相差甚远。多方依赖空方——大银行及大的经纪公司——为他们的买卖提供服务。有时把大宗买卖分成小额合同以不引人注意，有时又干脆一次性大量购进。出于双方最后的不同目的，他们吸引并需要两类迥然不同的人在他们的交易桌前工作。空方交易商很容易被想保成宇宙主宰。干这行需要勇气与意志，要富于进取心。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锋芒毕露。这些交易商被看成是光彩夺目的明星，他们敢于冒险，用大笔钞票承接多方的大宗股票。他们必须聪明过人——特别是那些业主交易商，这些人用公司的钱而非委托人的钱自主决定购买什么股票。
对一般的空方交易商来说，在他们看来似乎虚张声势的交易下面，隐藏着复杂的综合技能。他们是在公司与客户之间走钢丝绳，两边都要求他们尽全力，双方的目的又是背道而驰。这需要强硬的手腕，不妥协的执着，才能胜出对手。还需要得体圆滑的为人处事技巧，才能赢得公司同事的支持与尊敬。
一个优秀的空方交易商背后有一大批幕后人员。空方交易商需要分析研究人员，以取得最佳信息；需要前台交易商与他们一道工作；需要倾听他人的建议；需要大厅里赚钱的合同。空方交易商总在冒险，他面临日益增加的压力，要为公司日进斗金。从整体上来看，空方交易商也是挣大钱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完全同他们创造的利润紧密挂钩。干得好的话，每年能挣数百万美元。这一点也是其工作中最诱人的一面。
然而多方交易商也在奋起直追。他们的观念与技能要求与空方交易商明显不同。这里没有空方所面临的高压。多方是主宰，是资金流向的关键媒介。随着共同投资基金及退休基金的惊人发展，多方交易商逐渐取得了曾属于空方的生杀大权。
惟一尚不能反映多方势力增大的是两者的薪水。尽管薪水一直在涨，但大多数多方交易商仍挣得比空方少。在纽约，一流多方交易商的年薪大概在10万至60万美元之间，但一流空方交易商的奖金一项就令多方交易商垂涎三尺。在伦敦，一流多方交易商的年薪大约为10万至18万美元。多方交易商代表全球个人投资者的利益。这些投资者把本打算存进银行的钱投进了共同投资基金。交易商对投资者有中世纪武士般的忠诚，为他们赚取最大的利润。对于基金而言，若这些交易商善于压低佣金，在开市前抢先从空方处获取消息，也能增加收入。他们在市场上有自己的直接情报来源，这些情报反馈到基金后，就能在战略上推陈出新。若多方交易商们在市场的纷繁混乱中看准方向，就算是一把好手。他们中的佼佼者还用最新科技使自己领先一步。
马特·牛顿的上司彼得·杰金斯是斯库德—史蒂文森—克拉克基金国际业务部主管，他还是证券交易商协会机构委员会主席。被得与多方交易商霍利·斯达克这位多尔顿一格赖纳一哈特曼一马厄公司的副总裁，一道推动着市场演变，在投资基金的爆炸性增长中让金融界刮目相看。他们还是促进市场规则变化的先驱。这两个人都涉足政治，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两人连同投资者研究公司的哈罗德·布莱德雷，时常在证监会游说，起草各种文件，发表讲演，让公众意识到多方力量的壮大，意识到他们的新要求。所有这一切都能改变游戏规则。在多方看来，这些规则以前都是偏向空方的。
今天的多方交易商手里掌握着庞大的资金，因而他们得看准大买卖。10年前，多方的头寸不过几千上万股，如今则是数百万股。这就造成了一个寻找流动性的问题。钱很多，但流动性不够。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大机构认为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一古脑儿都想同时买IBM的股票，然而却找不到有足够多的票的空方。
这样一来，每天早上多方交易商都要坐下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们要决定在哪个市场去买卖证券。以前只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中心市场可供选择，现在有了为小公司服务的NAS—DAQ，于是他的选择多了一个。当非证交会成员的公司也开始买卖股票时，他们的选择增加为3个。于是这些多方交易商可从“第三方”购买。
大的经纪公司提供一种被称为“楼上”的服务，为多方提供大额合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和所罗门兄弟公司，都开始运用手头的资金与多方迅速达成交易，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在实际操作中，多方会在他们需要时跟任何一方做买卖，只要成交额较大，价钱划算就成。他们最看中的是流动性。他们想立即获得流动性，立即成交。如果英斯汀网络有他们需要的股票，‘他们就去那儿购买；如果机构交易投资系统（POSIT）有流动性，他们就去机构交易投资系统进行交易；若交易大厅有流动性，就去交易大厅做生意；若需经纪人来做一笔大买卖，就去找经纪人。多方交易商的选择越来越多。
选择多方一方面是件好事，另一方面又让多方交易商的日子更难过——他们必须决定选择对象，同时还得密切注视所有可能的选择对象的动态。市场细分能使事情变得更复杂。随着机构交易投资系统、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以及布鲁伯格这类的交易体系的出现，交易商能通过电脑直接操作。交易商身处纽约证交所大厅，当他注意到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上成交股票比市场上的价钱更划算，他就会取消纽约的订单，掉头转向后者。电话十分重要，交易商手边的电话不计其数，一条电话线就是一条生命线。这样，不仅多方的选择在增加，市场运行速度�